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近年来，教育在人民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提升，^[1]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也逐渐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延伸至有关民族或族群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之中，集中体现在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上，并在社会大众和学术研究领域中引起了激烈争议。^[2]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1亿，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至8.49%。而受制于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作用，^[3]长期以来，少数民族的总体受教育水平低于汉族。^[4]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教育法》等为主体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并在少数民族中大力实施教育优惠政策。^[5]这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各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中国其他地区在教育水平上的差距有了很大程度的缩小，^[6]接受高等教育的少数民族数量也迅速攀升。即便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在政策实施以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迅速增长。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这些少数民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明显增加，已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7]与此同时，鉴于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而依法享有一些特殊权益，并且一些特殊权益还有所加强，^[8]导致高等教育民族优惠政策的正当性遭到质疑，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少数民族高考优惠政策的声音此起彼伏。同时，在少数民族内部也有声音认为这种政策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歧视，无益于民族教育权利的平等。^[9]

其中，被广泛接受的一种观点是：高等教育的优惠政策不应以民族身份作为唯一划分标准，应以城乡或区域来替代，原因在于在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中长大并已经享有了城市中优质教育资源的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不应继续享有国家在高等教育中对少数民族实施的各项优惠政策，应将范围限定在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偏远、贫困农村地区。且在这些地区，不论考生的民族身份是什么，都应平等地享有高等教育招生中的倾斜政策。这可以被称为“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区域划分论”。这种观点认为，在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倾斜性政策下，出生在城市的少数民族会获得巨大的优势，这不仅对汉族高考考生不公平，而且对那些居住于偏远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也不公平。^[10]那么，当前民族间的高等教育优惠政策是否已经引发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出生于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员是否获得了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优势?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的民族不平等与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结合起来，分析并比较汉族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配状况，以此来评估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后果，厘清该政策对各个民族的影响，以便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促进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正是中国民族教育研究最需要关注的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由于民族之间的教育差异更可能是社会结构所致，^[11]因此教育获得的民族差异比阶级和阶层差异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因而民族间高等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历来是教育学、民族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中的主导民族与少数民族相比在教育获得中时常占有优势，且该优势稳定存在。^[12]这促使研究者试图找到造成民族教育结果差异的原因，并通过原因分析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以促进民族间教育获得的公平。^[13]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与民族身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14](P32)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后，民族间的教育获得差异会缩小甚至消失。这说明民族间教育机会获取的差异主要源自家庭背景，包括：父母文化程度、职业地位和家庭收入等因素。^[15]

在研究民族教育不平等的过程中，研究者注意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中国的制度设计对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地位获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地区差距、高等教育的省份分割和城乡二元结构等。实证研究表明以上因素会对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形成障碍。^[4][16]这是导致少数民族受教育权利受损、高等院校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研究的假设1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存在着民族差异，汉族具有优势，但在控制了户籍身份后，这种优势显著下降。

近年来，随着民族教育差异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少数民族内部的教育获得差异。有学者指出，1978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文化等诸多层面发生了较大分化，民族地区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不断扩大，导致少数民族群体内部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产生了较大差异。^[5][17-19]基于以上分析，研究的假设2为：少数民族内部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大于汉族内部。

不但如此，拥有各种资源、家庭背景优良的少数民族群体不仅比本民族内部的弱势群体可以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而且还可能利用国家对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优惠政策，打破民族身份所致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约束，获得比汉族更多的优势。而社会地位较低、家庭背景较差的少数民族成员，则面临民族与社会结构的双重限制，在教育机会获得中处于弱势。国外学者在美国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该结论。在20世纪60-80年代，美国制定了针对少数族裔的教育优惠政策，有力地减小了白人和少数族裔在教育获得中的差异，但在族群和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趋于平等的同时，少数族裔内部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民族教育优惠政策仅仅使得少数族裔中的上层获益，而少数族裔中的底层受益有限。^[20]国内研究同样表明，针对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一些优惠政策已经转变为服务于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如改革开放以来，来自农民家庭的少数民族预科生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而来自于干部、教师、医生等家庭的少数民族预科生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来自农牧民家庭的数量。^[10][21-22]鉴于少数民族受教育状况会受到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影响，^[23]有理由相信民族身份会与中国的户籍制度共同发挥作用造成高等教育成就的差异。因此，研究的假设3为：城市户籍的少数民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比拥有城市户籍的汉族存在优势，农村户籍的少数民族则比农村户籍的汉族劣势更为明显。

