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燕云转自博讯网：
共产党领袖是近代社会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号称拥有共同的信仰、主义、思想、纲领、策略，他们也拥有某种共同的命运，他们的夫人们则构成人类女性世界一个特殊存在，尽管她们异代而生，相隔万里，甚至是迥然不同的类型。
值此21世纪第二个十年第一个国际妇女节，稍事述及这个群体，也许会引发某种特殊的感慨和启示。
马克思夫人燕妮，不仅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一夫人，而且是所有国家历代共产党领袖夫人们不可企及的人生楷模。
出生普鲁士贵族家庭，各门闺秀，美丽聪明，下嫁给穷书生马克思，燕妮注定付出沉重的人生代价：告别亲人、祖国、富裕和安宁，终身颠沛、流亡，饱经磨难、贫苦和疾病，以及儿女夭折和内心寂寞。燕妮比丈夫先走一步，这使她免除了后死者的痛苦。遗憾也不浅：她的卡尔竟然没有参加她的葬仪，只能委托恩格斯到墓地发表一个简短的致词。
已经足够。丈夫最好的朋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第二提琴手”，称她是丈夫“光荣而忠实的伴侣”，赞扬她是一位“以使别人幸福为自己的最大幸福的妇女”。
马克思与燕妮在最后的日子，“又都变得年轻起来，像是一对正在共同走进生活的热恋中的少男少女，而不像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翁和行将就木的老妇正在彼此永远诀别”。马克思在给妻子的最后赠言中写道：“甚至在最后几个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梦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更大、更美、更亮！”
就凭这句话，马克思就会永远不可比拟地高于他那些追随者，燕妮也同样令她的不知名的姐妹们忻羡不已。
两年后，马克思被安葬在燕妮墓旁。恩格斯把亡友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后写道，这比苟延残喘为医学争光要“强一千倍！”没有哪一届资产阶级政府，会把这位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敌人从他夫人旁边拉开。尽管马克思没有与燕妮而是与恩格斯并肩而立。——身为女性，燕妮不需要男人们看重的一切虚名，能与丈夫并肩安眠，是她永远的欣慰。
恩格斯与两位爱尔兰女工玛丽、希莉先后同居结婚，完全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道德”。但他给予那两姐妹的一切，却是20世纪全部共产党领袖夫人们，不可能获得的。
有人考证揭发，马克思曾对妻子不忠。这种窥淫癖和小市民习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厌倦的时尚。对于马克思。尤其对于燕妮，后世不相干的人在道德和两性关系上的一切指责，都无损于他们的爱情和一生。
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她的一生充满苦涩、无奈和遗恨。
列宁去世前，斯大林就曾在电话中用粗话侮辱她，尽管列宁写信威胁说，反对他夫人就是反对他本人。如果斯大林不道歉，那就断绝私人关系。但是，巨大的权力斗争逻辑，比列宁的一纸短信更加强大。
列宁死后，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坚持掏净列宁五脏六腑，把他的躯壳装进水晶棺材。克鲁普斯卡娅先后找到加里宁等苏共元老，要求按俄国传统葬在列宁父母家人墓旁，最好在看得见森林和河流、听得到鸟叫和教堂钟声的地方。列宁之死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国家争夺最高权力的序幕。他的遗体按照革命的需要和政治斗争的逻辑加以处置。列宁夫人连置喙的资格都没有，她只能私下抱怨：你们这是拿伊里奇作交易！列宁葬仪上没有克鲁普斯卡娅的身影，只有八个唯物主义者政治局委员手扶肩扛，把列宁棺柩送进紧急竣工的列宁墓。
斯大林大权独揽后，曾半嘲弄半威胁地告诉克鲁普斯卡娅，如果不识相，那么党将宣布，不是她，而是另一名女性（列宁秘书斯塔索娃）才是列宁夫人。斯大林强调说，“党能做到一切”。克鲁普斯卡娅70岁生日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死去，她的全部书信日记档案都不翼而飞。
从女性角度看，克鲁普斯卡娅一生意义何在？她连做母亲的资格都丧失了，革命吞噬了她的一切，连同他的伊里奇她都不能与他并肩而息。埃及法老的妻子，俄国农民的老婆，都比她幸福。
