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运动中，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但是真实数字远远不止这些。图为“三反五反”时期广州某药房老板被店员斗争。（网路图片）
西南中国暴政观察员瞿成松转禁闻网：“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中共政府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无论是“三反”所反的“三害”（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还是“五反”所反的“五毒”（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从字面上讲，都属于任何社会都会加以鄙视的失德和犯罪行为。
在任何时候和场合，对这样的行为进行谴责批判甚至惩处，在一般民众眼里，都具有充分的合法合理性。对此类行为加以惩处本是常态，但是中共惯用搞运动来整人并达到使人恐惧并顺从的目的。
由于运动宣传从字面上就使工商业主处在不道德及非法的位置上，不仅便于动员群众，而且使斗争物件在道义上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只能任其处置。在整个运动期间，虽然斗争物件自杀、甚至全家自杀的事件在各地都有，但没有听说有过反抗行为，也无力反抗。
中共搞“三反”的主要目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中国国民党党员及无党派官员。“五反”运动始于1952年1月，其主要目标为国内的资本家。
中共先搞“三反”的目的主要是要从这些官员口中拿到与资本家交往的证据，然后很快转入“五反”，也就是说整资本家才是目的，既可从资本家身上搜刮钱财，使其恐惧，又可打掉其尊严，为后来工商改造（公私合营）的掠夺铺路。即“三反”是“五反”的开胃菜而已。
“三反五反”运动的波及者
“五反”运动，使当时留在大陆的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政府打着“反偷税漏税”，强制资本家补交税款,有些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缴纳，这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只好一死了之。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这些人“生蛋”。当时报纸连编累牍重点报导工商界的罪行，这些“奸商”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只要五反中有油水可榨，就先送他一项重罪，再发动工人去斗争，要他自动自觉地把钱拿出来。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为维护尊严，宁可走上绝路。
自2月中旬起，各地即噩耗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病者，即不下万人。医院是最忙碌的单位，内科、外科抢救自杀者的工作量最大，接诊中风、神经病人成了急诊大夫们最大的任务。
自杀方式，以跳楼、投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售卖，故欲求安卧而死，也不可能。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死亡，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跳江的死者更倒楣，不见尸首就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会继续遭到逼迫，所以只好选择其他死亡方式，让中共看见尸体也好死了心。
当地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也时时爆满。
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特点，为了死后不给家庭找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人民政府的“德政”。
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资本家是全家数口一起自杀。
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今天又有多少商人、资本家跳楼自杀。
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被“运动”后，于2月8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于1952年4月被围困在办公室里两天后，跳楼自杀。
与此对比，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1949年后先到香港观望中国政局的发展，后明确拒绝共产党的北上邀请，确定留在香港经营在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后定居台湾，得以保全财产和善终。
三反五反的“成果”及死亡人数
据统计，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亿元，而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就花费了战费62亿元，也欠下了苏联30亿的军火债。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资料，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万余人被判死刑，280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共的资料本来就有很大的选择性，上海自杀的资本家都比这多得多。
有人认为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死亡人数在25万以上，但从官方查不到具体的死亡数字。
根据后来有些学者的统计，“三反五反”运动中，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南方都市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但是真实数字远远不止这些。
所谓非正常死亡，指被迫自杀，在斗争会上、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
“五反”后经济变化
1952年发动的“五反”运动，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信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毛泽东决心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天津，自“三反五反”以来，商业批发减少一半，运输减少四成，银根紧，市场交易不畅，粮食成交下降达一半，生产下降，税收减少三、四成。天津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里诉苦道：“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重庆一些工厂商店歇业停工，钢铁、机器、建筑、卷烟、针织等业目前均极度困难，生产停顿，累计有两万工人失业。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发去措辞严厉的电报，指出重庆很多市民已陷入无粮缺食之境地，开始对“三反五反”运动表示不满。而上海“三反五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事实上，直到1952年底，因运动导致的经济形势恶化尚未好转。中共喜欢搞杀鸡取卵，三反打贪污得到退赔和“五反”得到的退补，还不够堵运动造成的窟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