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企腐败观察员魏佳佳收集、整理、编辑
【陈思敏】国企养贪 王岐山“倒查制”直逼江泽民
2014-02-06 4:29
http://cn.epochtimes.com/gb/14/2/5/n4075881.htm
【大纪元2014年02月05日讯】马年年假收，整个年假期间“下马威”三字，无疑是北京释出最强烈的信号词，尤其中纪委不放年假放狠话，官网一天一句连七天，其中最具杀伤力的莫过对贪官也对贪官后台的“倒查追究”，同时唱随的还有审计署与国资委，所以后续反腐倒查重地不仅官场，更在十八届三中《决定》突出强调的国企。
国企垄断资源掌握财源，因此不论中央国有或地方国有，都是现高层必须速纳管控的领域。
只是从刘志军负债累累的铁道部、蒋洁敏弊案连连的中石油、江绵恒吸血营收的中移动，周永康周滨父子敛巨黑金的石油系，乃至近来重现媒体的曾庆红曾伟父子鲸吞蚕食的鲁能案，这些江系人马在国企的腐败窝案，让国人怵目惊心，也让上台后的新班子急欲肃清。
国企怵目惊心的腐败问题由来已久，确实从何开始，在3年前就已有研究报告提出了具体时间点。
那就是2011年北京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一份报告指出，统计2001至2009年间，国企总计获利5.8万亿，但利润未上缴，反过来还获7.5万亿的政府补贴，加上其他政策性补贴，实际国企垄断每年带来损失约计2万亿，换言之这些年来，是中国13亿民众每人每年1,538元在养这些国企“败家子”，如此荒谬国情始于何时？该所所长盛洪表示：从1994年开始。
1994年江泽民已任国家主席，自己就国库通家库，在2000至2003年短短三年时间，更是国企资产疯狂流失的年份，因为1999年7月发动镇压法轮功的江泽民孤掌难鸣，于是全民资产被江泽民大方挥霍给愿意同他一起迫害人民的贪官污吏。
江泽民以贪养贪，纵容官员腐败，也让他们更加为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卖命。沦为贪官私人金库的国企，通天通地的垄断性，在财政资金、公共工程、国有资产的经营转让投资，特别是在国有银行的放贷，到处都是暴利可图，也让全民资产被挥霍的体无完肤。
江泽民大笔一挥可以把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俄罗斯，又怎么会在乎人民的血汗。马年伊始，中纪委官网对去年王岐山在三次全会讲话有段解读：有的地方团伙性腐败的大案要案，实际上已经存在好多年了，也迟迟未能查处，愈演愈烈、怵目惊心……，可谓直逼江泽民。实际上中国涉及人数最多、时间最久、最怵目惊心的腐败大案，是中共与江泽民对法轮功至今不停的残酷迫害，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活摘器官。
中移动腐败案件频发 凸显“国企”机制弊端
2014.03.24 16:29 ET
“中国移动”日前再有高管人员遭中纪委调查，至此这家国有企业在五年内，已有十多名高管因贪污腐败落马。有评论认为，制度缺失正导致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日渐低下、腐败频生。
中国用户近7亿、去年营收超过6千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移动”近年腐败案件频频曝光。自从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被查之后，陆续有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原总经理李向东、中国移动四川原总经理李华、中国移动原副总裁鲁向东等10多名公司高管因贪污腐败被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3月18日再次披露，中移动三名高级主管人员：原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丁占武、总经理助理兼唐山移动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张磊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虽然中国官方调查国有企业负责人大多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理由，但据业内人士披露，中国移动五年内腐败案件频繁曝光的背后，大多涉及业务联络与设备采购的权力寻租有关。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惩治腐败措施后，一批中国国有企业老总级人物也连续因贪腐问题落马。去年8月，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因违纪被撤职；11月11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副董事长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被调查，凸显中国 “央企”机制内部的种种体制弊端。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商务教授苏展指出，目前由中国“国资委”投资、国务院人事任命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约有120多家。由于经营领域受到国家法令保护，中国国营经济在整体发展战略上存在执行“国进民退”的误区，这也是导致腐败问题普遍的原因。苏教授说，
