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中文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短板。专家认为，加大重点高校招收农村生源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并不能彻底解决短板效应
又是一年高考时。
据初步统计，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达970万人，其中农村考生与城市考生的具体比例尚未有详细数据披露。
不过，对于埋头应考的农村考生来说，今年有一个利好消息。
5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会议决定，今年将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招生区域包括所有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招生高校覆盖所有“211工程”和中央部属高校特别是知名高校。
此外，“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也将继续实施，在全国高校招生计划中专门安排18.5万个名额，由东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
国务院多措并举，旨在促进教育公平，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
过去10多年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但农村生源在重点大学所占比例却逐年下降，不少农村学子放弃高考。
今年高考前夕，《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农村学生弃考传递出一个信号：底层上升通道受阻，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剧，贫穷将会代际传递，一代穷世代穷。
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农村教育已成为教育公平的短板。专家认为，加大重点高校招收农村生源的比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但并不能彻底解决短板效应。
寒门学子比例越来越少
萧保(化名)从来没有想过对教育公平是不是满意的问题，就读于北京某211高校即将研三毕业的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找工作，遇到“史上最难就业年”已经够他烦心的了。
尽管来自湖北农村，萧保却表示并不关注身边农村学生的比例，但略微思考之后，他还是可以回答出在山东某211高校读本科时全专业的农村生源大约有50%，而现在在北京读研究生阶段大约是30%多。
同样来自农村毕业于辽宁大学的晓兴和萧保的同学邵飞(化名)也表示不会专门去留意身边农村学生的比例，但同样可以在略微思索后答出全专业的农村生源比例不超过35%。
不注意不代表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1990年代起不断滑落。以北大、清华为例，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年至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年至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2011年，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王斯敏等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62%。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系讲师晋军曾指导他的学生完成对清华生源状况的调研。在课堂上，他也常对学生做随机调查，提问包括来自的地方、父母的职业、上大学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等。
调查做了两年，指向高度集中，晋军说：“一名清华本科生的典型形象是这样的——出身城市，父母是公务员和教师，每年与父母起码外出旅行一次，甚至高中就有出国游学的经历。”
或许萧保、晓兴他们对此并非不关心，而是生活中有些事更需要他们关心。重庆工商大学2010级毕业生付思源在其以重庆工商大学全体在校本科生为研究对象的调查中表明，农村生源的学生认为自己心情压抑，前途未卜的有38.5%，比城市生源高11个百分点。
晓兴并不讳言这种负面影响，2004年因为收成不好，家里经济困难，他为此压缩自己的伙食费到每天3元钱，一整天只吃一个菜，这样过了一年。
萧保的生活虽不至此，但他也承认认识的农村孩子普遍较为保守和沉默。
邵飞表示，农村的教学信息网络过于闭塞，农村孩子很多事情都没听过没见过，所以一方面容易产生自卑感，一方面容易沉溺于电脑游戏等娱乐之中。
另一方面，他们却相当了解城市孩子的生活。三个人都羡慕城市生流利的英语，都称赞城市孩子多才多艺的知识面，都佩服城市同学在各类活动中的活跃和人际交往的能力。萧保甚至表示比起农村孩子们的比例，他更有兴趣去了解有多少同学有“关系”，因为“关系”有利于找工作。
这一现象正在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据媒体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在300名学生样本中，有超过两成的受访大学生承认，自己在求职时动用过或者试图动用“关系”。
但晓兴却认为这再正常不过，他为法治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2011年辽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但这个数目并不足以满足一个大学生一年的支出，考虑到父母也需要维持家用，因此农村供一个大学生多半要负债。如果毕业找不到好工作，会成为家里严重的问题。
虽然国家为此提供了贷款，但工作了4年的晓兴今年还不知道能否还清。“工作第一天，我就比城市孩子多了数万元的债务，房子、女朋友什么的全是幻想。城里的同学结婚生子、规划人生目标的时候，我的目标只能是还贷款。”晓兴抿起嘴唇。
邵飞表示，其家乡现在的态度是，如果孩子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家里还会供一供，否则一般大学将来就业会很艰难，就放弃了。
晓兴是个正面的例子，尽管贷款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重点大学4年的努力学习和拼搏使他如愿成为辽宁的一名检察官，他和几位成功“越过龙门”的同乡成为了家乡口耳相传的榜样，也使邻里乡亲送子女读重点大学的热情持续至今。
邵飞的故乡福建则是另一番光景，邻居家的男孩考取了一所普通大学，毕业后就业不理想，收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去打工的妹妹。只要几个这样的例子就足以摧毁家乡人的信心，“读书无用论”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乡亲的认同。
