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第一次听张广达老师演讲，我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于一九三一年出生，长期于北京生活、求学和任教，如今已经八十岁了。他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风雨雨，从他身上可以发现许多历史留下的记忆，也可以寻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坚持独立人格，勤奋学习和博采西学的可贵精神。
据老师所言，抗战胜利后，训导主任曾强迫所有学生加入三青团，惟因老师的父亲认为学生不应参与政治，坚决反对而作罢。因此，老师认为自己没有「历史问题」。加上当时成绩优秀，年少轻狂，乃不知谨言慎行，为将来的苦难埋下伏笔。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大陆政权，时年十八岁的张老师考入燕京大学。一九五三年，他毕业于按苏联经验进行全国院系大「调整」之后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留系工作。中共建政之初，政治气氛比较宽松，老百姓不知共产党与过去的执政者有何不同，更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人们有的继续从事金融活动，有的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直到韩战爆发，政府才加紧对国内的控制，那些曾收听美国之音的人都以收听敌台的罪名被捕，而老师身处的燕京大学也与北京大学合并，并实行院系调整，一批有历史问题或者持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被清洗或投闲置散闲置，而一批左派学者如翦伯赞等则被提拔重用。当时，老师因为掌握俄语，被任命为苏联专家的助教，尚未遭受整肃。一九五七年，老师因为在鸣放运动中，直言共产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提拔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忠厚可靠的人，而是一些投机钻营，空喊革命口号，揭发批判别人的小人，又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并非如中共所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是完全取决于中共如何处置它们。他并与毛泽东唱反调，说民主不但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他还对当时学术界对苏联自然科学的理论盲目推崇提出批评。结果于一九五八年的整风补课中，他被划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时二十六岁的老师血气方刚，不通人情世故，对自己响应共产党号召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反派甚为不服，幸而饱经沧桑的父亲告诫他，集权制度下根本无理可讲，要忍辱负重。两年后，他虽被摘掉右派帽子，党支部书记问他觉得自己改造好了没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老师只能说没有，。书记说，既然你自觉没有改造好，那你就下去劳动改造吧。在待罪改造的过程中，老师历经了六、七十年代所有政治运动，经常被短期和长期下放农村、工厂劳动，前后达十二余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老师被下放到江苏省鲤鱼洲第八连队当挑粪工人，挖了两个大粪坑，每天将粪便集中到蔬菜农场。
在逆境中，老师并没有放弃自己，反而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以阳明心学「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为精神支柱，以太史公「发愤著书」为奋斗目标。即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老师仍坚持学习，大量阅读不同国家的毛主席语录，从而掌握了波兰、日本等国文字。一九七八年，老师被平反，重新回到北大任教。八十年代，老师开始出国访问，游历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从此眼界大开，开始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从此，他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理论联系实际的学者。一九八九年，老师虽已年过半百，但爱国的热忱丝毫未减，乃领导学生参加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六四」镇压后，他流亡海外讲学，曾在巴黎的高等师院、法兰西学院、美国宾州大学等校执教，并访问欧美和日本等国多所学府和研究机构，二零零八年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至今已二十二年了。
老师尝谓治学之道，一要勤力，二要得法。老师于求学时已恪守师训，通读没有标点的《资治通鉴》。每当要研究一个问题，他就集中精力研读该问题的重要经典，广泛地占有史料，不断参考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既可以吸收同侪的长处，也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可谓一举两得。老师认为，研究中国史除了要研读本国史料外，也要注意西方的研究成果，了解外国观察历史的方法。例如有关明朝灭亡的原因，老师指出最近西学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明朝非亡于矿监税吏、非亡于流寇作乱、非亡于满清入侵，乃亡于自然气候导致干旱灾荒。这样，我们研究中国史，就不会只限于以朝代兴亡为中心的朝代循环论，能够用自然科学、区域研究等不同视角来研究历史，从而能够将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建构自己丰富的知识体系。
老师回首往事，感慨地说，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虽然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但他懂得了做人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学要严谨务实，不作空泛之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老师身上，我们懂得了立身处世要谦虚，逆境要不屈不挠，治学读书要勤奋广博。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