“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一方面，当时大量的资金为了刺激经济流到了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家有种误区就好象体育的举国体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幻觉。”
苏展教授表示，减少国有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多年来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反腐措施之一。但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对此并没有坚定的决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任何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领域或人事管理的变动，都必然触及当局整体的既得利益。他说：
“中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没有监督，有些政治权力是无限的。中央大企业里，很多人事任命是裙带关系，是政治考虑。而且，这些企业很多处于垄断的环境之下，肯定要出问题。这些年来，中央政府都公布利润情况如何。我个人认为，这些数字都是有水分的、绝对不反映它们实际的效益。”
根据“中国移动”公布的数据，2013年该企业全年业绩达到营收总额6302亿元，净利润1217亿元，而过去11个财务年度中，中国移动的净利综合更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但如此高额盈利之下，却难掩腐败丛生的窘境。《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一些中国“央企”的华丽袍子上爬满了虱子，在中国特殊领域创造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养肥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贪腐硕鼠。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近年国有与民营经济在运营机制中的混合现象已日趋普遍，但国有企业无论在市场及经营特权上仍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进民退’其实不是体现在产权上，是体现在垄断上。中国实际上是把一些所谓战略性产业，由政府给予特定许可权的方式实施垄断，‘中移动’就属于垄断造成的利润高。所以，要害问题是垄断排除了竞争。没有竞争，垄断的结果就是垄断价格。这对老百姓的伤害非常大，是直接的、每天都在发生的。”
中国国有经济实体中的贪腐问题，究竟能否通过“打老虎”或国企改革得到根治？原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撰文指出，把中国央企中的的国有成分降到20%目前仍只是个目标。原因就在于，无论央企、民企都对这种混合所有制心存疑虑。民营企业担心即便在国有企业有了股份，却可能仍然没有相应的话语权，是羊入虎口；国企则担忧，此举会造成产权模糊，甚至国有资本流失。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认为，中国通过惩处个别官员难以解决经济所有制的根本问题，国有经济的比例成分必须建立在符合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最后都归结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起一定的作用但更多是社会效益，老百姓生存必须的东西有国有企业参与是对的。但中国现在的方式，在所有有利益、有甜头、竞争性的行业都有国营企业，它们受到政府的优惠、有各种关系网。当一个国家投入很大，真正对于社会需求效益产出不够的话，社会肯定出现大问题。所以，中国长远看不能是换几个领导、抓几个腐败的国有企业老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苏展教授指出，中国当局靠中纪委“调查”贪官已很难真正遏制中国的贪腐问题。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允许公开透明的经营管理监督、消除企业高管黑箱作业的权力，才是中国大陆“国企”反腐的重中之重。
（记者：何平 / 责编：嘉华）
河南新乡工人投诉国企改制腐败 遭打击
2012年11月25日 01:14 陆杨
华盛顿 — 中国国营企业改制过程中腐败案频发和企业员工权利受侵犯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河南省一家军工企业工人几年来举报腐败，不但没有得到立案，维权代表还受到各种形式的报复。
*燎原员工求助媒体*
河南省新乡市燎原电子有限公司（原国有760厂）维权工人代表近日给媒体发出紧急求助信，希望媒体关注，促成政府有关部门调查该企业在改制过程中的黑幕。
求助信称，公司2001到2006年共实现销售收入14.8亿元，最后用不到1200万转换到管理人员自己的名下。
新乡市燎原电子有限公司曾经有5039名在册职工。员工对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非常不满。工人认为，原760厂董事长赵博（新乡市人大代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760厂改制时，总股本是7100多万元，赵博以实物折算出资1800多万元，现金出资52万元。工人希望了解，作为一个国企领导这笔巨额资金的来源。