这也带来了他们对教育公平政策的不同评价，晓兴表示“还是有作用的，会给更多的农村孩子带来机会”，但邵飞则直言“觉得治标不治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仅仅在计划招生指标上去改进，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因为计划招生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认为某一区域内所有考生条件等同，这个条件其实在很多地方都不具备。很多地方农村和城市、不同城市间甚至城市里的不同学校间差距很大。依靠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教育公平，其发挥作用范围有限，只能解决数据上的一种平衡。多分给贫困农村地区一些指标，可指标最终给了谁？不能确定。可能还是给了贫困地区优势家庭的孩子。
最终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建立高校完全自主的招生，高校建立专业招生团队，对所招学生进行全方位了解，学生和学校双向了解，这样一来才可以把那些天资比较好的学生选拔出来，储朝晖强调。
“其实全世界都是这样，家庭条件好的学生通常考试分数会比较好。2004年曾经有人问我，高考是不是公平，我说刚开始五年比较公平，五年后小学到中学分出了高下，那么好学校出来的学生分数就要多，考到最后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考钱’而不仅仅是考‘资质’了。美国一个贫困地区的学生考SAT考1400分，富裕地区的学生考2400分，测试后可能会招1400分的学生，因为学生是在很差的条件下取得的。如果是现在这样分分必较的招生，恐怕就不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公平。”储朝晖说。
2004年，网络上著名写手麦子的一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方才取得和大都会里的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被晓兴认为是自己一代人的真实写照。
“高考只是整个教育环节中比较重要的一环而已，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双方的很多条件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公平的起点上，所以我们就不曾寻找过公平这样一个话题。”晓兴说。
不平等的起跑线
萧保至今记得自己所在的镇高中，听家乡的老人说，自己小的时候，它曾经是省重点；后来自己读书的时候，它成了市重点；自己上了大学之后，它已经不再是重点了。
基础教育的衰败无情地展现在萧保的眼前，而忙于找工作的他甚至没有时间去仔细回味。
晓兴的记忆则来自于老师，高中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她教语文，也教英语，偶尔还上上地理课。
“那个时候，我们可崇拜她了。这个老师懂得这么多，太厉害了！”晓兴后来知道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因为本校的优秀老师都去了县城乃至市里的重点中学，学校已经没有足够的老师来分门别类地教授课程了。
“上大学后，我只能拼命地学习英语，来纠正自己的发音。我过了英语六级，我不觉得我笨，可我能怨谁呢？我能怨已经一个人教了我们三门课的语文老师吗？”晓兴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在谈及重点大学农村生源“缩水”现象时曾表示，这种现象有可能越来越严重，其背后是一个基础教育的问题。
在整个基础教育环节中，优质资源在极大地集中到少数的地(市)一级中学和省一级中学，它像是很大的“航空母舰”，能够吸纳最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数量非常庞大的优秀老师和学生在一个学校里边，可以保证学生分数很高。但这也导致一些县一级、镇一级中学教学质量下降。这样一个向上的网络平台都给侵蚀掉了，农村孩子就很难再进到那样的“航空母舰型”的学校。
储朝晖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背后的根还在行政与专业的关系，“牛”校的老师往往具备一个条件，即参与高考出题，因此对考查范围更加了解和熟悉。而越远离权力的学校，对考纲的了解也就“越远”。
“长期以来，高考改革都不接触这个根本点，这才是根本性的问题。只有改变这个招生录取方式，在公平上才可能有比较大的突破。”储朝晖说。
“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相比，考大学少了很多机会。”中国海洋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朱宝说，经济原因是最大的，有不少品学兼优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辍学；其次也少了很多信息来源。“我上了大学才知道有很多同学是通过自主招生来的，我们农村孩子就不知道，只能挤高考独木桥，挤不上就只能复读、打工。”
“我担心目前的政策治标不治本，要实现教育公平还需要更深入的教育改革。”邵飞说。
这个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法治周末记者5月30日致电清华大学招生办咨询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具体情况，工作人员表示高考结束后公布的清华大学招生计划里可能会有这方面的信息，清华大学会在其中表明用于该计划的具体名额数量，请考生及时关注。
北京大学的答复更加直接，称计划已经上报教育部，目前教育部尚未批复，因此公布时间尚不知晓。同样请考生关注高考后公布的北京大学招生计划。
同样的消息还来自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山大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柳丽华表示，该校分省份招生计划今年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已经确定今年招生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和农村学生多的地区考生倾斜，而且会增加不少计划，“但现在教育部还没有批复，具体如何增加还不好说”。
而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项工作太紧了，所以很难给出准确的时间表，但高考之后肯定可以就此询问考生所在省市招生办公室，(这项工作)肯定要通过考生所在的省市招生办公室来安排。
“问题是，农村学生如何获得这些消息？”萧保说。
邵飞想起了他一位来自河北农村的朋友，一心想要攻读材料科学，结果报考时因为信息不充分以630多的高分误报了锻冶专业，成为全院皆知的段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这是由于现在的大学和教育部门服务意识不够所导致。试问，农村学生现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多少学校能为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当一个学校真正在市场竞争，需要面向农村招生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改变自己的服务理念？
熊丙奇认为，我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关系的比较好的选择。
