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这些年我养成了个习惯，每到春节期间，就要扳起手指头算算，究竟有哪些我认识的朋友们还在监狱里。随着“异议人士”这个头衔逐渐走出小圈子向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弥散，政治反对派被迫“隔离”于“人民”的状况有了很大缓解。这个称呼也正在变得模糊，正在因政治原因坐牢的人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的大量加入，使政治反对派的形象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他们驾着汽车，开着派对，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和新的交际手段，像他们在日常生活里的社交场景那样，给异见运动带来一派繁荣气息。
可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另一批人，他们困苦、孤闭，除了政治迫害，一生几乎一无所得。他们将养活自己之外的收入，都投入到促进中国的人权与民主事业中，清贫、勤勉、饱受迫害，就象一队拖着脚镣的长长队伍，要去那自由之路的尽头充当祭品。
谢长发先生住在湖南长沙，穿一件灰色的确凉短袖衬衫、深色卡叽裤子，出入交通工具是一辆二八载重自行车。这身行头在七十年代也许会被认为是个小干部，在二十一世纪头些年，则代表着一种人们并不太熟悉的人：民运。
在过去的民运中，节俭非但是事业的必须，还是人们争相“攀比”的文化现象。一个连清贫都不能忍受，连金钱都舍不得付出的人，又如何能够想象他能在孤岛状态下坚持不懈地用一生来抗争？在长沙有很多贫穷的民运人士，比如张善光、刘建安和张京生······这一代人因政治迫害而生计艰难，迫害不仅使他们失去了原先的职业，还斩断了他们的社交脉络，更使他们失去了训练生存技能的大量宝贵时光。在常人积累技能和社交脉络的时候，他们在坐牢。因此唯有承受贫苦并乐在其中，他们别无选择。
但老谢又是幸运的，他掌握着一个炼铁配方，此技术专长颇受中小型铁厂亲睐，单以收入而论，老谢并不贫困，甚至算得上是位“中产阶级”。他把绝大部分收入都用来从事民主活动，所谓“湘省直中国之萌芽”，这里自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各类政治派别最活跃之处。每一个政治派别中都能找到大把大把的湖南人，每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湖南人无处不在的踪影。对红中国的民主派来说亦是同样，这里有大量的民主派存在，身处省城的老谢，自觉地承担起接待前来长沙之各地同仁的责任，更有外省同仁，途经长沙者，但有所求，老谢必殷勤招待。外有诸友相聚时，饮食、车马······细至湖南人喜好之槟榔。尽管每一笔花费都尽可能地简朴，依然很难做到收支平衡。尤其有些花销是不能轻易将就的，譬如逢年过节去看望系狱的政治犯家属。老谢自认为在长沙，只有他有这个经济实力来担此重任，是以人们更加习惯性地来找他。包括我在内。
老谢生于1951年，早年学习冶金，这一技术专长使他后来获益终生。1989年，正在浏阳“社教”（一种国有单位的变相裁员，把冗员向其它领域疏散）的谢长发听闻学运被镇压的消息传来，立刻借助“职权之便”，在浏阳各中学演讲，称蛋污毛像的“天安门三君子”为“中国英雄”和“浏阳的骄傲”。象他这样事起时静待其成，事败之后起而鼓噪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传统的儒家伦理认为“君子”不应该到风头浪尖去驾驭风潮，而应当在真火中接受试炼。
谢长发很快被捕，投入劳教队，判三年执行二年。出狱后失去了工作，于是他重拾技术专长，为那些民营的中、小型铁厂们提供技术支持，由于机缘巧合“下海”较早，经济状况反而比先前有所好转。一手挣了点小钱后，另一手又转投进为民主事业的奔走中来。他的家先前我闭着眼睛也能摸到，自他再次被捕后我又去过两次，仅为再去嗅嗅他当初的气息。一次陋室紧锁，再次已夷为平地。
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间土坯房，孤零零地戳在某个旧式小区内，老谢曾对我说过，他正在和原单位纠纷分房的事宜，兴许下次再来，便可以住到附近的楼房处。“要是成了，你再来就不用再出去住店，可以住到我家里来了。”不过他对此并不是十分乐观，并且似乎对眼下的住处甚是满意。“如果真能成，我要去找些沙发······五、六条应该不成问题。”他又忍不住憧憬道。
那个“家”位于几间楼房的包围之中，一年四季阳光罕至。里没有床，用空心砖和木板搭出一个铺位，虽然象个流浪汉，那铺位仍足够整洁。“床”底下有一口箱子，是老谢最重要的一件“家具”，里面装有他最昂贵的一份财产：一套西服。那是他谈生意时行头。
那屋里还有一些小板凳，很多纸箱子，分门别类装置书、杂志和报纸，有些报纸和杂志没有箱子装，便捆起来码放。一张不知由什么东西构造起来，好象是半张没有桌面的双人课桌和一些形状参差怪异的碎木板、砖头和棍子们，疑似“电脑桌”的东西上，放了一台电脑。大概是九十年代末的产品，而且“中毒太深”，常年处于各种硌塞状态。他希望我能帮他杀杀毒，但看我满头大汗对付了四、五个钟头仍不得要领，便心疼起我来：“反正我平时也不用，只要能放VCD就行，算了吧！”
墙上还靠着一块很平整的大木板，足足将近两米长，好几十公分宽，不知他自何处得来。他非常满意这块大木板：“如果有人来，用四摞杂志就可以搭出一张床。但是只能夏天用，没有多余的被子。”
奇怪的是，这位不烟不酒之人，“家”中却时常备有烟酒，若有同仁诸友好此物者，他便取之款待。托名曰：自己备些烟酒是为做生意时应酬。
1998年，全国爆发了组建反对党运动，湖南这片激昂之地，自然不甘落后。当民主党遭镇压时，举国一片萧杀，在湖南亦有大量民主党被捕，譬如已故的李旺阳、佟适冬。还有诸如张善光、柏小毛、何朝辉等一众。老谢也参加了民主党，但在组党之初并非十分活跃之人，因此居然躲过这一劫。劫后整个中国异见界元气大损，不仅大量人被捕系狱，更导致士气低迷。此时的老谢却又一次走到风口浪尖，为民主党奔走呼告，象一只蚂蚁一样努力搬动巨大的山丘。他的作风单纯、勤奋而又真挚，身上似乎有耗不完的精力，热衷于救助和帮扶政治受害者的家庭。他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怀有一种中国传统式的无条件敬重，每逢遇上一位真正的学者，哪怕是从VCD上，都会流露出孩童式的天真和专注，那些时候他总是忘记一切，仿佛自己已经身处那些学者们所描绘的幸福世道中。
他的努力并非没有收获，蚂蚁们的数量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搭乘互联网的春风，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派们又重新热闹了起来。这些努力自然也在专制当局耳目的掌控之中，2008年，镇压的黑手伸向了老谢，他在6月被捕，旋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三年重刑。如今十年匆匆，狱中的老谢年纪古稀，而狱外之我一事无成，愧对贤者。
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会因为缺少一个谢长发而停止运转，但它的运转却是谢长发生命的全部意义所在。搬动山丘的蚂蚁们不会停下，终有一日，蚂蚁们会爬满整座山丘，然后告诉全世界：“我们不是蚂蚁，是真正的人！”
来源：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