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6

题图：任星辉：在马拉松和中彩票式的平冤机制终结，大规模的司法冤案成为历史，司法成为自由和公正的守护者之前，我们只能期待那些活着的聂树斌们能早日得到命运垂怜，洗刷冤屈。摄：Feng Li/Getty

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终于宣告聂树斌无罪。至此，这桩案发迄今二十余年，“真凶再现”后申诉达十年之久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而为此案平反呐喊多年的人，虽然真心期待这个结果，但平冤之后，却可能并不感到轻松和喜悦。

聂树斌案的马拉松长跑

从1994年到1995年，聂树斌从被抓到执行死刑，只用了七个月时间。在当时，公检法三方没有踩哪怕一丁点刹车。其父亲在聂被执行死刑的次日前去探望时，才得知儿子死讯。

“一案两凶”局面出现后，司法系统极尽敷衍和拖延之能事：河北高院复查近十年迟迟无果，还一直拒绝律师阅卷；而河北司法系统则一直致力于让自供真凶的王书金“闭嘴”，不但在法庭上出现了王坚决自认真凶，检方却百般为其脱罪的吊诡局面，时任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的张越甚至还在王接受二审前亲自坐镇，指挥翻供，进行“模拟审判”，在其拒绝配合后，甚至予以刑讯。

案件虽然最终在异地复查后由最高法院提审改判，但长达两年之久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山东高院的复查则先后四次延期；在舆论追问甚切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微博则转发“聂树斌案：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一文，指责喊冤声音是“典型的舆论审判，是对法院公正判决的无端干扰”；而将王书金带回河北，向媒体披露“一案两凶”困局的广平县公安局副局长郑成月，不但在遭无厘头调查后离岗，还曾面临着“唆使王书金招供”的陷阱。

人们常说“法无外乎人情”，可在聂树斌案上，尽管十余年来无数人士一直为其平反鼓与呼，但谁也不敢轻言该案何时会得到平反。

尽管从王书金自认真凶起，聂树斌案的冤情，已在众目睽睽之下，但该案申诉、平反过程中，依然充满变数。回想起来，只要郑成月等办案人员稍“识相点”，“一案两凶”的困局就会被悄无声息掩盖；只要王书金在刑讯和利诱面前稍软弱点，不但聂案会被迂回掩盖，“不识相”的郑成月还要面临牢狱之灾；而如果不是张越等人的倒台，人们也不知道该案还会拖到什么时候、以什么结论结案……

聂树斌案经历了马拉松式的申诉，最终平反时，依然像是中了大奖。

马拉松加买彩票：冤案的共相

细数正在漫漫申诉之路上的诸多冤案，我们不难发现：马拉松模式和中彩票式的平反几率，并非聂树斌案的专利：

河北的陈国清、杨士亮等四人抢劫案，在法律界强烈质疑下，经过近十年的拉锯、两级法院四轮审判后，依然判决有罪。吉林退伍军人金哲宏杀人案，二十一年来一直以当时口供系屈打成招为据申诉，但在三轮审判后仍被定罪。被刑讯致残的金哲宏，拄着双拐服刑至今，2014年吉林高院在媒体报导后表示“已责成相关部门立即调取该案全部卷宗，组织专门人员认真调查了解情况，待情况调查核实清楚后，我院将及时依法处理”，当年金也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申诉，但两年多来，一直没有下文。

相比金哲宏，同在吉林的刘忠林也许更幸运：2012年吉林高院即已决定再审其案。不过，直至4年后他出狱时，高院尚未开庭。而今年4月底终于开庭后，该案再次陷入沉寂，至今未作出裁判。刘忠林出狱后，因“杀人犯”名头带来的社会压力，一直躲在外地小旅馆：“感觉仍然像在监狱里蹲小号”。今年11月30日开庭再审的江西乐平案，涉案的四家人也是一路申诉，多位律师提供帮助，即使有“真凶现身”，申诉也屡屡碰壁……

