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恒转自：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119/a-scar-on-the-chinese-soul/

观点

文革刻在中国人灵魂上的一道疤

高雨莘

2017年1月19日

北京——70年代初在东北的一个农场工作时，张小沫（音）一听到卡车在结冰的路上停车时发出的尖利的声音就会发抖。她的思绪会回到1966年的夏天。在大多数晚上，都会有一群群男人坐着大卡车来，把门砸得砰砰响，在她一个人住的四合院里乱翻。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她母亲因为在二战期间接触过日本人而遭到搜捕，已经躲起来了。

“他们天天来，”最近，她在自己位于北京的公寓回忆道。“他们是一群成年男人，我只有13岁，孤身一人。我觉得自己再也受不了了。”她至今仍会想起那段经历。

在中国，文革常被称作“十年动乱”。自从毛泽东让中国陷入那场动乱，导致共产党的机构被毁，像张小沫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毛泽东对消灭国内敌人的执迷给无数人带来了公开羞辱、政治流亡和忍饥挨饿的经历。大概100多万人失去了生命。

但合法性和形象仍和毛泽东密不可分的共产党拒绝彻底清算他的历史罪行。在基本上仍禁止公开讨论文革影响的情况下，依然很难衡量那个动荡时期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

“归根结底，文革并不仅仅是由毛泽东一手发动而制造的混乱，”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对我说。它“是中国人在无人直接指示的情况下对同胞如此残忍”。

我出生于1988年。那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十余年。在成长过程中，我偶尔会听到亲戚回忆那个时期的日常生活：食品券、毛泽东像章、用随处可见的“小红书”里的话打招呼。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是我奶奶给我看一堆旧毛衣。她带着自豪的微笑解释说，60年代末，她用织毛衣的方式来分散对单位礼堂舞台上进行的“批斗”的注意力。

但情感上的创伤从未消失。2015年年底，当一名歌手登上上海一个被霓虹灯照亮的舞台，演唱一首关于他家六口人在文革期间遭遇的苦难的歌曲时，公众情绪的宣泄令很多人大吃一惊。一个网民引用那首歌里的一句歌词若有所思地写道：‘文革以后，剩下五口。’这不仅是杨乐老师的故事，也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写照。”

只有少许小型研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心灵伤害进行过研究。本世纪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和德国的精神治疗师联合开展的一个访谈项目显示，遭受过文革相关精神创伤的人表现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典型症状：很多人反映自己极度焦虑、抑郁并且常常回想起令人痛苦的经历；一些人则表现出了情感麻木和回避行为。

研究指出，文革精神创伤不同于其他骇人听闻的事件，如纳粹大屠杀和卢旺达种族灭绝有关的创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人们不是因为民族和种族等“不可改变”的特征，而是因为错误的思想而受到迫害的。为了活命，必须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防止出现偏离政治主流的迹象。生存有时候有着不可承受之重。

回忆起70年代初的高中生活时，我母亲说到了一种时刻困扰她的恐惧：“在公开场合不小心说出一个‘反革命’词语。”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十多年后，这种恐惧才消失。

这种警惕并不能保证一个人不会成为受害者。2007年对108名文革参与者进行的调查显示，不管是加入红卫兵还是信仰毛泽东主义，都不能保护一个人不遭受长期的精神创伤。

变幻无常的政治风气会让攻击者在一夜之间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导致人们给彼此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更多的是出于报复或服从正确命令的压力，而不是在思想上认为理应如此。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界限模糊，导致通过面对过去的方式来进行集体治疗成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历史和文化期刊《记忆》的联合创办人吴迪曾邀请文革期间分属某大学对立派系的成员分享他们的回忆。这些人现在都已步入迟暮之年。吴迪希望促成和解，但这个尝试却让相关人员回忆起了没算清的旧账。各方都否认对方的讲述，称自己是相关事件的受害者。

“他们从来没有坐下来谈过，”吴迪去年对我说。“他们现在依然做不到。”

更私人的原因可能也塑造了人们对精神创伤的反应。

在中国，精神疾病依然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个人的绝望有违毛泽东统治时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党光鲜的一面。因此，很多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会把自己情感上的痛苦说成是身体上的疾病。

对于这种精神伤害，在文革期间亲眼目睹亲戚被打死的退休教师徐晓迪（音）比大部分人都更直截了当。她说自己后来爱发脾气，情绪波动大。她不看跳广场舞——中国的一种备受欢迎的娱乐活动——的老太太，因为她们会让她想起红卫兵组织的批斗。

但人们“只是让我向前看”，她对我说。“他们说，因为那些年里一整代人都在受苦，包括国家领导人。”

很多像徐女士这样的人拒绝这样的说法，他们拒绝把过去抛在一边，而是选择承受其心理压力。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创伤可以跨代遗传，父母经历过煎熬，子女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生活经验可能导致遗传性基因变化的证据，已经出现在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身上，他们患上和压力相关的疾病的可能性增加了。

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表观遗传的可能性，但研究这个课题肯定会遭到政府的惩处。

住宅午夜查抄事件中的张女士还提到另一件令她感到焦虑的事情。在1960年代末“上山下乡运动”期间，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听从毛泽东的指示离开城市前往农村，当时张女士向老师报告说，一个同学为了避免去农场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张女士对我说，那个同学曾经在一次批判会上侮辱她的家人。该同学很快就被派到中国西北地区，在那里劳碌了很多年。

文革结束后，张女士找到她，发现她在家乡的一个小电影院里当引座员。张女士向同学承认了自己做的事情并道了歉。“她目瞪口呆了好一会儿。”现在她们都住在北京，张女士告诉我。“我们不时见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