*维权五年 工人代表被开除*
燎原电子公司工人从2007年10月开始向上级机关反映企业改为股份制过程中的问题，希望他们调查。但是，五年下来，尽管收到一些上级部门的答复，然而到了新乡市就再也推动不下去。反而是四名工人代表都先后遭到打击报复。
*张联续：主要诉求至今没有答复*
代表之一张联续11月24日对美国之音说，几年来他们坚持上访，但是至今当地检察院不给任何答复。他说：“他们把国有资产贪污之后，我们一直在上访举报。但是检察院不给立案，而且不给任何答复。”
张联续告诉记者，他和其他维权工人代表也尝试过上访，当时的中央在河南的巡视组给新乡市发过文件，新乡地方信访办也文字表达要调查，但也是不了了之。
张联续是复转军人，1992年到760厂工作，父辈也是该厂的员工。张联续说，因为实名举报企业改制腐败，2009年10月他被燎原电子有限公司以诽谤诬陷他人为由而解雇。其他几位工人代表或被调到保安部门，或被调到厂物业公司做保洁员。
*前团委书记因维权而成保洁员*
美国之音联系到维权工人代表王爱群，她曾经是厂团委书记，参与维权后被调入物业公司当保洁员。
王爱群说：“现在我们感觉最无助的是我们告到哪都没人理我们。五年来，我们在新乡市检察院实名举报。每一次去找他们都被告知，东西找不到了。我们再递一份，再去找他，东西又找不到了。拖了4年多，我们再去找，说把东西转走了。人家处理过了，我们说得给我们一个书面东西吧，书面东西没人给你们出。”
王爱群说，五年的维权，他们被当作球踢来踢去，而且厂人事部门的主管扬言，到哪里告都没关系，他们有的是钱。王爱群还说，她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董事长不接电话？*
美国之音记者电话联系新乡燎原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博，但被告知是空号。可是张联续说，那个号码绝对没有错。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改制都有腐败黑幕，国企经营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相互勾结，他们通过敛财，造成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企业员工的经济利益受到侵犯。
三天内联通两高管被查， 江绵恒成反腐目标
2014-12-19
12月17日，中国联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总经理宗新华落被查，这是三天内被查的第二名联通高管。中国联通为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江绵恒把控，江绵恒涉猎电信的巨额贪腐黑幕，再成各界关注要点。
中国联通官网12月18日发布消息称，宗新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被集团公司党组免职。
2013年6月，中国联通组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事业部”，原电子商务部总经理宗新华任总经理，该部门主要负责联通网上营业厅的运营。
数据显示，宗新华主管的中国联通2012年电子商务营业额达人民币358亿元，2013年超过500亿元。目前，其主管的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日均营业额就超过1.5亿元。
宗新华是3天内中国联通第二名被查高管。12月15日，中国联通网络分公司副总经理兼网络建设部总经理张智江被调查。
中国联通还将有高管落马
据大陆《澎湃新闻》12月18日报导，宗新华因何原因被查目前还不清楚。有传言称，张智江主管百亿网络建设投资时涉嫌收取企业贿赂。张智江、宗新华事件后可能还有后续，网上有人正在匿名举报中国联通其他高管。据传，联通市场营销部总经理熊昱已被举报。
12月18日，博主鲁青发表题为“中巡组再斩联通高管 电信成王岐山新战场”博文称，近年来，电信业已成为腐败案的高发区，现在中国联通陷入王岐山反腐风暴，料将有更多“大鱼”落网。
中联通高官的相继被查，外界认为2013年《财新网》推出的“中移动窝案”专栏似乎开始从新发酵。
此前媒体报导，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长期垄断电信系统，电信运营商扣费猫腻、霸王条款频现。中共《新华网》12月2日刊登署名文章，揭示中国联通存在8大“坑”，套取用户钱财。
江泽民家族控制电信业 中国移动窝案呼之欲出
近期，中国移动不断被媒体点名，加上中国联通不断出事，外界认为继“中石油窝案”后，“中移动窝案”也似有揭盅征兆，案件可能间接挖到江绵恒。
2014年12月5日，中共喉舌央视罕见炮轰中移动，揭发其乱扣费的内幕，称其形同“抢劫”。12月8日，陆媒《财新网》刊发专稿，揭开至少造成2000亿资金损失的中移动TD-SCDMA项目从高调上马到迅速落败的内情。
2013年中共610头目李东生落马的翌日，《财新网》旋即把国企反腐史上最大的两起腐败窝案，“中石油窝案”和“中国移动窝案”相提并论，强调“中移动窝案”比中石油还大。
关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与中移动和中联通之间的瓜葛，海外媒体曾有曝料。1992年江泽民正式掌权后，江绵恒即迅速回国。1994 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几年时间江绵恒建立起庞大的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中国联通是2009年1月在原中国网通和原中国联通基础上合并组建。
