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万维博客
作者语:最近因为贪官泛滥,贫富悬殊加剧, 官民对立等等, 激起部分人怀念文革, 甚至有学者为文革招魂, 居然提出文革被妖魔化了, 看得我怒火万丈。 我放置别的事情, 策划了一个文革口述史项目, 为了给大家做示范, 我让女儿采访我做了一个范本, 所以很多事情只是点到为止, 让发小们去完善, 我也没有讲父母的坷坎遭遇和痛苦。但就是这样, 发到朋友圈短短2天, 完全没有料到在年轻人中反应热烈, 留言如潮似波。向年轻人复述历史苦难, 让他们知道那是一个扭曲人性, 践踏人权的乱世, 有助于他们在妄言面前明辨是非, 有自己的见解, 因此希望大家向年轻人转发此文, 借你们大家的力量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的荒谬, 珍惜今天的和平, 用正确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绝对杜绝文革暴力, 会乱了国家乱百姓。 文革口述史:孩童的恐惧与激动 覃沨:今年是“文革”爆发50周年,我对那段历史非常陌生,只有一些模糊概念,最近我在读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里面每个故事都让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书中有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他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文革经历。所以,我想听你讲讲你的文革经历。但是有一个问题,“文革”爆发时你才9岁,你会有什么经历呢?文革对小孩也有影响吗? 冯利口述正文 恐惧一个接一个 我是成都人,父母在西南民族学院(以下简称民院)工作,我家住在民院家属宿舍的二宿舍,就在民院校园内,离学生宿舍楼、教学大楼、办公大楼都不远,亲眼目睹了民院文革的风风雨雨。1966年,我虽然只有9岁,但我就生活在这个氛围中,生长在这个时代里,我的生命和记忆当然会留下这个时代的烙印,尽管那是成人的运动,但当时的每一个青少年都躲不开它的影响。文革长达十年,文革结束时我19岁,我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正好是一个人开始认识社会、观察成人世界到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是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何况是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度过的,我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时发生的很多事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千头万绪,我今天只给你讲讲恐惧和激动,一个10岁左右小孩的恐惧和激动。 1965年我父母双双参加“四清运动”,无法照顾家人,把小孩全部送到农村奶奶家,我在农村小学读二年级。1966年7月4日,我欢天喜地地和久违的父母一道回到成都。第二天,民院马路两旁到处都是揭发批判我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民族学院的‘三家村’”、“彝族文学的祖师爷”、“复辟奴隶社会的吹鼓手”、“周扬的马前卒”、“李廖死党的黑干将”等等十几种罪名。接着又张贴出漫画,还有赫然醒目的大幅标语“打退冯××的猖狂进攻!”“冯××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一夜之间,我爸就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我眼泪长淌,惊恐万状,顿时感觉天都塌了。 “小章的爸爸跳楼自杀了!”吓得我毛骨悚然,那是第一次感受认识的人自杀,死亡就在身边,恐惧。 在西南民族学院的“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上(不知道为什么要求家属、小孩都参加),台上的人不停地念着从台下会场传递上去的纸条,一会儿喊把这个走资派揪出来,一会儿喊把那个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每个被叫到名字的人都被从座位上押到台前低头站着,四十多个牛鬼蛇神站了一排。