已经平反的冤案中，聂树斌案固然特别，但和其他案件相比，同样是经历漫长，久久未有结果。

以广受好评的陈满案平反为例，在最高检察院进行无罪抗诉前，海南高院、海南省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已驳回申诉。从陈满案发到洗冤回家的二十三年间，陈父至少写了77次申诉信，每次寄往十多个单位；陈家友人“宅老余晖”程世蓉女士向各司法机关鸣冤，向媒体、法律学者和律师求助，前后奔走十余年，自己也研究案卷，变成了该案专家；从最初的曹铮律师，到后来的申诉代理人李霄林、张青松、李金星等律师和常年呐喊呼吁的徐昕教授等学者，再到再审辩护人易延友教授和王万琼律师……数十律师、学者前后参与期间，十余年申诉，积聚那么多的法律和社会共识，最终还是依靠最高检察院的临门一脚。若非如此，大概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而最高检察院的无罪抗诉，是多年来的首次使用，也可以算是个“大奖”。

聂树斌案之外的这些案件，带给人们这样的观感：司法当具备的基本可预测性和确定性，在冤案申诉中是不存在的；在申冤马拉松中，能否得到，何时可以得到司法的垂青，和中大奖一样，高度不确定。

平冤为何艰难？

说申冤与平冤之间横亘着条条鸿沟，并不为过。而平冤为何艰难，至少有如下部分原因：

一是强势部门或人物尽力抵制。这样的部门或人物，可以与原案无直接关联，但基于面子、部门利益或当下、长远的个人利害，表现出强硬姿态。河北省政法委和张越之于聂树斌案，可能类似这种情况。但更典型的是原审办案人员和曾经做出批示的外部人员的尽力抵制。他们可能是不想工作绩效受到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自己踩着别人的自由和性命升迁。聂树斌案为何一拖再拖，因张越的倒台而为外界所知，但更多案件的内情，或者藏之内卷，或者主事者缄口不语，外界根本无从确知。

二是懈怠的司法部门和人员。冤案是在检察院、法院依次盖章中形成的。在法律上，这两个机关也负有平冤责任，但事实上，这两个部门却各有各的不作为。表面上，这可以是百般为难，不让律师阅卷。如聂树斌案、江西乐平案和河北陈国清案，都经历过阅卷难，很多案子至今仍堵在阅卷一节上。这也可以是旷日持久的“拖字诀”，聂树斌案遭遇马拉松式复查，刘忠林案再审近4年仍不结案，金哲宏、陈国清等案的申诉至今石沉大海。同时，最初的复查机构是当初的冤案制造机构，根本欠缺平冤动力，乃至更有动力阻碍平冤；司法人员可能要么不相信你冤，要么觉得你“冤得没特点”、排不上队。实际操作上，这些机构要么人手不够，根本审查不过来，因此听之任之；要么觉得冤案太多，干脆尽量都不平反。

三是申诉方权益不彰，无法制约大人物的干预和司法部门的不作为。对申诉方来说，提交申诉后的审查进展、审查标准等等，都只能听天由命，根本缺乏知情和介入渠道——谁办理案件、案件在什么状态，均无从得知，更没有机会向办案人员当面陈述理据。而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申诉案中根本不受重视：不让律师阅卷、申诉过程中把律师等同于上访人员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专业努力并没有成为司法人员工作的基础。虽然律师事实上已经在替司法机关进行案件和信息筛选，但依然面临着边缘化的命运乃至“调词架讼”的指责。

四是舆论不受重视，甚至受到非难。一些重大冤案，是因舆论关注才得到重视并启动平冤程序的。但司法部门对舆论相当不耐烦。聂树斌案中最高法院就曾大呼“要舆论监督，不要舆论审判”。在其他案件中，司法人员对“舆论炒作”也表现得极为敏感和反感。看起来，似乎舆论给司法机关施加了极大压力，但实际情况却是：只要说了算的人乐意，舆论就什么都不是。聂树斌案中舆论汹涌，但从河北高院到最高法院，平反之路恁是在未定之数中走了十年；陈国清案，舆论关注密集且持久，但至今没有进展；新疆周远案、吉林金哲宏案等，都有过扎实、权威的媒体报导，但从其后情况看来，任你喊得冤情似海，司法部门也有足够定力不受所谓“舆论干扰”。

在大量冤案申诉尚待解决，权利意识前所未有地增强，司法部门也宣示对冤案“发现一起纠正一起”的当下，漫长而没有结果的平反程序，不但无法应对层出不穷的申诉，而且也会消磨公众和社会对司法的信心，损害司法机关旨在维护的形象。

