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BBC
观点：“颜色革命”恐惧症与中国维稳2.0版
2015年1月11日
对中国公民社会尤其对自由知识分子来说，2014年是晦暗的一年。旧雨新知屡屡“失联”，话语空间不断收缩，打击一个接着一个。而这都因为一个敏感词：“颜色革命”。
维稳压力居高不下
“颜色革命”成为敏感词，始自2011年中国版“茉莉花革命”。那场所谓革命原本无非网上戏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确有其事。即便如此，仍几乎陷全国于紧急状态，大批维权人士遭非法拘捕甚至遭肉刑。从那时起，当局一直把所谓“颜色革命”当最大假想敌，习近平反复警告：中国是一个大国，犯不起颠覆性的错误。他所称“颠覆性错误”，或许就包括所谓“颜色革命”在内。
因为“颜色革命”恐惧症，维稳压力居高不下。即便周永康倒台，其政治遗产即维稳路线仍不动如山：
其一，对维权人士的镇压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2013年集中打击新公民运动，并延伸到其他维权领域。跨入2014年，打击持续升级，以致60多岁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70多岁的著名媒体人高瑜、80多岁的著名作家铁流皆不能幸免，颠覆了过去“刑不上老者”的潜规则。
其二，维稳对象从传统的维权领域，延伸到民间公益组织，以至仅定位民间智库的北京传知行研究所、仅致力乡村文化建设的立人图书馆，均遭关闭。传知行创始人郭玉闪、黄凯平更身陷囹圄。维稳范围几无边界可言，而令人人自危。
其三，意识形态领域急剧倒退，形成两大“重灾区”。一是网络舆论尤其社交媒体，转折点是2013年1月“南周新年献词事件”。当局对南周事件反向总结教训，认为舆论失控，可能沦为所谓“颜色革命”的温床。旨在收复“失地”或抢占舆论“上甘岭”的“新反右”接踵而至：整肃公知“大V”，严控社交媒体，甚至线下抓人、上央视“认罪示众”一条龙。舆论管制节节升级，已不再满足于文宣部门的行政控制，而是维稳部门跟文宣部门无缝连接，直接动用专政手段封禁不同意见者。
另一“重灾区”是高校及所谓“理论界”。今年11月，《辽宁日报》精心策划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专题，派多路记者卧底课堂，搜集大学老师所谓“不当言论”予以揭发批判。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即因所谓“不当言论”，遭北京警方拘捕。高校恐怖气氛直追“六四”之后的高校“双清”（清理、清查教师队伍）。
所谓“理论界”更是云谲波诡，部分官媒竭力推波助澜。王伟光即以中国社科院院长名义，在《红旗文稿》上呼吁阶级斗争不能灭。最高调的是所谓“红色文化研究会”，十八届四中全会刚过，便召开“掌握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理论研讨会”，强调意识形态斗争重要性前所未有，而其所谓“意识形态斗争”，基本就是张春桥的“全面专政”理论即在思想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革理论的翻版。
如果说周永康时代的维稳针对维权；2014年之后的维稳则主要针对所谓“颜色革命”。如果说周永康时代针对维权的维稳，侧重“掐尖”即谁冒头打击谁；针对所谓“颜色革命”的维稳，则指向中间社会尤其自由知识分子；周永康时代的维稳大多是各部门各自为阵，2014年之后的维稳则是统一部署，多兵种协同作战。本来在周永康倒台后，维稳一度遭遇合法性危机。但“颜色革命”恐惧症为维稳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维稳从1.0版升级到2.0版，强悍一如既往，尤其警权独大一如既往。
“颜色革命”恐惧症于理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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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的存在颜色革命的即刻威胁么？答案是否定的。
所谓“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以政治社会总危机为契机，以中心城市为平台，以突发和快速集结为特征，以和平非暴力的街头抗争为手段，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新型政治革命。2000年代末以来风起云涌，的确令北非、中亚诸国山河变色。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在大国成功的先例。
对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颜色革命”最难复制。“颜色革命”成功的国家无一例外属于弱国家，中国则是典型的强国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举世无匹。更重要的分别是，作为超大型国家，中国有极广大的政治幅员，为转移、缓冲社会矛盾与冲突提供了辽阔的纵深。中小国家不具此类优势，社会冲突一旦爆发，即无转圜余地，很可能瞬间摧枯拉朽。