每叫一个名字,我都惊恐万分,如芒刺在身,身心高度紧张,就怕听到自己家人的名字,那个过程简直就像在受刑!我爸果然被揪斗出来,我恐惧。我在家每天都战战兢兢的,生怕做错事情让大人烦心,一点也不敢给心事重重、心情苦闷的父母增加丁点烦恼,小孩的欲望、小孩的随意以及一个孩子会有的冲动和任性全部被压抑住,终日克制自己,小心翼翼。 揪斗大会后,民院红卫兵开始对本校被点名批判的干部和教师进行抄家。一群人到我家来抄家,吓得我瑟瑟发抖。我的邻居好几家接连被抄,看见抄家者进进出出,我也吓得瑟瑟发抖,恐惧。因为有人看见我妈在厨房烧废纸就跑去密报,说我家正在烧黑材料,保卫科的人立马就赶到我家来搜查。第二天,教务处的革命群众到我家来抄家,到处乱翻乱找,主要就是翻找黑材料,把家里所有的纸本、书本翻了个遍,最后搜走了一大摞手稿和笔记本。其中有我爸的一部手稿《彝族文学概况》,一共16章,是在文革前熬更守夜写了数月已经完成的完整书稿。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品时,这部手稿却失踪了!我爸追问,对方回答找不到了。当时全中国都没有一部介绍彝族文学的专著,我爸从50年代开始田野收集资料,其中不少是解放前的彝族口头文学资料,加上多年的教学教案积累,呕心沥血而成,这样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心血之作就这样失踪了,成了我爸心头永远的痛!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彝族文化的一个重大损失,因为直到今天都没有看见这样一部书问世。 红卫兵在校内进行“破四旧”的活动,抄家、烧所谓的反动书籍、办革命展览展示抄家来的封资修物品,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展示民院副院长方驰辛家的外国用品,还有美人杯。红卫兵还拿着剪刀在校园内及民院附近的街道,剪路人的细裤脚和时髦一点的衣服,尤其剪那些烫了发的女人的卷卷头发。我那时留着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路上被红卫兵强行剪掉,头发被剪短到耳朵上面,说这是“革命发型”,我痛哭回家,根本不敢出门见人。 每天清晨,民院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定时传出激昂的革命声音:“以下牛鬼蛇神们,扯起你们的牛耳听着!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八点半到农牧科门口集合,参加劳动,老老实实地改造,不准迟到!”这个革命声音响彻整个校园的上空,声声刺耳,刺痛的不仅是牛鬼蛇神的心,也深深刺痛牛鬼蛇神的家属和子女。每天一大早的这个声音让我害怕、心颤,躲都躲不了地直往耳朵里面钻。 民院发生自杀,有教师相继自杀身亡。我的邻居李伯伯(中文系古典文学副教授)忍受不了残酷斗争,撞石柱、用石头砸脑袋,自杀未遂,被勒令跪在那里,满脸是血,头上的白发被鲜血染成红色,石头上不仅有他的血,还粘得有他的头发,亲眼目睹,我浑身发颤,恐惧。记得起因是牛鬼蛇神排队受训时,李看见女儿路过,想上前和女儿说话, 工宣队不允许,女儿吓得连头都不敢转过去看他,悲愤之下而自杀。文革中儿女常常是刺痛牛鬼蛇神心灵最大的杀伤武器。我父亲曾说, 他文革时什么都能承受, 最忍受不了的是在批斗或劳动时瞥见我眼泪汪汪地站在那里, 那简直是刀搅一样疼。 我家对门邻居秦廷安(农牧科教师),在单位学习中共九大文件时,让他读报纸,有一个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名叫“王白旦”, 秦廷安是乐山口音,当他读到“王白旦”时,有人说他读的是“王八蛋”,是污蔑中央委员。恰逢他家晾晒了一床被面,是蓝地白花的,有人告密说他家有国民党党旗,他怀念国民党,结果,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带着高帽,胸前挂着牌子,被红卫兵押着在民院校园游街,最后含冤去世。 我的小姑比我大10岁,她19岁,当时是西南民院的在校学生,有一天神色凝重地告诉我:民院已经有人自杀,你爸爸现在是牛鬼蛇神每天写检查挨批斗,我担心他也想不开走绝路,你从今天开始天天跟着你爸,如果看见他自杀就大喊救命,跑去抱着他的腿。