三、数据、模型与方法1. 数据

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1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该数据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同时，根据当前中国城乡常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的情况，并考虑城市居民差异较大的现状适量增加城市的样本量，最后在全国城乡地区收集11438份有效问卷，其中城市和农村的样本量分别为6954人和4484人。在问卷中，询问了被访者人口学特征以及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状况，数据可用于分析高等教育机会的民族不平等问题。

2. 模型与变量

研究的统计模型中，运用的数据采用1960年之后出生的样本, 以规避文革时期高考制度取消所产生的估计偏误。根据设计，研究主要探究不同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城乡不平等状况。因而因变量为是否上过大学。由于该变量为二分类的定类变量，统计模型选择Logistic模型，将模型所涉及的自变量说明如下。

(1) 民族。根据中国的民族分类，中国现有56个民族。然而在研究中将这一民族变量直接作为虚拟变量全部纳入其中并不合适，应该进行简化。研究中将其分为两类，一为汉族，另一类为少数民族。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划分方法并不完全科学，特别是在研究高等教育时，必须保持对“少数民族”这个称呼的敏感。现有研究数据表明，少数民族内部在教育获得情况中比较复杂，大部分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比不上汉族，只有极个别少数民族优于汉族。因此，考虑到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等的同质性，也考虑到研究的便利性和可行性，研究仍将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两类，将汉族赋值为1，少数民族赋值为0。

(2) 户口。在中国，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且这一差距被认为是中国教育不平等的主要表现。由于户口在个体出生后可发生变动，因此，研究将被访者在高考之前的户口而非被访者在数据采集时的户籍身份纳入分析模型。CGSS2013数据中没有询问被访者接受高等教育前的户籍身份，但询问了被访者户口状况和非农户口获得年份。选择被访者14岁时的户口身份作为其户籍特征，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农业户口赋值为0，非农户口赋值为1。

(3) 性别。性别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的又一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中女性一直处于劣势，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教育的扩张，教育机会的分配对女性越来越有利，但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限制，少数民族内部的性别差距更大。^[10]在研究中，将性别处理为虚拟变量，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

(4) 父亲职业地位。阶级和阶层背景是影响高等教育获得的重要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惯例，以被访者14岁时其父亲的职业地位来衡量。CGSS2013数据中询问了该资料。职业是一个类别较多的分类变量，考虑到便利性，研究中将其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转换后该变量是定距变量，值域为0-100。

(5) 父母受教育年限。现有研究表明，亲代的受教育水平会对子代的受教育水平产生稳定影响，是教育不平等产生的重要机制。研究中将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都纳入分析模型，由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变量为定序变量，参照研究惯例将其操作化为受教育年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

四、分析结果1. 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一般态势

依据文献分析与研究假设，建立嵌套模型(见表 2)。首先，以是否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因变量，以民族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1，模型结果显示民族变量显著影响了高等教育机会获得，汉族上大学的几率比少数民族高96.0%(exp ^0.673-1≈0.96, p < 0.001)，但虚拟决定系数仅有0.5%，说明民族变量虽然对高等教育获得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其次，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父亲职业地位指数、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建立模型2。在该模型中，虚拟决定系数大幅增长，达到了22.5%，显著地改善了前一个模型。民族变量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民族教育不平等仍然存在，汉族比少数民族上大学的几率高81.1%(exp ^0.594-1≈0.811, p < 0.001)。最后，在模型2的基础上继续加入户口类型变量，建立模型3。该模型的虚拟决定系数为0.254，模型检验表明显著改善了上一个模型。民族变量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汉族上大学的几率比少数民族高62.3%(exp ^0.485-1≈0.623, p < 0.01)。

表2 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logit模型估计

在表 2中，模型1中民族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673，模型2减小至0.594，模型3进一步降低为0.485。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民族的回归系数减小了，表明部分民族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被上述家庭背景变量和户籍变量所解释，假设1被证明。而比较3个模型可以看出，在控制城乡变量之后，民族变量的回归系数减小得更多，表明城乡变量比3个家庭背景变量更能显著替代民族变量的解释力，表明民族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差异更多来自于城乡差异而非家庭背景。

