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的十多位民运朋友一起到怀柔百泉山郊游。时值中国民主党组党七周年纪念日，尽情山水自由自在之余，也不禁十分思念正在监狱内受苦受难的同道难友，尤其是中国民主党的许多核心骨干：吴义龙，刘贤斌，何德普，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高洪明，秦永敏等等。其中刘贤斌百炼成钢，何德普独立撑天，秦永敏老而弥坚，都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被亲历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历史的民运朋友们亲切地称呼为“民运的神行太保”的吴义龙先生，却很少有人提及，以至于对于他在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所作出的无人可以替代的巨大贡献，直到现在也甚至不为民运朋友所知悉，这就实在愧对入狱已经六年多的吴义龙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的创始联络人之一，赵昕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吴义龙先生的一些伟岸事迹，写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王有才，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可能就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吴义龙，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就不会成其为全国性的运动，并奠定一个全国统一的反对党的基础。
吴义龙出生于1964年5月1日,祖籍安徽桐城, 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系八九民主运动时的学运骨干。 1996年进入浙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在读研期间组织社会问题沙龙。 1998年3月酝酿筹备“杭州三联读书会”，5月成立后，每两周举办一次读书会活动，讨论社会现实问题，吴义龙并亲自主编读书会会刊《读书人》杂志，为此多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传或传讯。正是通过读书会，吴义龙和王有才相互认识了，并就中国社会转型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达成了“中国的民主运动还是需要政党政治，但是中国的事情也需要逐步地推进，应该通过“合法、公开”的方式，以法律途径去申请注册竞争性政党”这样的共识。
1998年6月上旬，吴义龙邀约王有才等商讨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形势问题；中旬，与王有才、祝正明在杭州大学讨论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安排,正式确立创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有关事宜。6月24日晚上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王东海、林辉开会讨论，决定利用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的机会去申请注册，同时把有关资料向国际媒体以及国外的一些机构和个人传播。当时，考虑到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危险性，商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老、中、青结合”，出面前往注册，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并确定了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可以这样说，正是王有才在这天晚上作出“由吴义龙与祝正明负责主持二线工作”的英明决定，用人得当，所托可靠，才在极为艰难的重重高压之下，打开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口！
6月25日，王有才与王东海、林辉一同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登记，而吴义龙和祝正明则负责后续支援工作。这些民主义士虽然明知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他们知道，只有不断地给予冲击，中共才会在压力下有所改进。
7月10日～8月下旬，义龙也遭到几次拘传。但是他牢记使命，沉着应对，多次化险为夷，并在王有才等被拘禁期间，卓有成效地组织各项大规模的营救活动，迫使中共不得不陆续释放了王有才等被拘禁的同仁。 从8月下旬开始，根据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决定，吴义龙开始了他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民运神行太保”生涯：先后二次（历时一个月）前往各省、市、自治区联络民运同仁，协商成立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委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组党运动，为成立全国统一的反对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朋友们几乎都很难相信，但是这确实是事实：吴义龙第一次“神行中国”21个省市，仅仅用了19天时间！！第二次“神行中国”15个省市，仅仅只用了12天时间！！！
这是怎样的奇迹呵！凭心而论，这世间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吴义龙一方面得机智巧妙地躲开各地国保的围追堵截，一方面得顶着烈日酷暑，餐风露宿，日行千里！几乎每天，义龙都是在闷热难挡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度过的；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义龙都是和当地的民运同仁们沟通后，又挤上火车席地而睡，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实在谈得太晚，没有火车了，义龙就在朋友家挤一挤，在火车站露宿，或找一个地下招待所小睡一觉，第二天一大早又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百忙中，他还写下了许多文章，尤其是关于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基本文件，更是成为民主党最重要的文件之一——更加艰难的是，他还得凭着他的学识素养和智慧胆略，凭着他的人格魅力和亲和能力，凭着他的过人口才和沟通技巧，和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民运朋友，形形色色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心态、形形色色的观念进行沟通磨合，并达成共识，互相策应，相机举事！
