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杰转自”中国要闻“
盘点近年纠正的部分冤假错案：追责案例少，追责对象多是警察 ，多指向刑讯逼供 ，鲜见法院和检察院人员被处理 综合《中国青年报》报道 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纠正又有进展。据 《中国青年报》报道：4月9日，浙江省政法 委政治部副主任朱巧湘称，调查组将对“二 张”错案原办理过程中公、检、法各部门办 案环节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并将根 据调查情况，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 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公安 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 事实上，去年张氏叔侄冤案平反后，要 求对聂海芬进行追责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而在一年之后，相关部门终于给出相对明 确的表态，可见对冤假错案的追责之难。 本报盘点近年纠正的部分冤假错案 发现，冤假错案纠正难，而追责更难。在 不多的追责案例中，又呈现出追责对象单 一、处罚较轻、层次较低等特点。 被追责者多是警察，最高刑期3年 据统计，2000 年至 2013 年的 27 起被 纠正的冤假错案，其中只有8起案件有相 关办案人员被追究法律责任，追责率不到 30%。 而在追责的8起案例中，有一个共同 点：存在刑讯逼供事实。故而，追责对象 基本为涉嫌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的民 警。其中，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被纠正 后，6名警察因刑讯逼供或玩忽职守被起 诉，最高获刑 2 年。这是 8 起追责案例中 获刑人数最多的。而2005年纠正的河北 李久明故意杀人案，虽有7名警察被起诉 并被认定犯有刑讯逼供罪，但其中5人免 予刑事处罚。2010年纠正河南张振风强 奸杀人案后，1名警察因隐匿证据、玩忽职 守获刑 3 年，这是 8 起追责案例中的最高 刑期。 鲜见法院和检察院人员被追责 据媒体报道，不少冤假错案被纠正 后，舆论均要求追责，而相关部门也不乏 “全面调查”之类的硬话。例如，去年安徽 于英生杀妻案被纠正后，蚌埠市政法委曾 表示，责任追究要由相关职能部门来解 决，按照程序进行。但追责情况至今未见 下文。 而在追责案例中，除了涉嫌玩忽职守 等刑事犯罪的警察之外，鲜见法院、检察 院和政法委相关人员被法律追究甚至只 是遭受内部处理的公开报道。 据媒体报道，河南赵作海强奸杀人案 被纠正后，曾有3名当年审理此案的法官 被停职接受调查，不过调查的结果究竟如 何、最终处理结果如何，均未有公开报道 披露。近期，浙江省高院负责人谈到张氏 叔侄冤案时称，办案责任人在组织内部按 照党纪政纪进行了问责。而问责的具体 内容也未见披露。这样的表态，激起不小 的舆情，质疑集中在：对责任人仅作“内部 处理”，是否“罚当其过”？ 据媒体报道，对冤假错案的追责，有两 种渠道。一种渠道是，公检法各自进行内部 追责并进行内部处理，这种“自罚”的举动， 其积极性自然不高，也很难令人信服。另一 种渠道是，由政法委组织调查组进行问责。 不过，这种模式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媒体称，时下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 就是一些地方发生大案、命案时，常常会由 各级政法委牵头，组织公检法三部门领导， 召开案件讨论会迅速拍板定案。有专家认 为，这种“联合办案”模式在实践中往往会走 向异化，甚至是造成一些冤假错案的重要原 因。故而，以上两种渠道均存在相关部门 “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弊端。 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 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 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 案质量要终身负责，并建立健全冤假错案 的责任追究机制。不过，中国并未在实践 中建立起成熟的冤案追责机制。从程序 上说，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对冤案的处 理，主要就是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俗 称“改判翻案”；《国家赔偿法》只负责对当 事人的国家赔偿；而冤案在被确认之后， 到底由哪个部门、哪一级来主导调查、问 责官员，却没有明确规定。这导致目前的 冤案追责，还停留在特事特办阶段，往往 由冤案制造者和利益相关方进行“自查自 纠”，这注定难彰公信。 另外，对冤案的问责，也没有确立严 格的责任标准划分：哪些是囿于办案时主 客观因素而发生的冤案，只能算是警方的 过失，对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罚即足 矣；哪些是“过了红线”，必须追究刑事责 任。问责的关键细节，往往被深纳于复杂 的内部博弈中，缺乏司法问责应有的阳光 性和可预测性，这对于受害公民、对于可 能的责任官员，都是不公平的。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应 将建立冤案的调查问责机制纳入议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