2. 民族内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城乡差异

表 3报告了少数民族和汉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不平等的估计结果。模型4估计的是少数民族内部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模型结果表明，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和户口身份显著影响了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就城乡差距而言，具有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社会成员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几率比具有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社会成员高4.52倍(exp ^1.709-1≈4.52, p < 0.001)。模型5估计的是汉族内部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模型结果表明，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和户口身份显著影响了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获得。就研究所关注的户籍变量看，具有城市户口的汉族个体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几率比具有农村户口的汉族个体高1.82倍(exp ^1.036-1≈1.82, p < 0.001)。可见，少数民族中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远大于汉族内部的城乡差异，验证了假设2。

表3 民族间高等教育获得的logit模型估计

通过比较高等教育获得的汉族模型和少数民族模型的回归系数大小，显示出少数民族内部的城乡差距要比汉族内部的城乡差距大；与各自的农村社会成员相比，城市户籍身份的少数民族比城市户籍身份的汉族更具优势。然而，我们仍然无法知道在高等教育获得中，具有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与具有城市户口的汉族或者具有农村户口的汉族相比是否更具有优势?因而，建立民族变量与户籍身份变量的交互效应模型6。

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当加入民族与户籍身份的交互项后，户口变量仍然显著。具体来看，具有城市户口的少数民族比具有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上大学的几率高3.99倍(exp ^1.605-1≈3.99, p < 0.001)；民族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汉族农村户口的个体比少数民族农村户口的个体上大学的几率高1.01倍(exp ^0.700-1≈1.01, p < 0.001)。民族与户籍身份的交互项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产生影响，具体来看，表明具有城市户口的汉族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比具有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高4.71倍(exp ^{1.605+0.700-0.562}-1≈4.71, p < 0.1)。同时从该模型中也可知，城市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为汉族变量的主效应(0.700) 加交互效应(-0.562)，结果为0.138，这一系数较小，且进一步的检验表明该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成员中，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上汉族并不比少数民族更具优势。综上所述，城市少数民族和城市汉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占据优势且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农村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低，农村汉族位居中间，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五、讨论与结论

谁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机会这一问题, 一直置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24]

1. 研究发现

第一，中国存在显著的民族间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但是当控制户籍身份后，民族高等教育不平等有较大幅度下降，户籍身份有力地削弱了民族变量的解释力。因而表明民族间教育机会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户籍制度所致的城乡二元结构。第二，高等教育机会在少数民族内部分配的城乡差异远大于汉族内部的城乡差异，这说明需要将解决少数民族内部教育不公问题作为实现教育公平的重点，尽快缩小少数民族人口在城乡教育中的差距。第三，基于户籍身份变量和民族变量的交互模型，发现城市户籍身份的少数民族和城市户籍身份的汉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没有显著性差异，农村少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最低，农村汉族位居中间。这说明我国民族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具有农村户口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而城市户籍身份的少数民族在城市中与城市户籍的汉族学生享有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再加上高等学校招生中的照顾政策，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中已经比农村汉族考生具有优势，与城市的汉族考生也没有显著差异。

2. 研究的政策意义

以往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倾斜政策更多关注少数民族整体的教育扶贫，然而较少关注因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少数民族群体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产生的影响，因此国家应更加关注户籍制度与民族身份交互作用下带来的高等教育不平等问题。目前，以民族身份作为划分标准的高等教育优惠政策已无法准确反映农村少数民族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需求，应该根据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客观实际，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高等教育倾斜政策，明确将偏远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作为高等教育扶贫的主要受益群体；进一步落实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相关政策，在高等教育招生中重点支持边疆、山区、牧区等偏远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此外，由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与一个地区的初等和中等教育质量密切相关，所以对农村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补偿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招生的干预中，而且应该更多地反映在初等和中等教育过程中。在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下，长期以来对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和其他教育资源明显偏向城市，严重限制了农村考生的高等教育机会，^[25]而少数民族居住的农村地区在教育条件和教学质量上往往比汉族农村地区更差，这进一步加重了其弱势状况。因而大力推进教育扶贫，提高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是促进民族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