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8年5月23日转自
高瑜的命运，总是和中共高层眼中的大事连在一起。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14个月后获释；第二次，1993年10月2日，中国申报2000年奥运失败后的一个星期被捕，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医释放。
高瑜忆述第一次被捕的经历：“6月3日，我在上班路途中，被国安绑架，他们抓我的原因，因为我的一篇文章被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1988 年10月高瑜刚刚从中新社调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关于时局的对话──记严家其与温元凯的对话》。文中经济方面，关于用改革来解决当时经济过热的问题的看法，和3年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神一致。政治方面，文章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别提出中国应该有一部非常好的宪法，应该适应于港、澳、台还有整个大中华的华人，要有宪政精神，体现出对人权的保障。采访中对政治敏锐的高瑜，当时更大胆的假设：“明年经济问题，会不会需要找一个替罪羊，让赵紫阳来承担？严家其一听很激动，这样就太糟糕了，中国应该是实行宪法权威，尤其不应该出现象打倒胡耀邦那样的高层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这就成了动乱暴乱政治纲领了，给我定成倒邓保赵。”1989年6月8日，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中共全国人大做的那份违反事实的报告，将这篇文章定为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加上“六四”前高瑜受胡绩伟之托在广场上劝学生撤退，高瑜成了北京市第一个被捕的知识份子。在秘密关押中，她患上心绞痛，14个月后获释。
第二次入狱，则是因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奥失败，高瑜成为“中共向西方展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中共一气之下，一个星期后把高瑜关了进去，当时高瑜正准备2天后，坐飞机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对于人质牌的说法，高瑜说：“它们（中共）对于政治犯，有政治需要的时候，官方就要把这个人抓起来，然后再找罪证。他们审我的时候，当听到我向《镜报》写了 4篇稿件，审讯的人高兴得都站起来了，就说明他们的任务完成了。”高瑜表示，1997 年服刑期间，她差点作为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谈判的筹码被释放到美国，当时美国开出的8名民主人士名单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当时中国说，除了魏京生，别人都可以考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对时任中共副总理的钱其琛说，美国最重视新闻自由。
高瑜忆述道：“监狱已经开始给我身体检查，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已经显示要政治交换。”但是就因为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首届新闻自由奖决定颁给她就立刻停止。她又成为江泽民和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讨价还价的砝码。
据说江泽民在一个发到省市级的文件中批示：联合国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政府组织，居然把这样一个重要的奖项颁给了反动分子高瑜。
高瑜透露：“我还听说中国要退出教科文组织，后来中国就完全转向和联合国谈判，叫他们不要把这个奖授给我。”
因为这个奖，高瑜多坐了两年牢，但她无悔：“中国太需要像联合国这样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