我从此远远地跟在我爸身后不让他发现,战战兢兢,他到哪我跟到哪,他去公共厕所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就吓得心慌意乱,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出事。直到有一天我听见我爸对小姑说他绝对不会自杀,我才结束这段惊恐透心的跟踪。现在想想,让一个9岁的小孩面临这种局面,承受这样的任务,太沉重了,真是残酷! 看见同学江蓉的爸爸江新西(藏语老师)在民院的全院大会上被宣布是国民党特务,公安人员当场把他胸前的西南民族学院校徽扯下,戴上手铐押走。我经常在他家玩耍,和他女儿在大床上蹦,在衣柜里藏,他特别喜欢小孩,最爱变魔术从耳朵里变出糖来给我们,突然之间,他竟然是特务!让我震惊和害怕!至今还记得那天他头上戴着一顶有网眼的灰色帽子,逮捕他的场面我终身难忘。他有三个女儿,当时的年龄分别是9岁、8岁、5岁,他的妻子卓玛布赤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他被逮捕后判刑20年,妻子失去依靠,带着小孩搭乘货运卡车沿着险恶的川藏线回拉萨投奔亲戚。多年后我在北京遇到他家一个亲戚,得知当年她们去拉萨投奔的亲戚也被抓捕,生活困顿,三个小孩从此失学,长大后一个是半文盲,两个小的是文盲,江蓉十几岁就嫁给了一个大龄老男人,条件是要照顾她的两个妹妹。据说她母亲是西藏贵族出身,三个如花似玉的大学子弟,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沦落苦海,在底层挣扎,人间凄凄莫过于此。 我的邻居陈伯伯(中文系主任)被揪斗打倒,他的亲生儿子陈明生把他摁在3楼窗台上打,好像要把他推出窗外,口里叫着:“打死你这个叛徒!”划清革命界限到忤逆不道的地步,我看见陈明生就害怕。他骂我弟弟是牛鬼蛇神狗崽子,恰巧被我爸听到,我爸怒火万丈,拎起一根长木棍跟着他追,虽然没有追上,但打击了他的革命嚣张焰气,尽管如此,我依然看见他就害怕。 看见我爸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操场列队成排,受红卫兵小将的训斥,拿着竹制大扫帚扫马路,我难过之极,走路都躲得远远地绕开走。食堂一位原来的做饭师傅摇身成了造反派,看见他粗壮的胳膊轮着军用皮带抽打牛鬼蛇神,恐惧。我爸收拾行李,与其他牛鬼蛇神一道被红卫兵押送到远在郊外的农场监督劳动,因为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回来,逮捕江新西的恐惧一直在脑袋里挥之不去,当时吓得偷偷哭了好久都停不下来,天天晚上都是流着眼泪哽咽入睡。 我家住的宿舍楼一共三层,一楼住着我们三家人,三家人的男主人都是牛鬼蛇神,另外两家的主人秦廷安与肖绍(图书馆副教授)都是民国时代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专政大军管制而失去自由,游街挨斗、劳动改造、交代问题、接受审查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备受折磨,终日低头锁眉,沉默寡言,先后含冤而逝(两人的太太都因病去世),我们三家人在文革期间就亡了两家。 文革期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邻居各家大人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迫不得已离开家,留下小孩大带小,自己照顾自己。一天,小孩群里流传关于花猫的新闻,说民院附近一户人家里闯进一个坏人,脸上涂着黑灰,藏在床底下,被家里的小孩看见,不停说花猫、花猫,大人不知道什么意思,没有在意,结果深夜这只花猫出来把人杀了。这个新闻把我吓得半死,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天天晚上吓得睡不着,听见风声,恐惧,听见雨声,也恐惧,窗外的任何声音都让我心惊胆颤,真的是风声鹤唳,犹如惊弓之鸟。恐惧到极端时,甚至怀疑我8岁的弟弟是别人伪装到我家来谋财害命的,终于有一次,三更半夜,我把他推醒,审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你父母叫什么?你几岁?你的老家在哪儿?你奶奶叫什么名字?他睡眼朦胧迷迷糊糊一一作答,我想:迷迷糊糊都回答正确,看来他是真身。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父母不在子女身边,小孩独自在家生活,毫无安全感,是会害怕的,真的会遇到很多让人心生恐惧的事情。 