托洛茨基，全世界共产党人第一任军委主席，红军之父，他的第一任夫人和两个儿子、女儿、女婿和孙子都死在斯大林手里。第二任妻子娜塔利娅跟随丈夫满世界流亡，饱经所有资产阶级政府的睥睨和克格勃的追杀。直到1941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家中书房被斯大林的特工用冰镐残杀后，这对患难夫妻才共同渡过最后的时光。娜塔利娅跪在床边，把雪白的枕头小心放在丈夫破裂的头下，为他敷上冰块，擦掉他前额和面颊上的血污。托洛茨基用最后一口气拒绝护士们给他脱下内衣，“清晰但又悲伤、庄严地”对夫人说：“我不要她们给我脱衣服······我要你给我脱”，这是娜塔利娅从丈夫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她给他脱完衣服，弯下腰把嘴唇贴在他的嘴唇上。他回吻了她，她再次吻他，他又一次回吻，然后再重复一次。“这是我们最后的告别。”按照娜塔利娅的要求，托洛茨基遗体火化后埋在家中外面的空地上，一块白色方形石碑竖立在墓前，上面写着托洛茨基的姓名和生卒时间，下面还空着一小排等待凿字的位置，那是娜塔利娅留给自己的。她在与丈夫共同渡过“最后时光”的屋子里又住了20年。每天早晨一起床，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目光从柜台上方的丈夫遗像移到院子里的那方石碑。
我本人这几年把目光转向到俄国，不时有人提醒说，列宁、托洛茨基都是刽子手。我不能无条件接受，从他们的夫人那里，我看到的不全是魔鬼的狰狞和残忍。
斯大林无数牺牲者之中，就有他的第二任夫人娜杰日娜?阿利卢耶娃。在她生前，她的义父叶努基泽、姐夫雷登斯、姐姐安娜、斯大林前妻的兄嫂、哥哥帕维尔等亲人以及成千上万正直、善良、或高位或普通的苏联人死于非命。娜杰日娜内心备受煎熬。1932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15周年庆祝晚宴上，斯大林不叫妻子名字，只“喂”了一声，叫她跟大家干杯。“娜杰日娜”的名字是“希望”。这名格鲁吉亚血性女子起身离座，当晚开枪自杀。她的女儿斯韦特拉娜后来写道：也许命运过早赐予母亲死亡，是使她免于更大的不幸吧！斯大林没有参加妻子的葬礼，21年间从来没有到娜杰日娜的墓地去过。莫斯科新圣母公墓成为斯大林夫人的最终归宿。不断有人因为对斯大林的痛恨迁怒于娜杰日娜，在她白色大理石雕像的鼻尖上唾口水，用手指抹污，公墓管理者只好用玻璃框把头罩住。
1919年，娜杰日娜嫁给父亲的战友、39岁的斯大林时才19岁，还是一个中学生。她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3年后，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并且成为苏联第一夫人后，会自行了断。她的女儿远离俄国，儿子成了一个酒鬼。
安娜?拉林娜在18岁时嫁给布哈林时，她也绝对不会想到，命运赐予她的将是什么。拉林娜婚后的名字叫布哈林娜。她在《往事难忘》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最亲近和最心爱的人——我的父亲和我的丈夫。布哈林娜的一生，几乎是在为丈夫讨回公道的岁月中度过中的。
布哈林死后，安娜?拉林娜在水牢里被关押了六个月，然后在劳改营和流放地呆了18年。
1961年初，布哈林惨遭杀害、被毁尸灭迹23年后，拉林娜和离散多年的儿子尤里才首次向苏共二十二大和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申请，要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十六年过后，1977年，他们再次向苏共二十五大和苏共总书记勃烈日涅夫提出申请，再次被拒绝（1965年，列宁的秘书斯塔索娃和另外几名老布尔什维克曾致信苏共中央，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但直到他们全部去世，也未得到任何答复）。
1978年3月，布哈林惨死40周年前夕，绝望中的拉林娜让儿子转向意大林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请求这位欧洲最大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为我父亲恢复名誉的运动”。英国“贝特朗?罗素和平基金会”很快收到这封不同寻常的信，一场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运动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开始了。欧、美、澳三大洲成百上千名不同政治信仰的著名人士在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重新审理布哈林案件，为他恢复名誉，并公开说明当时造成他的冤案的情况”。苏联当局对此继续保持沉默。
又过了11年，1988年，已年近八旬的拉林娜最后一次向苏共二十七大（苏共倒数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共最后一任总书记）致信：“···我提出这一申诉不仅代表我自己，而且也是受布哈林本人的嘱托。···1937年2－3月中央全会时，他已预感到不能再回来了，他考虑到我那时还年轻，求我为他死后平反昭雪而奋斗。···我发了誓。违背这个誓言就是违背我的良心。”
她请求戈尔巴乔夫：“在您的党证上写着列宁的话：‘党是我们时代的光荣和良知’。请按照这种品性办事吧！···在长期的监狱、流放和集中营生活中，我费了很大的力量，记住了布哈林《给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我愿意相信，您就是这一代的领导人。”
1988年2月4日，布哈林诞辰100周年、蒙难50周年之际，苏联最高法院作出决议，为布哈林彻底平反；5月10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苏联科学院正式院士称号；6月21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恢复布哈林党籍。