有效的平冤机制，可能吗？

如何形成有效的平冤机制？不少学者和律师都提出过系统性的改革建议，但在前述观察之后，笔者实在不敢奢望其他，只能把目光放在当前制度的哪怕些微改进上：若是办案机制能够更开放和程序化，司法机关能认真对待申诉，申诉方权益能得到更多保障，可能就足以显著改变当前这种让各方身心俱疲的平冤机制，有效纠正多数冤假错案了。

首先，当前的申诉程序，除了起点（提出申诉）和结点（立案审查，驳回申诉或决定再审）对外开放外，对申诉方来说至为重要的审查和决策过程，都可谓是在“密室”中形成的，申诉方多数情况下没有与办案人员联系的常规途径，办案人员也不会给申诉方当面陈述的机会，甚至申诉方根本不知道具体的办案人。总之，申诉方无从陈情。副卷不向申诉方开放，也是这种封闭性的表现：可能决定着案件结果的信息，不被承担案件结果的申诉方所知，这是根本违反司法的程序正当原则和公正目标的。至今依然频频出现的申诉阅卷难，也是其表现之一。

从提出申诉到立案审查之间，没有可寻的时限约束，也是申诉过程之随意性的集中表现。这里的拖字诀，不但使申诉无法进入上一级别，而且使无数申诉者在等待和奔波中受尽煎熬。

司法机关在处理申诉案件上的这种封闭性和随意性，是根本违反刑事诉讼的参与和程序化原则的。同时，封闭性使法外干预成为可能，并由司法机关承担后果，而随意性则使得正义要么失踪，要么严重迟到，成为非正义。

其次，无论是人事关系导致平冤阻碍重重，还是累积冤案太多不敢触碰，司法机关只要还要维护公正、赢得尊崇和信任，就无法回避冤案。旷日拖延的“迟来的正义”，不但对申诉者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而且越来越让全社会兴味索然，不敢轻言信任、尊重司法。司法人员“冤就冤者吧，比你冤的多了去了”的冷漠，和“原判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请息诉罢访”之类不审案情即张口而来的模板化回应，和其后的不作为策略，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平则鸣是基本的人情和社会规则，冤案申诉并非“别有用心者”挑动，而是司法错误的必然后果。媒体和体制外的法律人，只是问题的发现者和疏导者，如果司法机关至今还要视而不见，对媒体报导和舆论批评耿耿于怀，对专业意见和参与疏离有加，致力于闭门造车的话，不但平冤机制难以畅通，自身立足的根基也得跟着倾斜。

再次，如果申诉方的参与，还要受制于缺乏案卷、极度不确定的时限和心不在焉的司法人员而无从救济的话，这样的申诉机制与装饰品无异。遗憾的是，现在就连阅卷这样基本的申诉前提依然困扰着无数人。至于制度性的陈述和意见被听取的权利等等，依然没有着落。无奈之下的抗议，则往往动辄得咎，且这类抗议的空间正在越来越小。

于是，制度改进与有效平冤机制的建立，是可能的吗？

情况并不乐观。一方面，尽管有许多政策宣示，但落实到可操作的制度措施的，实在少之又少。

以保障律师权益与司法人员追责两项来说，追责似乎遥遥无期，律师往往会应声倒下。另一方面，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部分，平冤机制无法脱离先它而在的侦查、审查起诉和一、二审机制而独立存在，但时至今日，司法程序依然无法免于出产冤假错案。

以媒体报导的张越行迹为例，此公擅用公权敛财，又好干预司法，在其抵制聂案平反的同时，更在无所顾忌地制造冤案。人们念兹在兹的制度约束，到他那里就根本不存在了。并且，我们不只有一个张越，张越现象也并未成为过去，张越们的“现管”威力，又常常大于动听的政策宣示。

在前述问题得到明确回答之前，在漫漫申冤征程中幸而“中奖”的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可能会越来越身心俱疲并心怀愤懑。聂树斌案尽管终得平反，但十年的拉锯，早已让经年申诉的聂家，对司法纠错抱有期待的法律人和公众，以及最终主持平冤的司法，都成了受害者和输家。

在马拉松和中彩票式的平冤机制终结，大规模的司法冤案成为历史，司法成为自由和公正的守护者之前，我们只能期待那些活着的聂树斌们能早日得到命运垂怜，洗刷冤屈。

“法律是公正和良知的技艺。”但就在聂树斌的冤屈终获洗刷后，其父流泪悲叹：“好好一个家，让法律给毁了！”也不知手握左右他人自由乃至生命之权柄的法律人，听到后是否有所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