肖玉珠转自
海外關係”，在二十年以前的中國大陸是個令人噤若寒蟬，唯恐避之不及的字眼。所謂“海外關係”，一般意義上指的是某人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有親戚，有時甚至連朋友也算在內。但仔細分析，其實是有某種特殊的政治定義的。有“海外關係”的人在政治上被劃入另冊，在組織上被監察或被控制使用，不論走到哪裡都背負著看似無形實則沉重無比的政治包袱，還有那歧視、戒備的目光，或擔心受到牽連的閃避。不同的時期內，“海外關係”有著不同的範疇。在５０年代中蘇友好的時候，誰有親戚朋友在偉大列寧的故鄉蘇聯，或在社會主義陣營包括東歐共產黨國家以及北朝鮮等，那麼政治上絕對是光榮的，准定受到許多人的羨慕。而且這不但不算海外關係，甚至在個人的政治履歷表上還會獲得額外加分的殊榮。可中蘇決裂後，跟“大修正主義（蘇聯）”“小修正主義（東歐國家）”有關聯的人也淪入了有“海外關係”的人群群落。“海外關係”因國家、地區的不同而有層次的不同。最嚴重的是美帝和蘇修，還有被稱為“人民公敵”的蔣介石、國民黨盤踞的台灣，其次是英國、西德、日本等西方國家以及香港、澳門等地，剩下東南亞和其他的一些小國家就不是太嚴重了。
而我的父親不幸就恰好有一個既嚴重又復雜的“海外關係”。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激烈搏戰逐鹿中原，中國大地風雨飄搖的４０年代末，我的父親正是一個天真爛漫、充滿幻想和激情的中學生。他很快就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啟蒙，成為他所在的中學最早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之一。共產黨奪取政權後，父親由於積極熱情地投身革命，學習成績優秀又有組織各種社會活動和文藝、體育活動的能力，從而同時受到共產黨的信任和同學們的擁護，擔任了學校團組織的負責人。
我的老家在江西省的南部，離南部的重鎮贛州很近。４０年代後半期，蔣經國先生曾任贛南行署專員，許多知識青年慕名而去，他的手下招納了一大批青年英才，其中不少是贛南人。我祖母的大姐有一個兒子大學畢業後也去了贛州追隨蔣先生，後來自然也隨蔣先生去了台灣。父親的這位大表兄大約長他十歲，又多年在外求學和工作，父親只見過他幾次。親戚間來往並不是很多，祖母的大姐生育了至少七、八個子女，父親則是祖母的獨生子。當一年中難得的一、二次串門時，身邊簇擁著眾多的表兄弟姐妹，父親對這位久離家門的大表兄的面目印象顯然十分模糊。他絕對想不到，就是這位他幾乎忘記了的，跟著蔣經國先生去了台灣的大表兄竟成了他背了二十幾年的沉重政治包袱。
共產黨建政初期，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需要大批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充實他的干部隊伍。一股“參軍參乾”的熱潮在全國的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中掀起，許多初中生高中生放棄了升學，投入到這一行列中去。在校大學生們並未參與，因為經濟建設也需要更高級的人才，政府要求大學生們安心完成學業。父親當時十七歲，讀完高二，正要升高三。滿懷獻身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澎湃激情，父親毫不猶豫地中止了學業，參加了革命隊伍，從此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給了黨安排。