1987年11月7日，谢?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指出，斯大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党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的和不可饶恕的。
1989年，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苏联政府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世界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试验已告失败。
在无尽的惊愕、茫然、惆怅、沉思中，在莫斯科切廖穆什金区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布哈林的遗孀拉林娜坐在丈夫的遗照和他的作品下，那是两幅油画，克里米亚的黑海的峭壁，北高加索积雪的群峰。将近六十年的思念、磨难、期待，将近一百年的奋斗、牺牲、悲剧，到来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局。
布哈林娜是苏俄共产党领袖夫人们中最幸运的一个，丈夫终于如其遗愿一样，“洗去头上的污秽”。她把自己无尽的思念写进文字，公开出版。她自己最后被安葬于莫斯科郊野一处公墓。遗憾的是，子女们无法按照俄罗斯习俗将她与丈夫合葬，布哈林的尸骨早已荡然无存。
布哈林娜至死不宽恕斯大林，她将在另一个世界与布哈林一道，参予对那个暴君的最终审判。
布尔什维克领袖夫人们的人生充斥着太多的不幸、悲伤、孤独和死亡。她们从来不曾拥有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让俄国永远充满崇敬和自豪的人生色彩。基洛夫死后，他的妻子疯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自己逃过了斯大林的铁爪，他们的夫人却饱尝铁窗之苦······
尽人皆知，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最臭名昭著的是江青。沙叶新先生近作《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日前在香港公演。没有看到剧本，只从其名便可知，这是怎样一部好戏。
其实江青同样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如果她当年呆在上海滩，不到延安，也许会成为民国时期的二流演员，她那些风流韵事不过是演艺界的常情；如果不撞上毛泽东，或者毛泽东对贺子珍还存留一丝温情，她大概会嫁给延安鲁艺某人，也许会成为共产党文艺队伍中一名女性高干，即使没有丁玲那样的盛名，也不至于落到万人唾骂的田地；如果她恪守中国传统妇道，安心相夫教子，也许能享有无数中国妇女为人妻为人母的清誉；如果中共领袖们真有一份不许江青干政以同意毛泽东执意与这名上海女戏子结为夫妻的契约，并且得以履行，江青也许会充任某种表率；如果1949年后，江青发现（她当然比谁都清楚）毛泽东的暴君本性，有长孙皇后十分之一的见识和勇气，真为自家男人着想而从旁婉劝，也许中国人民的苦难会大为缓解；如果1966年毛泽东不发动文化革命，江青始终藏身云雾不露峥嵘，她也许不会干下那么多该由她本人负责的坏事；如果毛泽东垂死前没有决意把江山交给“后党”，江青的政治欲望没有那么巨大的膨胀空间，她也许不至于成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如果文革新贵没有贻误时机而先下手，也许江青真的当上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女皇，执政未必比袁世凯短；如果在住进秦城后，天良发现，向受害者赔罪，中国历史也许会留下一名罕见的忏悔者形象······。江青按自己的本性，更遵照她最后一任丈夫的本性，走完了污浊不堪的一生。从妇道出发，江青唯一可以让人沉思的，是她在法庭上的表现，她对毛泽东的忠诚，并且最后以身殉夫。
即使这样的殉情，也实在太姗姗来迟，与希特勒夫人爱娃相比，不啻天壤之别。爱娃甘为希特勒情妇八年之久，对那位大独裁者的权位、阴谋、罪孽，不曾有任何过问、染指和影响（希特勒也连让爱蛙干预政事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所有历史学家，都不曾在爱娃那里都发现类似蛛丝马迹。但是，在第三帝国覆灭之际，在自己这位魔鬼般的男人自杀前夕，爱娃却获得了自己最高的幸福：与希特勒结婚。她是以“希特勒夫人”的名号与新婚夫君共赴黄泉的。那是一幕血腥而动人的场景，爱娃在结婚书上签下“希特勒?爱娃”这个姓名时，竟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位远远地深深地躲藏在历史烟尘后面的小女人，竟然永远与一位万劫不复的暴君连为一体，实在是女性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与她同样恪守纳粹道德的戈培尔夫人，在元首自杀后第二天，与丈夫亲手掐断六个孩子命根后，双双走进地狱。
