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俞梅荪
2008年7月22日上午10时，我从上海精神病医院接弟弟俞颂荪出来。他像飞出笼子的小鸟般的兴高采烈。我说，今天是父亲的忌日。他顿时愣住了，喃喃自语：“苦命的父亲啊！”
右派分子家破人亡
家父俞彪文，毕业于东吴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经济系，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受中共邀请前往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1957年，因提出改进保险工作意见而成为右派分子，不忍屈辱，蒙冤自杀，终年31岁。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家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投奔老年丧独子的祖母，身为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的祖母，因受家父株连而被劝退休（工资减半）。之后，家母又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后来在北京郊外工厂当工人。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1969年我初中毕业，到江西农村插队8年，回北京接班顶替退休的母亲，后来上大学，在北京从事立法工作；弟弟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
祖父俞颂华，1919年任上海《学灯》杂志主编，曾刊载青年毛泽东的文章；1920年，在梁启超的支持下，俞颂华（28岁记者）和瞿秋白（20岁俄文翻译）赴苏俄，采访列宁、托洛斯基等，发回的连续报道，对当时国人了解苏俄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上海《申报》总编，1937年初，赴延安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并在《申报周刊》连续报道，还把延安城楼的相片刊在封面，为结束长征的中共在全国扩大了影响；1945年，应周恩来之约，携家父到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与之会面；1928至1949年，祖父、祖母和家父，时常为瞿秋白、范长江等中共地下党提供帮助，还秘密住在家中。
家父去世后，我和弟弟从小被人看成“狗崽子”，备受同学、邻居、同事的歧视和欺辱，至“十年文革”更甚，被抄家被辱骂……，以致弟弟在中学毕业时自杀未遂，患了精神抑郁症。30多年来，每隔5、6年要住院治疗。家庭的不幸遭遇，使我俩从小怨恨家父给我俩带来的不尽苦难和屈辱，从不谈及家父，连想都不愿去想。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人事处长在为家父作“改正”结论时说：“你父亲过去犯了错误，现在宽大就不算错了。”为搞清究竟是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当年《人民日报》刊载由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主持的座谈会上，家父提出改进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些言论在当时就根本没有任何错误可言。我几经激烈争执，使其哑口无言，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这是我理直气壮，据理力争的结果，亦是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
海淀区民政局按照家父的行政14级副处级干部的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的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家母和我用此款重新安葬家父。
在每年7月的酷暑，家母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我和弟弟格外小心，但却从不关心家父的忌日是哪天。2003年，家母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说，当时要把我送给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自己要投河自尽，多次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因不忍抛下我和弟弟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分别得精神病和进冤狱，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艰难。”我每每打断她的话而安慰之，却从不询问家父的去世经过。她在晚年，常以曾是马寅初的学生为荣，并钦佩其在反右运动中坚持“人口论”的傲骨。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开始重新思考家父的事，为了解当年的真相，我去拜访唯一在世的与家父在同一办公室工作的叔叔，他却在两个月之前刚去世。我来到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1门（财政部宿舍），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察看家父从5层阳台的跳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徘徊观望，却没有勇气叩开“我家”房门。我从历史角度渐渐理解家父的万念俱灰而愤然辞世。
我读到北岛先生对童年的叙述：“同公寓另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好像是个猜不出的灯谜。他身后留下寡妇，还有个小我几岁的男孩，叫俞梅荪。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又有谁能听见？多年后得知俞梅荪为民请命的故事，看来比他父亲有出息。”（北岛，《三不老胡同1号》，北京《财经周刊》2008年第3期）
北岛先生的这段珍贵记叙，撕开深埋我脑海的那个场景：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母亲带我到（阜成门人民医院）病房，见父亲全身绑着白色绷带，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家父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更不会说起，也未向母亲考证。直到20年后我听说，那天下午要召开批判家父的大会，“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后，家父因内脏被震错位无法恢复而去世。
2008年4月以来，我去医院探望弟弟时，平生头一次与其谈论家父的事。他认真地看北岛文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家父在给家母的绝笔中，要其努力把我俩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而落泪。
祭奠不予改正的大右派彭文应
出了病房，我提议去郊外祭奠彭文应先生，弟弟欣然同意。我俩乘公交车，至上海最南端的奉贤区海湾路尽头的海边，进入海湾寝园公墓已是正午。烈日当空，天色湛蓝，海风习习，草坪树林，亭台楼阁，偌大的寝园，只有我俩。弟弟兴奋地说：“我来到了天堂啦！”我纠正道：这里分明是地狱嘛。
我俩来到彭文应先生的全身铜像前，他挥着手，似乎正在讲演宪政民主，基座镌刻着1950年周恩来在上海对陈毅市长说：“要记住这个朋友”。这是我国唯一的右派分子铜像。
彭文应，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政治学硕士；1932年回国从事抗日运动，反对政府“剿共”，曾资助当时被通缉在逃的周恩来；1947年以后，领导上海民盟的地下斗争，迎接中共取得政权；1949年以后，历任民盟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市政协常委、市人大代表；1957年5月，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整风，呼吁发展民主与法治建设，遂被定为“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集团的骨干分子，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载文批判，因拒不认罪而被定为极右分子，撤消一切职务，剥夺工资，监督劳动，全家被赶出花园洋房而住进斗室，其夫人猝死，就读于上海师院的次子自杀身亡；1962年初，致信毛泽东和周恩来：“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所有右派分子的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底，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终年58岁。
1980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右派复查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拟维持反动派原案（即不予改正）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彭文应名列第三；198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彭文应85岁诞辰座谈会上指出：“彭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进步的，值得缅怀和纪念。”
彭文应是江西省安福县人，1930年起，与罗隆基、王造时两位同乡一起，积极反对蒋介石独裁，大力支持中共，1957年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被迫害致死，成为“安福三杰”。
在彭文应夫妇和儿子的三人合葬墓前，其夫人邓世瑢终年44岁，我注意到她卒于1957年7月19日，正是家父的跳楼之日。弟弟注意到，其子彭志平终年19岁，而痛心不已。我说：他是自杀的，你在20岁时也3次自杀：通电把手掌灼伤；服了大量安眠药；服下敌敌畏，半夜被我发现，灌水洗胃后送医院；幸好每次都抢救及时，躲过死神。可见，青少年在成人之际，如被社会不容，往往导致精神崩溃。
在弟弟提议下，我俩深深的三鞠躬，并代表几位委托致意的师友，向被反右夺去生命的三位英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