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转自【财新网】（专栏作家 戚克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名人大代表指出，“全面两孩”政策不及预期，建议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阻止生育率下滑。笔者通过分析认为，近20年来，房价一路高歌猛进，使年轻人不敢早结婚，结了婚不敢生孩子，如今生了一胎生不起二胎。尤其是商品房价格与20-29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呈明显负相关关系。在“全面两孩”政策未从根本上扭转低生育率态势的背景下，建议政府向两孩家庭提供“倾斜性”优惠住房，例如房租优惠的公租房，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与养育能力，为我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提供不可或缺的“人口红利”。
“全面两孩”政策效果如何？
2015年10月，“全面两孩”政策推出。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分别为1786万人和1723万人，出生率分别为12.95‰和12.43‰。2017年出生率比2016年还有所下降。预计如果没有更多的支持性政策，生育率难以摆脱目前12‰-13‰的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是我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实施的第二年，也是政策效果完整显现的第一年。受政策效应影响，2016年二孩出生数量大幅上升，2017年二孩数量进一步上升至883万人，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但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因此，总出生人口依然减少了63万人。
统计局表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出生率降低，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育龄妇女人数逐年减少。2017年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比2016年减少400万人，尤其是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近600万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妇女生育意愿下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妇女初婚和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妇女生育意愿也有所下降。
长期低迷的出生率导致非劳动力人口（14岁及以下与65岁及以上）对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总体抚养比提升。尤其是，老年抚养比持续提升，从2003年的10.7%，提升至2015年的15%。而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从2003年的31.4%，下降到2015年的22.9%。形象地说，就是每10个劳动力人口抚养的少儿从3个减少到2个，赡养的老人从1个增加到1.5个。 缓解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提升少儿抚养比，已成为我国人口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而从“全面两孩”推出的实际情况看，生育的“政策限制”已不是低生育率的唯一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家庭养育成本增加，尤其是居住成本增加，年轻人购房压力过大，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不敢早生、多生的主要因素。
从一对城市小夫妻的购房故事说起
听友人讲过同单位年轻人的故事。一个来自河北的小伙子，名校硕士毕业，女友为硕士毕业的四川姑娘。男方公务员，女方在外企。去年，双方父母倾囊相助，各出100多万，购置了一套约90平方米的两居室婚房，小两口进了婚姻殿堂，也开始了“房奴”生活。在一次出差途中，友人劝年轻人趁现在年轻，早生孩子，以后再生二胎。岂不知一向性情温和的小伙坚定表示，不会考虑二胎，一胎也得等几年。友人很诧异，探其究竟，主要是生不起。
小伙子振振有辞：女方在外企工作，有较好的生育政策，尽管生孩子期间奖金少点儿，但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是生孩子之后的居住和养育成本问题。首先，现在的独生子女谁能独立带娃？生了孩子即需要老人来照顾，初期还需要月嫂，小家庭拥挤不堪，对精神及家庭和睦的影响自不必说。麻烦的是首套房贷款压力未见减少，改善居住条件的课题已提上议事日程。其次，随着孩子成长，教育成本激增，从幼儿园开始，每年正课及课外班的费用十几万不足为奇，两个孩子则加倍。扣除房贷月供和孩子教育支出，双职工家庭几乎分文不剩。再者，双方父母日渐衰老，都希望轮流到京住住。如果有了孩子，老年人更是挂念，隔三差五就要来看看，增加居住面积已成必然。而小两居变三居，又得小200万。最重要的还有心理预期。养了孩子未来要结婚，养了儿子还得存房钱，养了女儿也要富养。如此算来，他没看清自己何时不再是“房奴”，一胎自然不着急，二胎又如何生得起。
这样的故事是如今城市青年的真实写照。尽管在三四线城市会好些，房价低些，但收入也更低。晚婚、晚生、少生几乎是大多数青年人在高房价压迫下的必然选择。
生育率与商品房价格的“负相关”关系
国家统计局提供了2003至2015年不同年龄段育龄妇女生育率的抽样统计数字（2010年除外）。如下图展示，生育旺盛期（20-29岁）青年妇女的生育率与商品房价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中，20-24岁妇女生育率下降更快， “晚生”趋势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