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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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大斗大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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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

自1966年起，我国发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给全党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南京大学在文革期间遭到空前劫难，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残酷迫害，教育科研事业受到严重摧残，成为教育战线和江苏地区的重灾区之一。

一、“大批大斗大迫害”

（一） 从揪斗匡亚明到批判工作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出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而发动的。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指名批判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毒草”。其后，这种“无限上纲”的批判又扩展到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并于5月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中提出要“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由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路线就被推上了更加极端化、狂热化的阶段——“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5月7日，江苏省委曾召开6所高校的党委书记会议。9日，在会议上得知中央有关提出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的精神。但当时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匡亚明、胡畏对面前的运动并无思想准备。5月11日，他们在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传达了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精神，提出南京大学运动的三个步骤：1. 批判三家村；2. 开展群众性的“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清理思想；3. 深入教改。提出争取在暑假前搞完运动。同日，成立了全校文化大革命办公室，下设秘书组、组织组、理论组、宣传组。5月13日，召开校务委员会会议，匡亚明在会上提出大字报不提倡，也不反对，并要知识分子以愉快的心情，以整风的态度，迎接文化大革命。5月14日和5月20日，匡亚明分别在校本部和溧阳分校作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会上匡亚明提出运动的32字方针：“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口诛笔伐，打退进攻；自我革命，改造思想；揭露问题，彻底教改。”为贯彻这一32字方针，匡亚明还曾在全校转发了一封青年工人的来信，并以溧阳分校名义为之撰写了按语，其中提到：“在全校开展一次群众性的‘兴无灭资’的自我教育运动。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分校今年毕业生论文全部以学术批判为内容。”“一是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即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避免不实是求是的作风；二是坚持原则，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

5月16日至22日，江苏省委召开全体会议，胡畏出席宣传口的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南京大学立刻组织师生学习《五·一六通知》，并于5月20日决定，为了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本学期不进行考试，学生学期成绩依据平时成绩而定。

5月25日，在康生操纵下，署名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北京大学内贴出，指责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压制群众革命”，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全文；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和社论，提出要摧毁“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6月2日和3日，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和校本部就分别出现了矛头直指匡亚明校长的大字报。6月6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消匡亚明的一切职务，并立即上报中央批准。6月12日，中共江苏省委在南京大学操场召开了有万人之众的南京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匡亚明被妄加罪名而撤销一切职务，成为“文革”中继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之后被最早“打倒”的大学校长之一。

从这时起，南京大学便开始停课搞运动。

由于各高等学校党政领导一开始就遭受“揪斗”而已处于瘫痪，1966年6月初，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高等学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以保持对各校运动的领导，并于6月3日拟定了8条指示，要求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防止坏人破坏”等。各地党委也相应效仿这一做法。6月8日，江苏省委先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6月15日，由汪冰石任队长，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林克任副队长的中共江苏省委驻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开进学校，取消了校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7月4日，江苏省委又改派彭冲为南京大学工作队队长兼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并于6月底和7月初两次向南京大学增派工作队员，使工作队队员增至130多人。

 工作组进入高校后，对避免高校在党政领导瘫痪后陷入无政府状态，避免当时激进的“群众运动”产生过于极端的行为，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方向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许多高校在“揭发批判”原学校党政领导的同时，“顺藤摸瓜”、“层层揪斗”，把“批判”、“揪斗”的矛头扩展到一大批干部、教师，甚至部分学生也程度不同地受到压制和批斗。如陈嘉、陈瘦竹等教授被加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遭到《新华日报》的点名批判。在中层干部和教师中，生物系总支书记谢家极和副系主任萧信生，首先遭到批斗。

8月1日到12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强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从7月底开始，全国各高校撤消了工作队。8月、9月间，开始了全国性的“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南京大学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也纷纷成立，如“红色造反队”于8月23日成立、“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于8月27日成立；被一些造反派视为“保皇派”的“红旗战斗队”也于8月30日成立。一些“红卫兵”组织以“破四旧”为名，大搞抄家等违法活动，搞得全校人心惶惶。同时，许多师生纷纷外出串联，外地来宁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从北京南下的学生也到南京大学来煽风点火，批斗干部，并把斗争矛头引向地方领导干部。如9月9日，就发生了造反派抓住某些事件强迫江苏省委“表态”而围在江苏省委大院门前静坐绝食的事件。

