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今夏京城酷热，但我的心却回到了53年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由酷热突转寒霜的日子里。那年我母亲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劳改，从此进入中国大陆“贱民”队列。53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忘记这苦难的日月。为此，我在北京向全国右派第二代写此信，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能听到我的呼唤吗？我想向你们诉说我的俩点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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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应该明确地为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定性定位。邓小平（当年反右前线总指挥）晚年讲：“1957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错与非错判断之关键是如何为此运动定性。在三百一十万右派中可分三种人。一种是少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少数学者、大学生、工农发出反对“党天下”等矛头直指政治制度中根本性缺陷的言论；一种是多数人提出对建国后某些政策、某场运动、某些执政党基层领导的异见；一种是有些人什么都没讲，被糊涂地划成右派。而前两种人代表了中国公民有发出自己对国家政治大事提出异见，有决定国家执政党权，有创制权的人权的普世价值。这场运动由此可以定性定位于“中国民主运动第一波”.
它开始了从文革林昭、张志新到四五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第二波；西单民主墙第三波；六四民运第四波；98组党第五波；“08宪章”代表的现今维权运动的中国民运第六波的伟大的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邓小平的话从执政党利益出发，没有错。但他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从此我们不应再讲“纪念反右斗争XX周年”而应讲“纪念五七民运XX周年”。不是写“反右运动史”而是要写“五七民运史”。我们为前辈们在“五七民运”中的表现而自豪！
二，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右派第二代”的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孝敬老人。我们的前辈在几十年中身心承受着失去尊严，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艰辛却顽强地活着，现已多数离世。我们要孝敬还在世的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第二个责任是用我们不忘历史，参与改革的努力来悼念离世的老人。我们认识到产生镇压“五七民运”的制度性土壤还在，认识到改革是一个非暴力从滴水穿石渐变到惊人一跃突变反复交替的过程，认识到这个过程是多角色合力推进的，虽然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是不能预见，不能设计的自发秩序，但这与每一个人的有作为并不矛盾，根据每人情况的不同，以不同方式参与到当前中国伟大的变革中去，依此不负我们的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