而当时的大陆民运界情形，朋友们一定都很清楚：观望者居多，怀疑者居多，坚决反对担心“牺牲太大”的稳健者有之，“倚老卖老”斥之为“瞎搞胡闹”者有之，真正勇于担当富有牺牲精神的斗士实在很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光靠被国安密切监听着的电话进行联系，没有充分而高效的面对面的沟通和协商，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方案探讨，是很难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党运动的。1995年贵州陈西、廖双元等勇士筹组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一事就是明证，之所以没有掀起一个全国性的组党高潮，甚至事发后也极少为外界所知，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没有派人在全国各地策动公开组党，群起响应。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派出了极为卓越的吴义龙，担负起在中国各地沟通联络，发动全国组党运动的艰巨使命——而历史已经证明，吴义龙先生的确不辱使命：凡是他足迹所至的地方，他都契而不舍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仁，都在他走后开始了积极的运作，都几乎按照半月一省申请注册的计划，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在“神行中国一整月”的伟丈夫——吴义龙先生身上，我找到了确凿的人证。
我和吴义龙先生见面认识，正是在1998年8月，他第一次“神行中国”，来到北京秘密策动公开组党的时候。
那时我正在北京一家翻斗乐国际儿童教育娱乐公司做总经理，事业正红火。刚和张前进组织了一次北京民运人士的大型研讨聚餐会，又和江
棋生、周舵、吴蓓等先后发起了《为印尼华人姐妹强烈呼吁》、《救救我们的母亲河》等大型签名呼吁捐款活动，又正在筹备“无声的中国”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准备纪念六四十周年，正受到警方的密切调查监视，非常敏感。但是吴义龙在高峰先生的带路下，找到我所借住的北京师
范大学高山先生家的房子，就在一家小饭店开始了一见如故、极有成效的沟通。
义龙疲惫的身体状况丝毫不掩他的奕奕神采。他首先介绍了浙江公开组党及他在全国各地的联系情况，并提到了一些反对组党的声音，特别
讲到了某人直斥他和王有才等浙江朋友为“瞎搞胡闹”的情况，并再三强调了北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果全国性组党运动没有首都北京的参
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缺撼。而目前为此他所联系沟通过的几个北京朋友中，基本都婉拒了公开组党的建议，所以希望我和朋友们能够
考虑共襄义举，互为呼应。
我首先回忆了与王有才先生的几次交道，特别是讲起有才在学自联和广场上几次开会时，都是操着一口浓重而憨实的浙江口音先说：“我是
王有才！”说得大家都会心地笑了。然后我就中国民主党宣言和章程里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看法和意见，也向吴义龙介绍了胡石根、康义春、王
国齐、刘京生等朋友和我在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时的种种惨痛经验教训，并在基本纲领、行动原则和民主政治游戏规则等等方面都得到了吴义
龙的满意答复，与浙江筹委会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等核心成员的思想观点在各方面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国家公器”——鉴于以前海内外民运组织数目太多，山头林立，力量分散，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中国民主运动事业发展，此次公开组建
的中国民主党应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民主运动平台，尽可能地团结绝大多数全国各地愿意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互相联合，各地自发组
织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公器”和现代民主政党，门户开放，进出自由；
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鉴于东方专制主义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鉴于以前自拉山头、自封主席的追求民主
却反民主的情况严重，中国民主党此次组党一定要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在追求民主中实践民主政治，提升民
主素养，通过真正的民主方式首先推选出中国民主党各地代表人物，各地再选派代表筹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大会议，再由一大会议选举
产生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及其常设机构负责人。任何人未经自下而上的合法程序公开选举，不得自称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
”、“主席”之流，一例通称为“联络人”！(这就是包括创始人王有才先生在内的浙江筹委会同仁，自始自终都自称为“联络人”，到现在也
没有一个人未经合法程序公开选举，就自封为“负责人”、“召集人”、“委员长”、“主席”之类。这不仅仅是谦虚，而是是否知行合一地
践行民主原则和游戏规则的问题)；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纲领——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必须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
机制，使政治权利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
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现代民主政党——中国民主党绝非列宁党、暴力党，完全遵照现代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与中国共产党公开合法地开展竞争与合作，并积
极稳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全国各地委员会必须认同和坚持遵守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
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地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反对党力量强大后，制约力量就必然显示出来。
一直筹备，直至成功——我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成立反对党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需要不断地给予冲击。所以当局批准与否是非常次要的
，重要的是，全国各地筹委会必须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 四大行动原则，一直合法地筹备下去，不断公开地申请注册，在
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中，扩大影响，凝聚人心，聚沙成塔，聚腋成裘，并最终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中国共产党开放报禁、党禁，实现中国
