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转自博讯网
全国“两会”召开，人口政策有望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之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整整63万。这一数据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预测还要更低。比如，国家卫计委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之初预测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而对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预测为2023.2万。而最新的数据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过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卫计委的最低预测还要少整整300万。这个数字甚至比卫计委对不放开二孩政策下的预测值1770万，还要少47万。
而我们之前的预测是，出生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高峰，当年出生人口有望超过1800万，但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后育龄女性数量的锐减，出生人口将在2018年进入雪崩状态，在之后十年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萎缩。但现在看来，出生人口雪崩比我们预料的来得更早，也更加迅猛。这一严峻的人口形势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在此之际，我们感谢财新允许我们发表下文。该文是新近出版的《中国梦呼唤中国孩》一书的后记一。该书收集了主要编著者梁建章和黄文政在过去几年有关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以及2015年年底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与会者的发言或代表性文章。在人口问题再次面临抉择的关头，希望《中国梦呼唤中国孩》一书能够对破除流传已久的人口误区，恢复可维持民族正常繁衍的生育观念，起到促进作用。
这些年来，很多人问我们：到底何时才会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按我们在书中的论述，生育限制本就不应该存在。借用何亚福先生所言，对于一个不该存在的限制，当然是取消越早越好。但直到本书付印时，这一持续了数十年的政策依然在继续。不过，我们乐观地认为，限制政策即使不会立即停止，也无法逾越由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据或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所带来的冲击。
首先，堆积生育意愿的高峰，会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大约两年之内基本释放，加上育龄高峰期女性处于急剧萎缩之中，年出生人口有望在2018年开始锐减。这点已为各种数据所印证。比如，2017年前5个月的月均出生人数已经低于2016年的月均数据；过去几年的初婚人数和每年出生的一孩人数都在快速下降。然而如此明显的趋势，却从未出现在国家卫计委、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口预测报告的表述中，给人感觉这些部门对于即将来临的出生人口雪崩还是浑浑噩噩。
其次，即使2018年出生人口数据不会直接改变生育限制政策，那么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则可能造成更大的冲击。如果说2000年人口普查拨开了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迷雾，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了严重调高生育率的荒谬，那2020年人口普查有望终结不实数据对人口政策的误导。在2010年之前，每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虽然多于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出的人数，但到接近201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几十万，2010年人口普查也基本印证了这些数据。
然而在2010年之后，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数与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人数之间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到2015年已经达到500万之巨。如此之大的差距，完全不能被统计误差所解释。涉及到国家状态最基础的出生人口数据，内在的不一致性如此严重匪夷所思。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恐怕只有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水落石出。不管普查结果偏向哪个数据，中国社会对人口形势的认知都会受到巨大冲击。
在此之前，虽然很多人已经隐约感受到低生育率危机的阵阵寒意，但依然有两大误区在阻碍着中国生育状态正常化。一是严重低估了中国低生育危机的程度，更没有认识到提升生育率有多么困难；二是依然沉迷于“减少人口造福中国”的幻觉之中。我们编著本书的目的，正是希望能对这类误区提供比较深入而全面的分析。该书的缘起于2015年12月3日和4日在北京举行的《人口与未来研讨会》。书中收录并整理了我们过去几年里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以及数十位会议参与者的发言或文章，其中部分内容是首次发表。我们两位作者与人口问题的渊源，恰好也能反映出中国人口观念变化的轨迹。
梁建章在2007年选择卸任他所创建的携程旅行网的CEO，在无数人的诧异目光中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在研究过程中，梁建章发现了两个事实：一是由于中国自1980年起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未来几十年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二是对于中等以上发达国家来说，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国内年轻人口的比例密切相关，老龄化将严重影响创新创业的能力。通过对于多国人口数据、经济趋势进行周密研究，梁建章进一步验证了以上结论，并且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及时改变人口政策，就可能危及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所以在那之后，他不断在各种场合以经济学的观点呼吁中国尽快放开生育限制。
黄文政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始于1985年，当时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的研究生，最初曾计划研究人口问题。虽然后来转为研究机器学习，但他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却延续了下来。不过，那时的他并不觉得计划生育有问题，甚至在1992年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年博士时，还因为替中国人口政策辩护而与美国同学争论。他当时还没有深入思考人口问题，只是凭感觉就直观认定中国人喜欢生孩子。直到2000年代初期，当他在海外网站看到易富贤一篇文章里提到东亚地区生育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时，瞬间就认识到自己之前的观点其实都只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自此，他开始逐一分析和思考有关人口问题的各种论点，并发现很多看似根深蒂固的理论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促成我们两人合作的机会，是珠海平和英语村的洪秀平校长于2012年6月在北京召集的一次餐会。洪秀平曾参与组织多次人口研讨会，并倡议创办人口与未来研讨会，又邀请何亚福先生加入。何亚福先生是国内较早系统性反思计划生育的民间人士，曾在媒体发表700多篇文章并著有《人口危局》一书，之后他一直任人口与未来网主编。
本书的基础是原《决策与信息》杂志于2015年第二期发行的特刊。该杂志社的社长兼总编是蒋云鹤女士，编委会主任是刘明福大校。促成刘明福大校与梁建章、黄文政结识的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程轶平副教授和刘明福的妻子相树华。在2015年11月3日和49日的北京大学研讨会，刘明福以《中国梦》杂志社总编的名义参与并采访会议，整理各种来源的内容，本书的书名《中国梦呼唤中国孩》就是刘明福教授的主意。没有蒋云鹤与刘明福的参与，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在此，我们对他们两人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我们也要感谢应邀参加2015年的北京研讨会的各位学者以及民间人士。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中国人口政策变革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他们的会议发言或文章更是大大提升了本书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由于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书中，也算是本书的众多作者，我们在后记中就不逐一列出。
此外，我们还特别感谢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佩云前辈对人口研究的鼓励和对我们的支持。彭老虽早已退居二线并已过八十高龄，但一直为人口政策的改革倾心倾力。除了出席2015年底北京研讨会的学者外，顾宝昌、王丰、穆光宗、郭志刚、王广州等学者也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宝贵的支持。他们与参加了研讨会的梁中堂、陈剑、左学金、李建新等人口学者一样，对于低生育率问题早有认识，并对人口政策的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本书的完成还得益于人口与未来网的众多志愿者，如孙涛、程轶平、一零、钱育慈、李瑛的参与和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黄细花、江源波、赖明勇、石磊、杨群、熊继军、杨玉芳、黄代放、王名、刘大钧、贾庆国、贾康、祝连庆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在人口政策远未明朗的情况下，就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并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各种关于人口政策改革的议案提案。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将该书列入出版计划。
最后，我们强调，认识到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严重性，只需要常识，而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只是在人口问题上，真正缺位的恰恰就是常识，而我们这本书就是希望向读者重申这些被忽视的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