中国通信运营商巨头中国移动也一直由江泽民家族幕后掌控。中国移动原董事长张春江于2011年被判死缓，成为江泽民家族的替罪羊。张春江被指是江绵恒的“白手套”。
在江泽民当政时期，江绵恒还染指上海众多重要的经济领域。
外界认为，江泽民家族贪腐所涉金额之巨，登峰造极。
反腐指向江泽民 江绵恒成为目标
时政评论员夏小强表示，中纪委进入中国联通巡视，目标就是江泽民之子江绵恒。习近平拿下徐才厚和周永康后，打虎开始逼近江泽民，同样是从其外围以及家族成员查起，“中国第一贪”江绵恒自然成为目标。
夏小强称，三天内中国联通两位高管连续落马，是当局对江绵恒的联通腐败取得突破的开始。随着调查深入，预计联通还会有高管落马，然后，江绵恒的贪腐证据将会被获得，最终江绵恒落马将难以避免。
2014年12月12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接见泰国来宾时讲，“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时值周永康案尘埃初定之际，外界纷纷关注焦点聚焦在江泽民家族。
(来源： 大纪元2014年12月18日
河南粮食局原局长曹濮生贪污受贿超千万元被刑19年
2014-12-25
| 新华社郑州１２月２５日电（记者 李丽静）记者25日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河南省粮食局原局长曹濮生受贿贪污案经该院终审，驳回曹濮生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认定曹濮生受贿６８９万余元，贪污４４０万元，判处有期徒刑１９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１００万元。 南阳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河南省粮食局下属企业河南金粮源商贸有限公司与美籍华人邓某，在郑州合资成立河南龙胜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其中邓某出资６５７万元。２０１０年，龙胜行公司亏损停业，邓某找到曹濮生及金粮源公司总经理要求赔偿投资损失，均被拒绝。２０１１年３月初，邓某以在全国“两会”上散发曹濮生的腐败问题材料为要挟，要求曹赔偿其损失。在曹濮生安排下，河南省粮食局下属单位河南省金地集团总经理胡某和项目合作方的河南某置业公司董事长薛某，各出资４００万元给邓某。法院认定，曹濮生此举，属贪污河南省金地集团公款４００万元，向河南某置业公司索贿４００万元。 法院还查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１年期间，被告人曹濮生利用其担任中共新乡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南省粮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２８９万余元。２００８年下半年，被告人曹濮生在其下属的金粮源公司委托加工大米包装盒的过程中，安排其亲属承接相关业务，并肆意抬高单价，从中渔利４０万元，占为己有。 依据以上事实，今年８月８日，曹濮生案一审公开宣判：曹濮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５０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１２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５０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１９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０万元；涉案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判决后，曹濮生提出上诉，辩解自己最大的一笔贪污受贿款８００万元，是为了平息邓某在全国“两会”上散发涉及省粮食局４０余名干部职工的举报信，让邓某用于龙胜行公司的经营，是借款，不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省高院二审审理后，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
责任编辑： 刘红色
河南原粮食局长为摆平举报人曾付800万封口费
新华社郑州12月25日电 (记者李丽静)记者25日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河南省粮食局原局长曹濮生受贿贪污案经该院终审，驳回曹濮生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认定曹濮生受贿689万余元，贪污440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南阳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6年12月，河南省粮食局下属企业河南金粮源商贸有限公司与美籍华人邓某，在郑州合资成立河南龙胜行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其中邓某出资657万元。2010年，龙胜行公司亏损停业，邓某找到曹濮生及金粮源公司总经理要求赔偿投资损失，均被拒绝。2011年3月初，邓某以在全国“两会”上散发曹濮生的腐败问题材料为要挟，要求曹赔偿其损失。在曹濮生安排下，河南省粮食局下属单位河南省金地集团总经理胡某和项目合作方的河南某置业公司董事长薛某，各出资400万元给邓某。法院认定，曹濮生此举，属贪污河南省金地集团公款400万元，向河南某置业公司索贿400万元。
