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70后的文革——那些恐怖的童年记忆（上）

陈杰人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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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中国传统的“清明节”期间，我从北京回到湖南双峰县的故乡，在为先人扫墓之余，我特意绕道走了一趟多年前儿时上学的小路，意外地发现那里的一些墙上还残存着40年前文革时期的标语，也正是这些标语，把我的思绪带回了40年前那些令人恐惧的日子。

我对儿时清晰而又系统的记忆，始自刚刚踏入校门前夕的时段，那正是1976年——中国的文革运动在农村基层最疯狂也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时候。

1976年初，我刚满4岁不久，因为家庭穷困，加之父亲在村里的小学担任民办教师——那是工作职责和任务与正式教师一样但薪酬却低得多的临时工——我就开始每天跟着父亲到学校去，渐渐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学生。正是在那条上学路上，我见证了很多至今无法忘记的特别故事。

一批斗读书人

记得2月底一个雨天的早晨，我和父亲走进教室不久，同学们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开始“晨读”——与其说那是一种早晨读书的活动，不如说是早间的政治洗脑时间——大家所诵读的内容，首先就是“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然后就会反复诵读几篇《最高指示》，也就是毛泽东的几段话。

正在同学们高声诵读之际，突然窗户外传来一阵更为高昂的嘈杂声，我和同学们忍不住攀窗往外看，原来是一队人员，押解着一个老人在游行批斗。那个老人头上顶着一只高耸的尖帽，那是一只用纸糊成的、形状类似圣诞帽但没有帽尾的白色怪物，上面写着一行我们看不懂的字。老人的腰躬着，头被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使劲地往下压，快低到尘埃里了，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他的脸。

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常常见到有这样的队伍经过，大家都知道那是在批斗“阶级敌人”，所以不觉得惊奇。只是那一次，批斗队伍突然把老人押进了我们学校简陋的礼堂（那实际上就是一间大一点的教室），他们的到来，让整个学校突然就停止了所有的读书声。有老师吹哨子，通知各班师生迅速集合，参加批斗。

七八分钟后，这间礼堂就变得水泄不通。四个“红小兵”迅速搬来四张课桌，临时搭成一个台子，两个带着“红卫兵”袖章、手持梭镖（一种类似于茅的冷兵器）的人，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老人架上了批斗台。

这时候，我惊奇地发现，那位老人就是隔壁村一位姓阳的爷爷，他平时没事时，还经常跑我家串门，因为我父亲是读私塾出身，他们俩有时便神秘兮兮地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谈些什么“子曰诗云”。

正当我要叫那位阳爷爷之际，父亲不知啥时出现在我身后，他一把捂住我的嘴巴，把我的脖子拧过去，朝我一个劲使眼色。我明白了，他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和那位老人相熟。

接下来的批斗，首先是主批人检举揭发，原来，这位阳爷爷因为早年当过私塾先生，一辈子喜爱读些线装书。而文革时期，毛主席号召毁四旧，绝大部分人家里曾经存有的线装书，都被强制收缴，有的烧毁，有的则卖给了做斗笠（一种戴在头上类似于帽子的遮雨工具）的店铺，拆开用来糊斗笠。而就在前一天，有红卫兵发现阳爷爷居然从斗笠店里回购了一套《康熙字典》和几本《诗经》、《战国策》之类（这些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卷册），于是，他就成了批斗的对象，红卫兵给他扣的罪名是——“反对毛主席号召、复辟封建糟粕”。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位可怜的老人是如何被当众羞辱的。他首先被要求跪在台上，自己扇自己100个耳光，一边扇，一遍骂自己是“畜生”；扇完耳光后，红卫兵当众用从他家搜出来的书，一页页撕下，用火柴点着，然后去烧老人花白的胡子和本来就不多的头发；等到头发和胡子被烧光，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

那时正是春寒料峭，两个主持批斗的红卫兵在众人的起哄下，突然三下两下就把老人的衣服裤子全扒下，只留下一条内裤，任由老人双手死死抓着不放。看得出来，老人感觉到了极大的没面子，整张脸都胀红了。

“脱掉！脱掉！”旁观者似乎打了鸡血般齐声起哄。两个红卫兵在大家的鼓噪下，一人抓住老人的手，另一个则一把扯下老人的内裤。其实，哪是扯，分明就是撕开了老人最后一点遮羞物。

那一刻，整个世界似乎都宁静下来，旁观者顷刻间陷入寂静，老人则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并用手捂住脸庞，泪水从他的指缝中挤出来。两三秒之后，众人再次哄笑，像是赶上了百年未逢的大喜事。

那一刻，我作为一个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成年人的裸体，特别是他下身皱巴巴的皮肤和一丛黑色的阴毛，让我感到惊奇。我当时不明白的是，大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在我不解之际，更让人惊愕的事发生了。因为有人顺手捡起黑板旁的教鞭戳了一下老人的阴部，另两个人突然用怪怪地声音喊道——“牵牛！”于是，众人再次坏坏地哄笑起来。

我后来才明白“牵牛”的意思，一个红卫兵，从裤兜里掏出一根细细的打底绳，就是那种苎麻制成的细小的绳子，直径大约一毫米，平时用来做鞋子用的。红卫兵把老人按倒在台上，手脚麻利地把老人的阴毛拧成一股，然后用这根绳子绑在一起，再在耷拉着的阴茎上绕缠数圈，于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大家强迫老人站起来，一个红卫兵牵着绳子，引着老人往前走，另一个红卫兵则扬着一把竹枝，像农村耕田时驱赶水牛一样，一边抽打，一边把老人赶到学校外的道路上游行示众去了。

我和同学们站在校门口，看着那队人员远去的身影，似有所懂又似乎不解，耳边传来那阵阵远去的批斗声：

“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打倒臭老九！”

“知识越多越反动！”……

晚上回到家，父亲先是紧紧地拴住门，然后带着我爬上小阁楼，小心翼翼地清理出他平时让我在家读的那些线装书，除了《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还有《论语》《左传》《诗经》《战国策》《资治通鉴》《古文笔法百篇》等约莫三十多本，用麻袋一层层裹好，又用塑料包严，再找几块木板钉实，然后藏到了屋檐下的某个角落。

看着我不解的眼神，父亲叮嘱道：“崽，记住一句话，现在毛主席时代，不喜欢读书人。千万莫对外说我家有线装书。”

从文革结束以后至少三四年间，父亲依旧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让我背诵经典，但他不把那些书拿出来，而是每次用毛笔写一段让我读，到我能背的时候，再把所写的内容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