工作队撤走的同时，校系都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但很快便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所冲垮，“造反派”们成立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合指挥部”，并要揪回工作队。1966年10月21日后，工作队分两批回南大，检查错误和接受教育。检查期间，工作队队长彭冲被造反派大肆批斗。

在批工作组之时，10月25日，省文革小组传达中央指示：“学校党委不领导运动”。10月底，校部机关即被造反派查封，大部分办公室被占。同时，“造反派”们又“杀上社会”，“批判”江苏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1月19日，南京市五台山体育场召开5万人的大会，江渭清代表江苏省委作关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其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江渭清也被作为刘少奇在江苏的代理人而被打倒。而在这些“批斗”中，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头”文风来、曾邦元等为所欲为，出尽风头，嚣张一时。

（二） “夺权”与“派斗”

1967年1月6日下午，在张春桥等人操纵下，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自此开始，全国掀起“一月革命风暴”，各地、各部门和各单位“造反派”组织为夺取地方、部门和单位领导权力，纷纷宣布夺权，并抢夺印鉴和占据有关办公场所。

在“一月革命风暴”的裹挟下，1967年1月26日凌晨，南京地区的一部分造反派以“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夺了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委和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委以及所属厅局的权。

由于在夺权问题上发生分歧，南京大学的造反派组织便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为由“红色造反队”、“八·二七夺权大队”、“八·二七兵团五一战联”和“兵团一月革命战斗师”组成的“红四联”；另一派为由“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和“红色造反兵团”组成的“八·二七兵团”。在南京，则形成“红总”（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八·二七”两大派别。一派叫嚷“1·26夺权好得很”，另一派则针锋相对提出“1·26抢印好个屁”，因而两派被简称为“好派”、“P派”；并由此扩散为江苏地区两大造反组织的分裂。

由于两派的分歧，为稳定局势和避免“夺权”后的权力真空，3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江苏省的党、政、财、文大权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管制。但江苏军管后，两派仍不断发生磨擦，派仗不断升级。两派都极力扩张自己的力量和攻击对方，以致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卷进了两派组织之中。

当时，也有少数人主张两派联合而成立了第三派即“促联”（全称是“南京市促进革命大联合总部”）。

1967年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由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在武汉与当地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发生冲突；当时这一事件被诬蔑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8月1日《红旗》第12期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随后，全国便掀起一股“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潮。在南京，文风来等人也设立了“打倒许世友火线指挥部”，北京高校的一些造反派专程赶赴南京给予声援。后毛泽东以“毁我长城”否定了《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才偃旗息鼓。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同时，由于江青之流鼓噪的“文攻武卫”口号，武斗之风曾一时遍及全国。南京地区的两派造反组织也频频发生大规模武斗，而南京大学的两派头头们则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组织和核心作用。在两派对峙、空气紧张的形势下，8月8日，“八·二七”一派担心在武斗中吃亏曾一度撤离学校；许多师生当时也纷纷离校。8月12日，中央调查组为制止武斗，抵达南京。在中央调查组主持下，南京三派（红总、八·二七、促联）代表于9月4日达成“关于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书”。9月18日，三派代表又去北京“谈判”。但1967年10月3日、4日下午，两派又在南京大学北园教学大楼（当时称“文革楼”）发生冲突，多人受伤，校产也遭到损坏。幸解放军及时赶到，竭力劝阻，才未酿成严重流血事件。