法院还查明，2004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曹濮生利用其担任中共新乡市委政法委书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河南省粮食局局长的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价值共计人民币289万余元。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曹濮生在其下属的金粮源公司委托加工大米包装盒的过程中，安排其亲属承接相关业务，并肆意抬高单价，从中渔利40万元，占为己有。
依据以上事实，今年8月8日，曹濮生案一审公开宣判：曹濮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9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涉案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判决后，曹濮生提出上诉，辩解自己最大的一笔贪污受贿款800万元，是为了平息邓某在全国“两会”上散发涉及省粮食局40余名干部职工的举报信，让邓某用于龙胜行公司的经营，是借款，不构成贪污、受贿犯罪。省高院二审审理后，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完)
编辑：SN123
责编：陈超
铁路腐败窝案反思录
一财网
2014-12-29 19:56
责编：群硕系统
酝酿于十八大之前，审判于十八大之后，历时三年有余，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死缓、高铁“一姐”丁书苗（又名丁羽心）被判20年有期徒刑为标志，近日，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终于画上了句号。（更多独家财经新闻，请加微信号cbn-yicai）
这起腐败窝案，集中暴露了垄断和政企合一的行业系统的弊端。该系列案，牵扯铁路系统官员近20人，均身处要职；牵扯以行贿为主的大型国有企业几十家；牵扯各路商人十几名；涉及非法资金数十亿元。
丁书苗和刘志军的最后挣扎，主要利用了在会所和其他组织的活动中，变相网络或裹挟人脉资源，又因此牵连出更多贪腐线索和“老虎”。在十八大之后，多名落马的山西籍高级官员中，曾与丁书苗勾连的人不在少数。
这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企业，在相对封闭的铁路系统内，勾连关系、各有分工、官商共舞，极尽能事垄断资源，自上而下、从内到外腐败横生。在铁路系统之外，他们的又想建立更大维度的同盟，在反腐败成为最强音的当下，一切试图勾连的“裙带”被横扫，一个个“山头”被消灭。
而回顾和反思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剖析体制弊端，在如今中国，更有利于看清腐败与反腐败之间应当如何角力。
腐败的成本
从2003年3月到2011年2月，刘志军担任原铁道部部长的职务，整整8年。
《第一财经报日报》记者梳理刘志军在任期间8年的铁道部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完成533.47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为516.32亿元；2005年为889.16亿元；2006年为1552.75亿元；2007年为1772.1亿元；2008年为3375.5亿元；2009年为6005.64亿元；2010年为7074.59亿元。
也就是说，刘志军任期内，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总体接近2.2万亿元。从其任职原铁道部部长至其事发，投资涨幅近1330%。其事发后三年，2011年，投资降低至4610.84亿元；2012年和2013年投资均维持在5000元稍右的规模。
另一组数据显示：丁书苗等人先后帮助23家企业在57个铁路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过程中中标，涉及金额1788亿余元，收取中介费30余亿元，其中，丁书苗违法所得20多亿元。判决后，丁书苗仅罚金被判处25亿元，被没收个人财产2000万元。
刘志军涉案金额6361万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马俊飞涉案金额为1.3亿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涉案金额7000万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涉案金额4755万元；原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苏顺虎涉案金额2500万元；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罗金宝涉案金额4748万元；原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郭文强涉案金额4500万元；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副局长刘彪涉案金额3300余万元；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因受贿2000余万元；丁书苗女儿侯军霞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没收个人财产8000万元。