我的祖父是個農村舊知識分子，常年在外輾轉於數間中小學當文書謀生，微薄的薪水只夠他自己的生活開銷。家中的田地由我的祖母耕種，勤勞能幹的祖母是個大手大腳的勞動婦女，她起早貪黑地勞作，在地裡輪番種上各種蔬菜，收穫後挑到城裡叫賣，得來的錢用以買糧油鹽布等和供我父親讀書。在４０年代貧窮的中國農村里，我父親家的境況能夠維持溫飽，就可以算作小康了。“土地改革”中，擁有祖上留下的幾畝地的祖父母被劃為中農成分。以毛主席的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父親的家庭出身中農是團結對象，祖父母都歷史清白，與國民黨沒有任何瓜葛，父親本人思想進步，工作積極又有能力，應該是可以信任且有培養前途的。
起初的幾年確實如此。參加工作的第二年，十八歲的父親就成了一名共產黨員，他由鄉到區，再調到縣里任共青團縣委的宣傳部長。隨後又被選送到省團校（培養共青團幹部的專門學校）學習，因文筆較好畢業後分配到共青團省委的機關報《青年報》報社當記者。
記者的工作比起基層幹部的工作要單一得多。父親自小愛好文學，有中國古典文學的根底，又接受了現代文學的熏陶，有一定的寫作基礎。父親熱愛記者的工作，他刻苦學習以充實自己，到處採訪不辭辛勞，抓住了一些有價值的新聞，寫出了一些好文章，得到了外界的好評和領導的表揚。有一次，他偶然得到有關某縣一位女高中生被逼婚的消息。一種維護《婚姻法》，幫助受逼女學生的正義感使他迅速趕到出事的縣進行採訪。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以後，他大吃一驚。原來，對女高中生逼婚的不是什麼流氓地痞，而是該縣的一位領導幹部。這是一位“南下乾部”。當解放軍揮師南下去奪取在國民黨手裡的半壁江山時，中共中央抽調了大批幹部隨軍南下接收新區。由於延安十幾年培育的干部遠遠不足所需，共產黨在東北解放區招收了願意投身革命的許多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經過短期訓練派往南方，後來又增調了許多東北解放區的地方乾部，其中有相當一些是農村里的鄉村幹部。他們中不少人幾乎是文盲或半文盲，並不懂多少革命道理，政策水平和領導藝術就更談不上，有的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卻又時常顯擺“老子比你參加革命早”的老資格。雖然只是少數人，可在南方各省的普通幹部和老百姓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這位南下乾部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他看中了這位漂亮的女高中生，向她求婚，沒料到她竟然一口回絕。惱羞成怒的他於是採取各種方法，逼迫她允婚。倔強的姑娘堅決不從，直至被逼瘋。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度責任心使得父親決定要抨擊不正之風，盡力維護黨的威信和聲譽，他揮筆疾書，寫了一篇報導，揭露了這一逼婚事件的真相。報導發表後，反響很大，那位領導幹部後來受到上級黨組織的處分，群眾拍手稱快。但也有人批評這篇報導立場有問題，幹部犯錯誤應黨內解決，公開報導有損黨的干部形象。不久，“反右運動”開始，有人重提這篇報導，說作者有復雜的海外關係，他寫文章的動機很值得懷疑。更有人說文章恰好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字裡行間都透露出反黨傾向。但不知是報社領導好心對父親作了暗中保護，還是打成“右派”的人數已完成任務，亦或是其它什麼原因就不得而知了，總之父親還是幸運的，最終沒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右”結束後，上級號召幹部（主要指知識分子乾部）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去艱苦的環境中鍛煉並改造世界觀。全報社的人都寫了決心書，可父親在大紅紙上公佈的名單中卻高占魁首。這一結果是頗耐人尋味的，很顯然，父親雖逃脫了被打成“右派”的惡運，實際上也失去了上級的信任，有著複雜“海外關係”的父親被認為不適合在稱為“黨的喉舌”的報社工作，而須下放勞動去改造思想。