目击武斗 文革初期,由于每个人对学校的人和事有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民院出现很多群众组织,名目繁多,经过春秋战国式的纷乱演化,最后演化成“红旗战斗团”和“民院八·二六”两个对立组织。1967年“红旗战斗团”发动“一月夺权”,掌控了民院的统治权。当时成都市势力最大、最有名的大学红卫兵组织是以四川大学为首的激进 “八·二六战斗兵团”(简称八·二六)和以成都大专院校及中学生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社会上也分成“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属于所谓保守派的“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老产)。民院“红旗战斗团”属于红成阵营,“民院八·二六”属于“八·二六”阵营。两派在全市范围内针锋相对,由互相攻击谩骂的派性斗争发展升级成了互相攻打的武斗,最初是用钢钎、木棒、石头等冷兵器,后来有人开始使用枪支,成都局势异常紧张,造反组织纷纷到成都的驻军营地、军工厂、武器库抢夺武器。某日,我在民院校园亲眼看见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头戴安全帽,高呼革命口号,排队跑步冲进民院大门,在解放军住的大楼里抢夺枪支(空军成都指挥部7237部队于1967年入驻民院,占据了部分大楼),一片激烈拼搏混战,有的解放军战士可能年纪比红卫兵大学生小,吓得直哭,抱着枪不放,有的红卫兵抢到枪支后从楼上扔下来继续战斗。我们一帮邻居小孩站在傍边吓得惶惶恐恐,当天我们就跑到民院对面的军队大院躲避,数日不敢回家,恐怖。 1967年,武斗进入高潮,昼夜枪声不断,由于民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阵地,而周边的工厂、单位全是对立派“八·二六”、“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阵地,民院犹如孤岛,被敌对派包围在中间,天天都听见他们要“围攻民院”、“血洗民院”的传闻,经常有密集的枪炮声像爆米花一样响彻通宵,民院的宿舍楼、教学楼和办公大楼都留下累累弹痕,每天都活得一惊一乍的。某日晚,大家正在电影院看电影,电影突然停止,灯光大亮,一个红卫兵头儿举着手枪冲进来对着屋顶“呯、呯”两枪,然后喊道“大家快跑,铁丝厂和汽修厂的人来血洗民院啦!”全部人呼啦啦地就往门外跑,这时才发现外边早已是枪声大作。我们几个邻居小孩一路狂奔,看见邻居徐阿姨便和她一道,躲到马路旁边树丛后面,爬在杂草丛生的水沟里匍匐向前,冒着满院枪声,一直爬到农牧科的学生宿舍楼。宿舍楼里跑进跑出全是神色匆匆的持枪学生,我们躲进一间宿舍,地板上放着一堆枪,坐下许久后,我的双腿还在发抖,徐阿姨瘫坐一旁,满脸大汗不停地擦拭,气喘吁吁。她是民院有名的胖子,拖着沉重的身躯,几乎爬了大半个校园,这个恐怖的夜晚让她遭了大罪。结果到第二天大家才知道,根本没有反对派的进攻和血洗,是西南民院的学生抢了驻地部队的枪支,而且是大规模地抢夺。 我和同学宁爱华等人在民院附近的浆洗街遭遇一场阻击战。我们天未亮就摸黑去排队买豆腐(当时的紧缺食品),正在小吃店吃早餐,突然冲进几个人,慌慌张张地说外边的大街被封锁了,还对行人搜身,大家赶紧把钱藏起来。我们几个小孩慌忙藏钱,我把仅剩的五毛钱塞在了鞋子里面。出了门,大街上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队全副武装的持枪者在大路中央架起机枪、冲锋枪,把街道封锁,领头的人挥着手枪叫我们这帮小孩快走,我们加快脚步赶紧离开,岂料刚走出不到50米,一辆卡车迎面驶来,劈头盖脸的枪弹立即朝着卡车扫射。我们慌忙扑进蔬菜商店堆在路边的菜堆里,街对面有一间公共厕所,里面的人听见枪声急忙夺门而出,机枪枪口移动扫射之下,出来的人有的被打倒在地,如果机枪口稍微向右偏一、二公分,我们的小命肯定没了。卡车上跳下的人也纷纷被击中,驾驶台上跌落下一个年轻人,直接滚到我们身边,近在咫尺,但见他左手捂着右胸,鲜血不是流出来的,而是从他的指缝间射出来的!枪击者端着枪跑上来围着躺一地的人:“投降!举起手来!”那个年轻人一手捂胸另一手举起投降,大声地呻吟,一会儿就断气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近距离地置身密集的枪口射程之内,第一次迎面遇见大活人的死亡,我后来直面过多次死亡,从未像这一次这么刻骨铭心,这么纠结于心间终身难忘,彼时我10岁。 