即，上述部分铁路系统的腐败窝案的涉案金额就高达31亿元，几乎占到2003年全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的5.8%；占到2011年的0.44%；占到刘志军任期8年总投资的0.14%。
而实际上腐败成本在整个铁路投资金额中的占比将远远大于上述比例。
丁书苗及其女儿侯军霞等人非法经营的总额1788亿元，按此计算，他们非法经营涉及的资金总额占到刘志军8年原铁道部总投资的8.13%。
偌大的利益和受限不多的权力，成为丁书苗、刘志军等人贪腐的最大原始冲动。
关系是如何炼成的
面对如此巨大利益盘，官商关系杂糅其间，错综复杂。但每一个人均被两个字——利益——捆绑其中，难以自拔。而所谓“利益”，既包含了官场中一些人的仕途利益，又包含了官商皆图的经济利益。
这一靠十余年打造的官商同盟关系，最早起源于罗金宝和丁书苗的相识。
罗金宝与丁书苗都出生在山西，两人老家相距四五百公里。两人岁数相仿，罗1956年出生，丁1955年出生。
丁书苗早年失意落魄，种过地、卖过鸡蛋、开过饭店，但是她始终相信，自己背后有贵人相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山西煤炭业在经过前十几年的高负荷开采后，遭遇了供大于求的瓶颈问题，很多煤矿开采出来的煤炭堆积如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金融危机导致的全国性经济发展减速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铁路运输能力的严重不足。
越是这种状态，“运输计划”即所谓“车皮”问题便显得更加重要。
当时，山西煤炭滞销问题更为集中地表现在产煤重地临汾和晋城一带。丁书苗的老家沁水县位于临汾和晋城的中间部位，典型地遭遇了煤炭滞销困扰。
这种困扰对于丁书苗而言，却是机遇。虽然貌似“傻姐”——这一称呼，直到认识刘志军后仍被刘多次称为“猪脑子”——但实际上，丁书苗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意经。那个年代，她很快打听出，搞车皮比开煤矿还要挣钱。而要在当地搞到车皮，则必须结识当时的北京铁路局临汾分局
机缘巧合，丁书苗下血本甚至借钱拿下了罗金宝。据知情人介绍，其间不乏钱色利诱。罗金宝也觉得丁书苗“实在”“可靠”。正在谋求仕途上位的罗金宝，需要一个丁书苗这样的角色来为自己提供经济上的后盾。
至此之后，丁书苗可谓飞黄腾达，而与罗金宝的关系也粘连在一起。
善处关系的罗金宝在40岁之后仕途上顺风顺水起来，先后出任临汾分局副局长和党委书记，不久之后，调任大同铁路分局出任局长。
在这背后，罗金宝最大的支持来自于长其3岁的刘志军。罗与刘的相识，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同在铁路系统，另一方面是罗“看好”刘的仕途前景，故在各种业务交流和会上刻意“贴近”刘志军。而刘志军也明白，要想在铁道部站稳脚跟，必须培养自己的嫡系。
此时的丁书苗在山西“车皮业界”已经名声大噪。2001年，罗金宝调任大同分局局长前后，通过丁书苗安排的罗与刘见面的诸多场合，丁书苗开始接触刘志军。而刘志军对丁书苗的印象，也与罗金宝相似，“老实、可靠”。
刘志军官至原铁道部部长的第二年，即2004年，罗金宝职务上调至北京铁路局副局长兼任任石太铁路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组长。这一期间，刘志军逐渐培养起了自己的嫡系部队，林奋强、闻清良、邵力平、张曙光、郭文强、苏顺虎等人。2003年4月，早于罗金宝，刘志军将自己曾经任职局长的沈阳铁路局的同事张曙光调任北京，与罗一样同为北京铁路局副局长。
丁书苗的生意的主战场也从山西搬至北京。
2006年，罗金宝被调任呼和浩特铁路局担任局长。此时，该局在煤炭运输中的作用，堪与山西比肩。也从此之后，丁书苗的车皮生意便集中到了内蒙古。资料显示，这一期间，在刘志军的授意下，在张曙光、苏顺虎等人的协调下，只车皮生意，丁书苗等人便获利数亿元之巨。
罗金宝调离呼和浩特铁路局之后，丁书苗继续利用刘志军的关系，通过接任的局长林奋强等人继续在内蒙古的铁路运输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在中国布局高铁发展不久，丁书苗完全借势刘志军，进驻这一行业。以中间人身份干预高铁项目的招投标、垄断高铁广告业务、控股高铁列车关键零部件的生产企业，在2006年之后，丁书苗“高铁一姐”的称谓不胫而走。
可以说，这一阶段，丁书苗借用罗金宝和刘志军的关系，让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大，聚敛的财富甚至超乎了她自己的想象；而刘志军和罗金宝等人，则利用丁书苗，或在仕途上不断爬升，或在关系网布局上视其为风险系数较小的经济后盾。
窝案崩盘
刘志军一手打造的铁路“刘家军”，在各种矛盾集聚之后，走向崩盘。中纪委等部门布局的一张大网业已打开。
首先是原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何洪达案发。何洪达亦为刘志军嫡系，在刘出任原铁道部部长数月后的2003年7月，何即被从哈尔滨铁路局局长的位置上调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2008年下半年，何洪达即被中纪委调查。刘志军为此曾夜不能寐。不好自己出头的刘志军，找来丁书苗，委托她找关系搭救何洪达。刘志军此举的目的，意在安慰何洪达，防止其对自己攀咬。