父親和幾百名下放乾部被敲鑼打鼓地禮送出省城，朝著一個號稱“天下第一山”的地方行進。坐汽車行了幾百公里後，公路沒了，他們背負行李步行了一百多公里，來到了大山腳下。舉目望去，好一片雄偉氣象！這裡位於羅霄山脈的中段，湘贛兩省邊界，山勢險峻，陡壁深澗，長年雲霧繚繞。方圓五百里綿延起伏的山嶺長滿了青松翠竹綠杉，還有各種各樣的雜木、灌木，是一個資源富足但卻貧窮落後的地方，軍事上可憑據天險，易守難攻，無怪乎當年毛澤東選擇這裡作為黨和軍隊的第一塊紅色根據地。父親和他的同伴們手持砍刀，披荊斬棘，一步步上山，來到山區中心的一個山頂小平原安營扎寨。這裡雖名為小鎮，實際上只是個二、三十戶人家的小村子。幾百名下放乾部中有的頭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有的雖然“摘帽”（即取消“右派”的頭銜），可仍拖著一條看不見、摸得著的政治尾巴。不久又來了一批被劃為“右傾”、“中右”的軍隊轉業幹部，他們大多也是知識分子。就是這幾百名身負沉重政治包袱的下放乾部和幾百名知識青年，歷盡千辛萬苦，白手起家，艱苦創業，使這個貧窮落後荒涼閉塞的山區變了模樣。公路修通了，汽車不停地下山上山，運出去國家建設需要的大批茅竹木材，運回來山上人們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其它建設物資。機關大樓、學校、商店、影院、新華書店、革命歷史博物館、餐館、招待所，甚至還有供內賓、外賓住的高級賓館，一座座樓房蓋起來了。昔日的小山村已變成了初具規模的山中小城，上級把這裡定為縣級行政管理局，直屬省管，文化大革命中還一度與著名風景勝地廬山同時升為地區級，與贛州、吉安等專區平起平坐。１９６５年５月，毛主席重遊此地，看到這驚人變化，非常高興，揮毫寫下了一首詞，這就是著名的《水調歌頭》。詞中廣泛流傳的名句“舊貌換新顏”，“處處鶯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雲端”等讚頌了建設者們取得的輝煌成就。可是有誰知道這些建設者們長留內心的隱痛？他們身背政治重負，忍受著人們的歧視，在“艱苦勞動，徹底改造世界觀”的口號導引下艱難行進的腳步多年來是否也被歷史忽略了？
山區建設初具規模，百業待興，處處需要得力的干部。除了“海外關係”，個人檔案中沒有其它不好記錄的父親被派往一些負責崗位上。他先是擔任了文工團團長兼黨支部書記，組建了山上唯一的文藝演出團體，活躍了山上的文化生活。文工團後被省裡接收，不少演員還成為省裡的名演員。接著他調入機關，任團委書記，後任黨委辦公室主任。父親感到自己重新受到黨的信任，“海外關係”的包袱也許就此解脫了？他心情舒暢，工作更加努力，以此來報達黨的信任。建設山區的生活，激發了他的寫作慾望，業餘時間他寫了一些短詩，歌頌建設者們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和他們親手創造的新生活。
１９６４年“四清運動”開始，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機關都抽調可靠的干部組成工作隊派往農村，父親也被選調去地區工作隊。當父親急急忙忙安排好本單位的工作，攜帶行李趕去工作隊駐紮的地點報到時，工作隊領導嚴肅地通知他，“因工作需要仍回原單位”。起初父親還真的以為原單位有什麼急事，又匆匆趕回去，發現並沒有什麼異常，父親大惑不解。不久，父親調離機關，領導派他去一個小山村組建一個農業科學技術研究所。父親一直做文化宣傳工作，對農業一竅不通，但他對領導交給的任務從沒有二話，立即就走馬上任了。父親一點一滴從頭學起，向專家學習，也向有經驗的老農學習，甚至有時還向曾種過幾十年蔬菜的祖母請教。幾年後父親就掌握了農業科學的基礎知識，並對一些先進的農業栽培技術如數家珍，全力推廣。醉心於農業科學研究的父親很久以後才知道自己為何從四清工作隊去而復返的真正原因，即工作隊領導做政治審查時發現他有一個在台灣的表兄，他們認為具有如此復雜的“海外關係”的人是不適合當工作隊員的。由此又引發了父親原單位的領導對父親重新審查，得出的結論是父親也不適合在黨政機關工作，更不適合呆在黨委辦公室主任這樣一個重要的職位上。父親的“海外關係”問題也影響到母親，其時作為區一級婦女聯合會主任的母親已被任命為縣一級婦女聯合會主任，當她手持調令去黨政機關報到時，領導突然通知她調令改了，改任她為一家以竹子做原料的工藝美術品廠廠長。領導還說：“祝賀你成為眾多企業中的第一位女廠長！”母親沒有思想準備，一時茫然不知所措，事後許久才知個中原因。