那天宁爱华还买了一瓶郫县豆瓣,枪响后瞬间扑倒在菜堆里,豆瓣全部撒出来,她惊叫道:“我的豆瓣!我的豆瓣!”我们旁边有一个身背小孩的妇女,可能因为步履蹒跚未及时逃走,和我们一起困在菜堆里趴着,背在背上的小孩却高出菜堆完全暴露在外面的枪战之下,她带着哭腔急急地低声呵斥:“不要叫!不要叫!”生怕宁爱华的声音把机枪引到我们这边。枪声停止后,别人还在打扫战场、处理俘虏,我们赶紧起身就跑。回家路上万人空巷,见不到一个人影,所有要进城的人都止步在民院附近的洗面桥街头,聚集在那里不敢前行,我们是密集枪响后第一拨走过来的人,立即被人群围着询问情况,有人指着宁爱华衣服上郫县豆瓣留下的大片鲜红印迹惊恐地喊着:“血!血!”多年后回想当时那一幕,我依然有一种从战场上活着归来的感觉。 不久,民院校园内也发生了枪杀事件,某日夜,藏族学生荣中泽朗在站夜岗时被枪击中,临死前在地上爬行了数十米,嘴里啃满了泥土青草,我们一帮小孩围着观看。“红旗战斗团”为他举办追悼会,抬着尸体满院游街,哀乐声声,复仇的口号响彻校园,群情激愤,火药味十足。当天就立即把学校里不同观点的师生抓来审讯,认为是他们沟通外单位的对立派,给别人送信造成的荣中泽朗之死,红卫兵对这些人拳打脚踢,严厉训斥,粗暴谩骂,还用烟头烧他们的脸。我认识的一位阿姨双脸都被红卫兵用烟头烧烫。过了几年后,才有民院的红卫兵学生出来忏悔,道出真相,原来是民院学生夜黑心惊看不清楚,开枪误杀了自己人。 躲避武斗 1967年8月,黑云压城城欲摧,民院局势异常紧张,我小姑班上的男同学用枪逼着不愿离开的女同学必须离开学校,疏散到安全地方去。我妈让她带着我和弟弟一起走,逃到老家西昌去躲武斗。她和两位女同学同行带着我们,临上长途客车前,她们在胸前别上毛主席像章,把身上的学生证、校徽、食堂饭菜票全部藏在内衣里,千叮咛万嘱咐我们:路上遇到任何检查,千万别说我们是西南民族学院的,以防被对立面的人抓住。我们一路提心吊胆,遇到几次武装检查都安然通过,第二天,汽车又一次被持枪者拦下检查时,同行的两位女同学因回答有疑被押下车扣留住了!小姑哭得泣不成声,独自带着我们继续乘车。她一路担忧两位同学的生死,也恐惧后面的路程,一直流眼泪抽泣,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吓得也不敢吱声,战战兢兢。到了中途一个县城,她带我们去找先期回家的同学,一见到同学,她便嚎啕大哭,半天不能言语。我们最终千辛万苦到了西昌,殊不知西昌的武斗和成都一样惨烈,机关枪、手榴弹、迫击炮全都用上了,满城腥风血雨。198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文革武斗的故事片《枫》,武斗场面就是在西昌拍的,取景时未加任何修饰,用的是文革留下的布满枪眼炮洞的实景建筑,残垣断壁,满目疮痍,根本用不着修饰。 在西昌农村躲了几个月后,以为成都局势缓解,我独自回到成都,结果发现情况恶劣依旧,民院有地方躲避的大人小孩几乎全都撤走了,我父母和民院的部分教师家属躲到骡马市的一个单位里。民院的徐定远老师用自行车载着我去骡马市投奔父母,一路上枪声此起彼伏,一会儿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一会儿又一梭子子弹打过去,他不停地拉着我沿街敲门挤进街边居民家中躲避,枪林弹雨中历尽艰辛才到达骡马市。这个地方其实根本不安全,当时的成都可能已经没有一处是宁静安全的。我们经常听见驻地附近的枪声,有一次,重庆造反派组织“反到底”的人一直打到门口,机枪四射,近在眼前。就是在这里,我亲眼目睹红卫兵对学生俘虏动刑。年轻俘虏的脑袋被衣服蒙罩着,双眼看不见,一群红卫兵手里拿着军用皮带围着他,用带金属扣的一端抽打他,你抽过去我打过来,轮番挥舞皮带,阵阵惨叫,那是从肠子最深处发出来的哀嚎! 前几年,我读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里面描写战争逃难的情景时,真是心有戚戚焉。 覃:简直不可思议,一直以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和平社会,怎么听你讲这些,好像生活在战争年代一样? 冯: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川的武斗根本不是两派械斗,绝不是所谓的“文攻武卫”,虽然官方和民间从来没有把它叫做战争,但经历过的人就知道,它实际上就是战争,是动用军事武器你死我活的敌对战争,更确切地说,是局部战争。