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 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学生来确认(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
“现在的状况，不只是农村学生存在信息问题，城市学生能从学校得到公开、真实的就业信息吗？我们为什么推进改革，就是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学生选择大学的机制，让学校被选择，让教育被监督，把选择权交给学生。”熊丙奇说。
晓兴尽管对政策保持肯定态度，但也担心政策的落实。“我希望政府和校方能够公示这些名额的获取和分配，让这些好政策真正落到最需要它的孩子手中，毕竟名额是有限的。”
改革最终须触动根本
晓兴的担心其实教育部已经有所关注，5月29日，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凡有预留计划的高校，须将预留计划数报其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教育部备案。同时，高校须将预留计划数及其使用原则等向社会公开。
教育部还表示，2013年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扩大实施后，全国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将比去年增加8.6%。
据统计，2012年全国农村学生录取人数占全国录取人数比例达到59.1%，其中农村学生本科高校录取人数所占比例达到52.5%，第一批次录取高校录取人数所占比例达到45.7%。但教育部也坦承上重点高校的比例仍然偏低。
这些数据并不能让学生们觉得轻松。因为一直以来，农村生源比例降低的重心就是重点大学，可事实上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本身就是少数。晓兴很担心自己在家乡的示范效应最终会成为马头前方的胡萝卜，让很多乡亲的孩子读了大学却毕业就面临失业。
在学者们眼中，问题的解决思路殊途同归——专业主导招生，保障教育权利。
储朝晖认为将现行行政主导的招生体制转变为专业主导的高校自主招生体制，学校和学生之间进行良好的双向了解，学校对学生的状况进行综合评估，才能改变当前的状况。
而招生体制的改变，需要整个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变。“农村基础教育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长期以来社会政策资源以城市化为取向导致的。”
如果认为农村是落后的，是经过城市化之后会消失的，这个假定就出了问题。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都搬到城里，他们的子女也都不在乡村上学，长期以来乡村学校必然被抽空。这不仅是教育的问题，还是社会治理的问题，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农村的学校也就逐渐边缘化。
光靠教育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无论给多少指标，也还要经过考试程序获取。多年的积弊想用高考一个环节是解决不了的。
“要解决问题，最终要保障教育权利。温家宝总理提出教育是基本民生，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还要进步到全民都要认识到教育是每个人平等拥有的权利，所有的这些问题才能有一个解决的根基。”储朝晖说。
熊丙奇则循着另一个思路进行思索，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1989年的43.4%到2003年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2005年达到53%。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
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熊丙奇认为，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
熊丙奇指出，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合适的办法，就是设立专门的计划，面向农村学生招生。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而且在实际的操作中，颇有创新。一是放在提前批招生，不影响其他批次的录取，为农村考生增加了一次选择机会，二是考虑到公平补偿的意图，这一计划实行定向招生非定向就业，学业完成后，这些农村生如果愿意回农村工作，当地会创造工作条件，而如果不愿意回农村，也尊重学生的选择。
而从长远看，仅靠公平补偿，是难以全面实现公平的。既然我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推进高考公平，那么，就应该在目前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进高考改革。众所周知，我国高考之所以存在地域不公平的问题，根源在于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进行公平补偿，只是有限进步。
事实上，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经明确了高考改革的方向，这就是建立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熊丙奇认为，按照这一改革思路，全国重点大学完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考试、自主招生。如果全国各地的考生，可在任何地方参加考试，以这一考试成绩申请高校的自主招生，那么，也就不存在高考按地区举行、分省招生的问题了。
熊丙奇说，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985、211、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
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是通过计划造就出来的，而是通过学校间的自由、平等竞争发展出来的。要让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者的回报率。
熊丙奇说，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
再进一步看，如果我国能按照高等教育的市场规律，取消造成学校不平等竞争的各种工程、计划，如985工程、211计划，推行高等教育券制度，让每个学校的学生获得同等的教育经费，而不是重点大学多、一般学校少，让教育的行政评价和人才的行政评价全面退出，将学校置于市场竞争中，这些学校必然会改变自己的办学理念，其中包括生源素质观。
在目前，大多名校都看重招生政绩，同时青睐城市生源，认为其阅历丰富、见识多，而如果学校要靠竞争获得地位，大学关注的就将是教育使命和自己的教育声誉，在招生评价中，就会对贫困生、农村生实行加分评价，这也就会增加农村生在学校中的比例。
熊丙奇指出，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
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熊丙奇说。 （原标题《实现教育公平亟需制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