社会的和平变革；
半月一省，轮流冲击——为达此目的，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公开地去申请登记注册，全国其他省市进行后续支援和互为呼应，轮流不
断地进行冲击，以至滴水成凿；
非暴力积极抗争——在每半个月一个省市筹委会轮流不断地进行冲禁的同时，因应时局变化，不畏牺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非暴力积
极抗争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把民主运动唯一的道义力量充分地展示出来，
正是在这样相见恨晚的沟通和令人惊讶的契合之下，我当即就答应吴义龙先生，愿意辞去公司职务，全力配合浙江的民主义士们在北京开展工
作，团结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起到首都的示范效应，并在1998年9月中旬正式到民政局申请登记注册，冲击党禁！
吴义龙在高峰的护送下，到北京站乘车往西安了。而我却夜不能眠，第二天一大早就写好辞职报告，电传给了老板。接着，就开始了和北京及全国各地朋友们的广泛交流，先是说服了任畹町先生放弃“中国人权同盟”的重新注册，一起来筹备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然后又和马少华、王林海、陈青林等等十来位朋友达成了公开组党的共识，并商定由我起草申请书、新闻稿并幕后联络协调，由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三位出面于九月十六日正式去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
九月初，吴义龙和上海的姚振宪先生(民运著名的姚氏兄弟，出国后又逆风返国从事民运推动工作，仗义疏财，大家风范，典型的“海派”人物)又来到了北京，就在团结湖的一个地下招待所里，三个天南地北的海内知己又开始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并根据全国各地组党运动的发展情况，因应局势的发展和需要，由浙江、上海和北京三地牵头并联系各地，决定于11月11日在庐山或三峡或武汉三地之一处，借吴义龙先生、单称峰小姐旅游结婚的名义，召开中国民主党筹委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委托吴义龙先生负责起草“一大”的各种会议文件，由姚振宪先生负责全国各地的联络沟通，由赵昕辞去工作后直接赴武汉等地负责筹划“民主党一大”的各项预备事务，并为了安全起见，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在必要和安全的情况下和王有才、吴义龙、姚振宪、任畹町、刘贤斌、刘连军等保持必要的联系。
最后，大家又再三强调了严格遵守现代民主政治基本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及坚决贯彻执行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的重要性，坚信在坚持不懈的冲击和行动下，一定会迎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篇章！
吴义龙和姚振宪第二天一大早又奔赴东北，去见王文江、王泽臣、唐元隽、冷万宝等民运朋友。有趣的是，直到王文江给我打电话，说义龙和振宪把我的一件西装放在了他处，我才想起来西装丢了，可见当时的忘我和专注。
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吴义龙先生见面。在直接到民政局登记注册被警方阻挡后，1998年9月18日，任畹町、马少华、王林海、延庆和我以邮寄的方式公开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北京委员会。之后，我被抄家和驱逐出北京，无法在北京继续立足。虽然王有才先生从大局考虑，多次苦苦地劝我坚持在北京继续工作，但是我必须不负所托，到武汉去秘密筹备“民主党一大”，所以也不得不有违有才的愿望了。而在武汉独立筹备“民主党一大”的艰险与甘苦，又何足为外人道┄┄
接下来由于种种原因，由于人性的弱点，发生了太多当时感到极为义愤填膺、而现在也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一群舍生忘死、义无返顾地推进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理想主义者，苦心孤诣地确立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游戏规则，各种周密计划和安排，以及中国民主党的四大行动原则：“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合法”，由于缺少监督制衡机制、裁判与制裁机制及种种必要的环境条件，为种种披着华丽外衣的表演所扰乱、侵蚀、背离。迫不得已，1998年11月8日至10日，在任畹町的提议下，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等朋友紧急操作，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有才、义龙、振宪、正明和我等都在53人之列。
吴义龙、祝正明等在王有才被捕后，继续坚持民主党筹委会的工作。1998年年底，王有才先生被判刑，吴义龙同时被开除学籍，当时离他硕士论文答辩只有仅仅3天。1999年，他继续前往南方从事民主党工作，这应该是义龙的第三次“神行中国”吧，4月，被警方在广州秘密逮捕——民主党四大行动原则的重要文件《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正是吴义龙先生在广州被捕后，秘密带回杭州关押在遣送站时所写。99年11月，吴义龙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2000年5月后，他在浙江第四监狱被关进条件极差的单人囚禁室中，且毫无人道地不准与家人见面。
而他的女友单称峰小姐——中国民主党第一个女成员，于2000年12月，因为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对当局的抗议和对王有才、吴义龙等民主党人的呼吁文件，并与其他民运人士致信国际奥委会要求向中国施压释放王有才、吴义龙等政治犯，于 2001年1月15日被捕。由于当时正处于申奥敏感时期，2月21日，单称峰小姐即被浙江萧山市公安局很快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无耻陷害，非法判处劳教两年，尝尽人间冷暖与甘苦。同时被劳教的还有戚惠民先生，他因为仗义执言撰写了相关的呼吁，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劳教一年。
1998年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运动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教训更是极为深刻。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认真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也几乎谈不上“吃一堑长一智”，有所进益。但是能够有幸与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姚振宪、刘贤斌、陈卫、安宁、刘连军、王文江、欧阳懿等等充满理想和勇气的朋友共一场事业，虽死不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