四川是中国军工生产的重地,除了各种大型兵工厂外,还有无数军火库,文革时都被抢,很多中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手中都有枪,兵工厂的工人中有大量是训练有素的转业军人,很多地方组织都成立有敢死队,加上有的“支左”解放军暗中送枪。重庆、涪陵、泸州打得最厉害,除了飞机没有动用外,当时兵工厂的所有武器都拿出来用了,步枪、手枪、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火箭筒、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等,有的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重庆造反组织“反到底”把军舰、炮艇开到涪陵长江江面炮击涪陵。还有著名的“三次武装支泸”,调集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等十八个县的武卫队,数万武装人员三次前去包围泸州,隔江炮轰对打,水路并进,有伏击、围歼、防御、狙击、进攻等等,打得昏天黑地,民不聊生。 覃:你还是个小孩,你怎么知道外地的这些情况? 冯:当时全四川的人都知道,你身边所有的大人天天都在议论局势,红卫兵小报天天都在报道战况,双方在成都的同盟者的高音喇叭铺天盖地地宣传,所以小孩儿们都知道。我成年后,一位给我看病的陈医生年轻时参加过“三次武装支泸”,他是转业军人,关于武器的使用情况是他告诉我的。 覃: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 冯:四川的武斗从1967年打到70年。 苦中有乐 覃:这么一个恐怖可怕的年代,你有没有快乐过? 欣喜若狂的激动 文化大革命搞个人崇拜,天天宣扬对领袖、对党的无限忠诚,天天接触的流行语就是“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走一辈子革命的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小孩子从幼儿园起都被卷进去,小孩和大人一样也有极高的政治热情,当然是被洗了脑的盲目热情。1969年,报纸、广播所有的媒介都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大人小孩都成立宣传队跳舞准备迎接,广播里天天都在播放迎接九大的革命歌曲,尤其是有一首歌曲《满怀激情迎九大》,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长江滚滚向东方,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民院的高音喇叭每天播放几十遍,天天在耳边回荡,校园到处锣鼓喧天筹备庆祝,根本弄不清楚党的代表大会究竟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件神圣无比的事,是万民期盼的神圣大事。有一天,我和同学付军正走在球场傍边的青砖小道上,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激情万丈的激动声音:“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胜利召开啦!!!!”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全身血液往上涌,心脏极速狂跳,有一瞬间激动得喊不出声音,双目眩晕,饱含热泪,我们两个又叫又跳,狂喜成一团。今生今世这是我唯一一次如此激动,是我生命中激动的最高潮,从此无论遇到多欢喜的事情,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全身心的狂喜和激动,再也没有过,这是唯一一次。十来岁的小孩被一个政党的政治大会弄得欣喜若狂、神魂颠倒,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就是一个用狂热政治思想强行灌输给大众、给大众强化洗脑的社会,就像现在的朝鲜。 问与答 覃:现在有人说,文革时期,老百姓空前自由,大鸣大放。 还有,从十来岁关心我爸的大字报起,我开始关注成人世界的事情,关心成都和四川的事态,再发展到关心国家大事,很早就养成了对世界动荡感兴趣的习惯,我到现在都不太在意身边的生活琐事,对世界时局更感兴趣。非正常的动荡年代,尤其家遭不幸的小孩,好像都早熟。 覃:你认为文革的特质是对人的灵魂的摧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