由于发动学生“向上搞”的目的已经达到和“大串连”带来的动乱局面，从1967年上半年开始，中央一再强调学生“回校闹革命”。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外出的师生3月20日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搞斗批改”。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大中小学一律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在中央“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下，有些师生也曾有所行动。一份造反组织的小报曾报道：在教育革命中，英语专业三年级师生一起编成英文毛主席最新指示，中文系发下《红灯记》、《毛主席诗词》等新教材让学生分散自学。但当时一些热心“造反”和“夺权”的造反派头头们只是陷于派斗之中，对所谓教育革命不屑置理，部分学生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无休止的揪斗已经厌烦而逍遥旁观，因而当时“复课闹革命”只是徒作空喊，倒是发生了一起“红卫兵考教授”的恶作剧：1967年12月22日，中文系三年级“教育革命小组”对中文系的7名教授进行了一次考试，时间为一个半小时，考试内容是当时的“政治常识”，有默写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回答“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什么”、“文艺的作用是什么”、“目前我国有哪几个革命样板戏”、什么叫‘一月革命’等。试卷上还有教授级别、工资、职务等栏目要求填写。然后他们便抓住考试结果以“红卫兵考臭教授”为题大做文章，并叫嚷要“从政治上、学术上把资产阶级教授批倒批臭”，“让工农兵登上大学的讲台”。（《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日）

1967年12月28日，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南京大学两派造反组织达成联合的协议。12月31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7）411号文件”下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南京大学两派联合协议的意见。1968年1月9日，6483部队军训团进驻学校。3月11日，两派造反组织进一步达成建立南京大学革委会的协议，商定由军代表、南京军区某军的政治部主任方敏担任革委会主任，索毅然、文风来、曾邦元为副主任，设委员45人，常委13人。3月13日，召开庆祝南京大学革委会成立大会。此后，各系、各单位也先后成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

1968年7月，中央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同年9月，一支由浦镇车辆厂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南大，领导学校的“斗、批、改”。随之，学校中各种群众组织均被遣散，各种群众组织报刊也都停办，持续逾一年半的“派斗”才基本结束。

（三） “清理阶级队伍”和“深挖五·一六”

校革委会的成立和工宣队进驻学校，结束了“派斗”，但其在“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极“左”思想支配下，广大干部、教师遭受的迫害和摧残却有增无减。

 校革委会一成立，便于1967年4月2日作出决定，成立“当权派管理小组”，将匡亚明、胡畏、陆子敏、戈平等原来的学校领导干部“集中管理体制学习”；4月16日，又举行“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誓师大会”，会上提出，要“牢牢掌握阶级斗争主动权，打一场人民战争，把隐藏在南大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战争分子统统揪出来，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6月12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发出所谓“充分发动群众，向阶级敌人发动更加猛烈进攻”的指示，南京大学即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校革委会提出了“彻底揭开南京大学阶级斗争盖子”的口号，并制造出“南大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山高林密老虎多，敌情严重”等舆论，不断扩大打击面。6月18日，校革委会“揭盖子指挥部”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决定从党委副书记陆子敏“开刀”，“全面揭开旧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以后，陆子敏便被作为“地下黑司令部头头”而受到连番揪斗。7月，校革委会请3503厂、农林厅、邮电管理局、教育学院和教育厅等单位来校介绍对敌斗争经验；8月，又组织开展所谓“清查地下黑司令部”的斗争。以致许多教职工都被“莫须有”地加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等罪名而受到迫害。不少学生也成为“清理”对象。如8月4日，校革委会就曾宣布对12名“有各类问题”的学生的处理决定，有的“依法惩办”、有的开除学籍，有的勒令退学，有的“记大过”，有的“批判审查”，还有的给其评语“思想落后”。校革委会还成立了“专政队”，对所谓牛鬼蛇神进行集中管理，强迫交待问题；以致有些师生不堪凌辱，含冤而死。

 1969年8月，在停止党内生活达三年之后，南大开展了整党运动。这次整党，从大学习、大批判入手，大搞斗私批修，人人过关，然后分期分批恢复组织生活。这一历时一个多月的整党，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整人运动。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大批判”的同时，在校师生的一项主要任务便是劳动锻炼和改造。1968年6月4日凌晨，由中文、政治、历史、外文、生物5系1600多师生组成“赴皖学习红卫兵团”赴安徽城西湖军垦农场劳动锻炼；6月8日，数学、物理、化学等系1900多师生组成“东线红卫兵团”分别去江宁县和八卦洲参加夏收夏种，直到6月15日结束。1968年12月，在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组织下，全校师生都到南京长江大桥工地参加劳动。1969年4月，根据江苏省革委会的通知，师生员工们赴南京市郊灵山参加打井挖煤。1969年5月，又陆续派出几支“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农村、厂矿进行“教育革命战争实践”；同时，为建立劳动基地而成立了抗大化工厂、可控硅厂、低温厂、气象仪器厂、“9·20”农药厂等企业。