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突尼斯小贩自焚引爆的街头抗议，可以迅速摧毁阿里政权。中国群体事件每年十余万起，比突尼斯小贩自焚严重得多的群体事件更不知凡几，却没有一起蔓延为全国性的抗议风暴。广东乌坎事件够激烈，动辄数千人上街游行，但乌坎周边村庄安之若素，对乌坎人的抗争始终不闻不问。即便声势浩大的香港占中，也没能引发多地联动，占中震撼世界，却没能撼动中国。
再就历史而言。九零年代中期之后，先有数千万国企工人下岗；继有不断恶化的三农问题；再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千万农民工失业。用官方话语概括，中国早到了所谓“社会矛盾高发期”。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层层叠加。因而不断有“危机革命”、“中国崩溃”的预言。
但预言者显然过于乐观或过于悲观了，他们忽略了问题的另一个层面，即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中国，不仅有转移危机的巨大空间，统治机器更是超大型的，有非同寻常的抗打压能力和资源攫取能力；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则为其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独特的超稳定结构，任何孤立事件造成的冲击，但凡以举国之力应对，都不难平息。唯有多地联动导致的体制内外突发共振，才有可能撼动。但九零年代中期之后，多地联动从无先例，星星之火不曾燎原。纵然北非之变在中国并非没有回应，民间“颜色革命”的呼声一度高涨，但毕竟没有现实的物质力量依托，终归寥落，就连中国的“颜色革命”论者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革命无力”而深陷绝望。
大致可以断言，只要没有高层权斗失控或经济总危机或大规模对外战争做导火索，多地联动的社会冲突将很难爆发，中国不存在“颜色革命”的即刻威胁。
政权存亡焦虑症导致恶性循环
那么，“颜色革命”恐惧症所为何来？
主要来自作为革命党对政权存亡的本能焦虑。“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列宁主义革命观的灵魂。政权中心论因而根深蒂固：政权就是一切，得到政权则得到一切，失去政权则失去一切。为了保卫政权，可以不惜一切。始有林彪的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建政六十多年来，当局政权存亡的本能焦虑始终不能解决。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焦虑叫“阶级斗争为纲”，六四之后，这种焦虑叫“反和平演变”。当下所谓“颜色革命”恐惧症，无非这种焦虑的延续，而与“阶级斗争为纲”、与“反和平演变”一脉相承。
敌我思维是政权存亡焦虑症的题中之义。毛泽东时代，党外有“黑五类”，党内有“走资派”，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内战状态。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相对和谐，没那么多敌人，但到了维稳时代，又批量制造敌人。今天已被事实上当作所谓“国家公敌”的许志永、滕彪、陈光诚，有一条相同的人生轨迹：在他们的维权事业起步之初，即在2005年之前，不仅不是“国家公敌”，反而都跟官方有合作，都有官媒正面报道，都得到官方性质的奖项，许志永还曾是海淀区人大代表。但维稳时代一旦启动，他们即与当局渐行渐远。2007年陈光诚被囚，2009年许志永被囚，2011年滕彪被囚。他们三人，是维权领域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跟当局的关系变迁，折射了维权跟当局的关系变迁，折射了维稳对维权的强烈敌意。
维稳已经是经典的“敌人加工厂”，2011年之前，主要以维权为假想敌。2011年后更针对中间社会，把意见领袖乃至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都当假想敌。政权存亡焦虑症越强，对“颜色革命”的恐惧症就越强，维稳就越升级，国家与社会关系就越紧张。实际上是一场隐形“内战”，撕裂社会之严重，为六四之后仅见。
事实上，同所谓“颜色革命”的隐性“内战”无非望风捕影。权贵集团包括维稳利益集团如黑洞一般掏空国家，才是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周永康案、徐才厚案都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终结了毛泽东所谓“阶级斗争为纲”，才有八零年代的改革开放；叫停所谓“反和平演变”，才有九零年代市场化进程的启动。同样，今天中国不终结对所谓“颜色革命”的隐性“战争”，维稳体制就还会持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就不可能改变，所谓人权、法治，所谓现代治理，一切徒托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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