“海外關係”的包袱到了文化大革命幾乎成了一個炸彈，它隨時都有可能因被“造反派”、“紅衛兵”發現而引爆。從一開始，父親就被劃入要掃蕩的“牛鬼蛇神”行列，身上的罪名五花八門：因寫過幾首歌頌山區建設者的短詩被打成“黑幫”，因５０年代當記者時寫的新聞報導加上了一頂“漏網右派”的帽子，因當過基層單位負責人自然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協助上級領導做過工作計劃、寫過總結被封為“黑軍師”，甚至連父親曾大力推廣過的水稻良種“珍珠矮”和“農墾５８”也遭到“炮轟”、“火燒”。我家中農出身的成份被人改為“破落地主”，最後，由於那復雜的“海外關係”無疑被賦予“特嫌”（即特殊嫌疑分子）的稱號。從１９６６年開始，父親就失去人身自由，差不多一直在“牛棚”（未經任何司法程序，是“造反派”專門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的總稱）里關了三年。１９６９年，父親被“支左”的“軍宣隊”宣布“解放”，隨後第二次下放農村，去到幾百公里外一個更為偏僻的小山村和我們全家團聚。一年前，我們姐弟已跟隨母親和祖母先期來到這里安家落戶。
歷史的發展有時確是戲劇性的。當全民族的共同大劫難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８０年代初期始，中國打開了國門，邁出了改革開放的步伐。誰能料想，昔日聞之色變的“海外關係”忽然間竟成了時髦的名詞，甚至是一種炫耀身價的標牌。人們以欽羨的目光望著那些由於有“海外關係”才得以成為第一批因私出國的人，他們出國留學、探親或繼承遺產，比起中國的大多數老百姓來說，特別是像我父親這樣僅僅沾了一點“海外關係”的邊，卻因此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而事後也不會有任何補償的許許多多人來說，他們確實算是不幸者中的幸運者了。
一個不接受歷史教訓的民族很難有光明的未來，而一個只顧糾纏歷史恩怨、是非，忘了繼續前進的國家也決不會前程似錦。事實上我父親從未對我們談起過他的這些遭遇，這些事都是我無意中從他的一些老同學、老同事和親戚那裡聽來的。有一次偶爾提起“海外關係”這一歷史名詞，父親只是說希望這種一損俱損、株連九族，源於封建的“血統論”的所謂“海外關係”的悲劇再也不要在中國大地上重演了。對於他的那位記不清面目的在台灣的大表兄，由於多年在政治上的“牽連”，現在反而覺得比較親近，甚至產生了想見他一面敘敘親情的願望。父親已於前幾年退休，他的大表兄大約也已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我衷心地祝愿他們表兄弟倆能早日聯繫上，在有生之年見上一面。
如果去除那特定歷史時期附加的政治意味，“海外關係”這一名詞倒也確實有著某種概括力，我想這大概就是為什麼現在人們仍然時常使用它的原因吧。當然，過去的貶義詞如今已成了褒義詞。
最後，十分有趣的是，隨著我的小家移民來加拿大，父親真正地有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海外關係”——他的女兒、女婿和小外孫女。我相信，這一“海外關係”除去思念之苦外，再也不會給父親母親和弟弟帶來任何政治上的不幸了。也許不久的將來，父親母親也可憑籍著這一“海外關係”，到加拿大來探親、旅遊一番呢！
□ 寄自加拿大。作者保留版權
刊登在1998 華夏文摘 cm980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