没想到，丁书苗及其女儿侯军霞误入圈套，被人先后骗走4000余万元。搭救何洪达的图谋落空。2009年11月，何洪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随后罗金宝事发。其被举报在大同任职期间，与该地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存在利益输送，被爆收受申公元贿赂600万元。在一起煤炭事故发生后，申公元案发，牵连罗金宝。刘志军为防止罗金宝攀咬，紧急将其调任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但2010年10月，罗金宝依然被免职和接受调查。
两件事，让刘志军如坐针毡，丁书苗也备感不妙。
然而，另外一个刘志军并不完全知情的行动在2008年和2009年渐次展开，这就是审计署对高铁建设资金的“跟踪审计”。通过调查，审计署的审计人员发现，某国有铁路建设企业在承揽业务中将一笔款项汇给了一家民营的第三方公司。再调查发现，该民营企业老板收的是项目介绍费，也就是中介费。国有企业从铁道部拿项目，为什么还要交中介费？
随后，审计署将上述线索移交中纪委。
2011年2月，刘志军和张曙光先后被调查。当年7月，苏顺虎被调查。
就在这一年7月23日20点30分左右，甬温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发生，40余人遇难，200余人受伤。
对于这起事故，安监总局的调查报告分析了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关键设备招投标、技术审查、上道使用等方面违规操作、把关不严，致使其在温州南站上道使用。
从丁书苗干预高铁项目招投标的行为上分析，刘志军期间的腐败行为与上述事故不无关联。而人们宁愿没有这样的背书。
2013年6月，刘志军因受贿和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死缓。在其之后，邵力平、闻清良以及呼和浩特铁路局原局长林奋强和三位原副局长均被判处死缓或有期、无期徒刑。2014年12月16日，丁书苗因非法经营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丁书苗被宣判的第二天，其女侯军霞亦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性7年。
曾经的挣扎
对于丁书苗而言，也许并不是在法庭上她才后悔，当与刘志军等人的利益同盟关系出现危机苗头的时候，甚至看到数不清的金钱被汇到自己公司账户上的时候，她就后悔过。
但是，直到她2011年初被采取措施调查后，她才真正放弃了侥幸的心态。而在此之前，刘志军和丁书苗一直采用各种方式做最后的挣扎。
2008年，丁书苗认识了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的范增玉。之后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丁与范商议，由丁向该中心进行捐款，再由范为其安排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为此，丁羽心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2010年3月，丁书苗在去瑞士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她觉得要加大做慈善的力度了，于是就跟范增玉商量，让她在更多的活动中曝光，获得领导肯定后，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范增玉的证言表示，丁羽心就是想通过他进行捐款，提高知名度，认识更高的领导人，以逃避司法制裁。
上述行为皆是丁书苗多年养成的“背靠大树好乘凉”心态的惯性使然。但最终，范增玉不仅没有能够拯救丁书苗，相反，其也因为贪污、受贿和诈骗犯罪而接受了司法机关的审判。
除了范增玉，丁书苗还在更大维度上进行了挣扎，这一维度内的挣扎，实际上也是刘志军的挣扎。
据知情人介绍，山西人丁书苗曾经为山西籍的很多官商组织的活动埋单。尤其在行将末路的2008年之后，丁书苗对类似活动的痴迷程度非同寻常。
她在一个不公开的组织上担任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网络了大批官商。据知情人介绍，很多参与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组织后来竟成为有关部门侦破几大要案的重要线索。曾参与这一组织的多名副部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山西籍或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官员，成为十八大后反腐的主要对象。
丁书苗的挣扎几乎到了极限。她发起成立的英才会所，邀请了多国政要和前政要担任会所高级咨询理事。
2009年7月，位于北京CBD区域核心位置的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正式挂牌成为五星级酒店。这家酒店的投资人之一正是丁书苗。在此，丁书苗出资协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几百位官商出席。
然而，无论如何，丁书苗及其背后刘志军最后的挣扎，试图裹挟更多利益群体进入同盟，但都未能阻止他们政商关系的最终崩塌。而其身后事，则成为反腐败进一步破除山头、圈子的最好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