1969年10月18日，下达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即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号手今）。10月19日，根据江苏省革委会的指示，南大全校师生员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离家启程，不管老弱病残，身负行李，一律徒步去溧阳分校，说是在那里隐蔽并建立劳动基地。同年10月28日，溧阳分校改名“南京大学五七农场”，师生们被安排从事修筑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和上山砍柴等劳动。在校革委会全委会12月2日的会议纪要中就曾有决定：

各系劳动。中文、历史、化学、生物、原校部机关和原后勤，兴修南大五七农场水利工程；物理、数学，支援上兴公社团结水库水利工程；外文、地理，支援旧县南渡水利工程；地质、气象，负责上山砍柴，天文、政治为机动，等候通知。

当时，南京市开始进行疏散人口、下放干部的紧急动员。南京大学也按照南京市的统一部署，于1969年12月2日成立了上山下乡办公室，并掀起上山下乡高潮，名为自愿报名，实际上是强迫下放。

“清理阶级队伍”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干部、师生，而更大的迫害又接踵而至。1970年4月上旬，重点即转向“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并在调查组之下，分别成立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办公室，全校又掀起“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而为了集中深挖“五·一六”，1970年5月28日，除中文系和后勤机关留守溧阳外，其余各系各单位人员又被从溧阳驱回南京，在校园内集中住宿。

清查“五·一六”运动完全成了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疯狂迫害的运动，大批干部、群众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乱揪乱斗。

6月3日，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吴大胜等来校宣布宣布成立南京大学党的核心小组，由迟明堂任组长，李登嵩（军代表）任副组长。9月9日，浦镇车辆厂工宣队离校；9月15日，由南京市电子管厂、南京市港务局和凤凰山铁矿工人组成的第二批工宣队进驻南京大学。1970年10月，中共南京大学党员大会召开，选出委员29人，其中常委11人。

这次大会以后，“深挖”运动进一步升级。长期勤勤恳恳工作，为南大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原党委常委、教务长杨世杰因被残酷批斗不堪凌辱，于2月13日被迫害致死。同时，由于大搞逼供信，所谓“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造成了大堆冤案，给学校人际关系留下了无法消除的恶果。

 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原有在校学生逐年分配离校。1968年8月2日，66届、67届毕业生分配离校；最后的69届、70届毕业生也于1970年7月分配离校。因而，原来师生一起承担的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便主要落到教师的头上。1970年8月，中文系从溧阳农场返回学校，就由各系各单位轮流派人去农场劳动；当年，学校承担了南京市人防工程通过南京大学的500米防空坑道的建造任务即“500工程”，数百名教职工参加了建造坑道的劳动。1970年底，全校教师中183人在农场，96人在人防工地，122人在工厂。1971年2月至4月，校革委会又组织野营拉练，135名教职工步行1000华里，从南京出发，途经江宁、溧水、溧阳、宜兴、武进、金坛、句容，再回到南京。这些活动，名义上说是走“五七道路”，实际上是某种强制性“改造”。

这段时期内，南京大学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197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教育部所属的高等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领导。因而南京大学被划归江苏管理。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其一是“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其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8月13日，全校大会上传达了这次会议的有关文件，歪曲事实、压制知识分子的“两个估计”，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都感到“想不通”、“不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绪。无疑，这“两个估计”又是雪上加霜，给当时已深受迫害的干部、教师们又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决定于1972年起全国普通高校全面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然而，此时的南京大学，却是冤、假、错案成堆，人们的心灵深处伤痕斑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阴影重重，可谓一派凋零，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