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云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这些法规于不远的将来付诸实施的形势下，中国的基督徒现状如何？迫害真的是中国新教教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吗？为何这里的教会仍然发展得如此之快？政府会否对这些教会进行进一步打压？
《纽约时报》就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议题采访了傅邦宁(Brent Fulton)。现年53岁的傅邦宁是“华源协作”(ChinaSource)的创始人及负责人。该智库设立于美国及香港，关注中国的新教议题。傅邦宁也是最近出版的《中国城市基督徒》(China’s Urban Christians)一书的作者。该书探讨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如何影响中国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教会的问题。
问：你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新教教会的书。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答：我觉得这些教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然满脑子是一些已经过时了的想法。我想点出这些问题。
问：比如？
答：最突出的就是迫害这种说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这种说法。教会是反政府的，政府就来打压他们。你可以找到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比如说温州的拆十字架运动。
但如果你把眼光放宽一些，这并不能反映绝大多数基督徒的经历。如果你只关注迫害的话，你就看不到这种大多数人的体验。我们也应该留意到，即使是在温州的那场运动中，几乎没有一个教会是被完全关停了的。这并不是政府的目标。政府是想对这些教会小惩大戒，因为它们的规模已经发展得太大了，并且这些教堂顶上的巨型十字架有点像在炫耀权威似的。
另一个过时的看法是，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几十年前，你有一个不听命于政府的农村教会运动，和一个（受政府管控的、官方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那时这两者水火不容，互相反对。现在这两者的联系比以往要多得多。我们总认为这两者处于极端对立的状态，但其实不是。
问：它们的联系为何会增多？
答：我认为这两者之间甚至存在一种共生关系。官方教会可以提供资源，比如《圣经》和培训机会。人们常常是在那里皈依的，因为它们是官方的。但是地下教会散布于社会各处。这些没有注册的小型教会团体有更多活动。它们在社交方面也能更活跃一些，比如去与青年人或者外来打工者建立联系。
问：你在你的新书中写道，如今地下教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政治方面的。这种说法可能会让很多人比较惊讶。他们没有受到迫害吗？
答：这并不是说现今的政治环境和限制不重要，而是说，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随着教会获得了一些发展空间，它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比如物质主义，如何让基督徒投入在他们的信仰上，如何管理教会，及如何与彼此相处。我们要自成一派吗？我们要结盟吗？我认为牧师会因为思考这些问题而辗转难眠，而不是思考政治问题。
问：为什么政府会容忍城市中的那些大型的教会？这些教会常常规模巨大，有着数以百计的信徒，所以它们并不是地下的。但是同时它们也没有注册，所以其实是非法的。
答：首先，把所有教会都纳入政府管控当中，或者把它们全部关停，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这些教会已经在中国各地数量激增。只要它们不搞政治、规模没有发展得过大，也没有涉及外国，政府似乎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城市中的教会领袖被“请喝茶”（指被安全部门人员约见谈话——编注）的情况有大幅增加。官方的策略似乎就是一直盯着点他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会领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在社会上是受人敬重的。政府某种程度上也是尊重这些人的，把这些教会关停对政府也没什么好处。我认为这些教会领袖比几十年前的那些人要懂行一些。因为他们的地位摆在那里，他们可以和政府沟通，消缓官方认为他们是反政府的这种恐惧。
问：他们为什么不就直接参加三自爱国运动呢？
答：他们很多人认为，这样做就违反了教会应以基督为首的圣经原则，因为这样就等于把最高权威让位给受共产党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了。另一方面，大多数未注册的城市教会领袖是承认世俗权威的合法性的。如果这种权威能被实现的话，他们是愿意和政府直接注册的。
问：中国有多少新教教徒？官方数字是大约2000万。但是这些只是参加官方教会的。有些估计说是近1亿。
答：我觉得8000万到1亿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比数字更重要的是总体的发展趋势。你可以看到信徒和教会在增加。这才是重点。
问：它为什么那么吸引人？
答：信任在中国社会里是一种稀缺物品。如果你看到一群充满信任感的人，那将是很有吸引力的。基督徒一般会在团体当中表达自己的信仰。大家能找到一种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亲人般的关系。他们在这里找到被接受的感觉，和信任。特别是在充满了背井离乡的人的城市中，这样一种我能归属于另一个家庭的想法变得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是基督教和其他信仰不同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