江青如果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毙命、至迟28天后的10月6日毛泽东的战友和学生们将她抓捕那天，就决绝地追随丈夫到阴间，也许后人会说，她是一名节妇。
那批从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到延安的女学生们，女演员们，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影响和改变了延安中共领袖们的家庭和命运，有待长于考证的中共党史学者和妇女运动专家去挖掘。
恩格斯说过，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160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领袖夫人们，却没有一个得到过在任何意义上可以名之为“解放”（即自由）的命运。相反，从燕妮开始，这个特殊人群反倒是人类不幸的化身。在其配偶没有执掌权力前，她们无一例外地承受了苦难和牺牲，燕妮、卢森堡、蔡特金······；当她们的男人们大权在握时，这些女人的命运则是没完没了的烦恼，沉痛，悲哀，孤独，苦闷，彷徨······
现代女权运动，无论存有多少悖论或难于毕其功一役的无奈，但它毕竟不把自己的使命寄托在一批特殊男人身上，因而能缓慢遵循自然和人性之道，走向人类自我向善和升华的道路。
1973年，索尔仁尼琴在致苏领导人的公开信中问道：
当我们看到妇女们铺公路、铁路时背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的心怎么不为这种羞耻和怜悯而感到发紧呢？看到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为了妇女从这种屈辱中解放出来，怎么能不拒绝对南美革命者的资助呢？
近40年后，我们也可以问，当中国的所有大城市，不时有“城管”把小摊小贩的妇女孩子吓得面无人色而那些高官太太们的时装首饰足以养活一万名普通百姓时，中国还好说“千年盛世”吗？当死于地震的数万奶奶、外婆、母亲至今无法为幼小亡灵讨回一个最起码的公道而权贵们展开一轮又一轮豪赌时，中国能言“北京共识”吗？当数以百万计的“性工作者”呻吟在中国无数个利欲熏心的男人淫威下时，中国还敢称“风景这边独好吗”？宋彬彬、聂元梓、谭厚兰以及沾有无辜者鲜血的女红卫兵至今没有一句忏悔，中国还敢称仁义之邦和谐社会吗？当美国已有三位女性（其中一人为黑人女性）担任国务卿、欧洲已有多位女性国家元首、连亚洲都有十余名女性被选为政府首脑的今天，中国还是清一色的男权当政，还好意思夸口“妇女顶起半边天”吗？
即使有更多的女性拥有了地位、权力、金钱，即使四处雍塞着女强人、女明星、女富豪、女企业家、女博士、女部长、女发言人、女科学家、女世界冠军······，中国也无权自诩为女性解放的天堂。正相反，中国礼崩乐坏，既痛失传统妇德，又惨缺现代女性的尊严、优雅、高贵，哪里还有动人、不朽、美好、伟大的爱情，哪里还有我们时代的孟母、孟姜女、花木兰、李清照、秋瑾、林昭？哪里还有宋美龄、林微因、吴贻芳、张爱玲、邓丽君？
毛时代，公开标榜暴力、仇恨、歧视、残忍。近三十年，又公然倡行发展、成功、科学、生产力、核心价值，战略利益，无一不是男权社会赤祼祼的强权意志和功利主义。女性世界的温存、抚慰、同情、仁慈、悲悯、善良、羞涩、怜爱、天真，纯洁······几乎无处藏身。整个社会燃烧的都是雄性世界的贪婪、巧取豪夺、狡诈、野心、霸道、无耻，有奶便是娘······。中国是劣质男性原则及其哲学、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言逻辑居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度。而男性世界的博大、深沉、英勇、宽厚、幽默、绅士风度，君子之道尤其保护尊重赞美崇拜女性的自然天赋和文明美德却几乎丧失殆尽。
1898年，首届国际妇女大会在伦敦召开，中国曾派员参加。1915年，丹麦、冰岛妇女获得选举权，两年后芬兰、俄国、荷兰步其后尘。1918年后，英国、德国、中东欧大部分国家和非洲部分国家，给予妇女选举权，中国广东、湖南、江苏等六个省的妇女赢得此项权利。1919年，中国有400多家刊物讨论女权问题，包括爱情、婚姻、生育和母亲独立等。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却成立了妇女团体，要求废除缠脚、谴责溺杀女婴、纳妾、童婚和卖淫，要求妇女的选举权、财产权、教育权、继承权、工作权、结婚和离婚自由。中国妇女平等权利运动并不隶属于任何其他目标，诸如富国强兵、现代化，更没有沦为政党、阶级、权力和个人独裁的工具。可惜的是，随着整个中国转入领袖崇拜和政府至上以及国家民族主义，中国妇女解放这一与其他民族同类运动一样最天然的事业，改变了其本质。
我的桌前，放着一张黑白照片，是我的母亲与她的女学生们的合影，摄于50年前的1960年。女学生们大都穿着补疤衣裳，梳着长辫子，近20人中间只有一、二人戴眼镜。她们的眼神都很清亮、单纯，衣着虽然破旧，但都很整洁，女性爱美的天性表露无遗。母亲坐在前排，典型的女教师，前额宽阔，眼神格外澄明，柔和，微笑着。虽然经过了肃反、反右，正经受饥饿，但她们的神情纯真、美好，可称圣洁，远远没有被污染，被毁损。
令我悲哀的是，这样的老照片，这样的女性世界，这样令人无端感动的神情，永远消失了。
上午坐到桌前，有人来电话，才知是三八节。与老照片中的母亲对视了一会儿，决定放下《孔子》，写点与这个日子有关的文字，以作纪念和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