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法广
香港郎咸平教授激起了国企改革的大讨论，学术的铁板开始龟裂，理论已经不是一个音调。
观点对立，引起了一场可喜的学术争论。由此，国资委等部门开始对国企改制过程的复查。学界和政府都有了行动。与此同时，一个社会现象不能不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自国有企业改革以来，一直缺乏工人的声音。
在社会舆论中工人只有对国企改革后果--下岗，失业，低工资，不公平的牢骚，不满，只有很少工人通过互联网发表个人的国企改革观，主流媒体上失却工人的关于国企改革的声音。在国企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只有官员的声音，学者的声音，国企领导人的声音，根本就没有工人的声音。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
“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没有比这再熟悉的口号了，但是，这个领导阶级连话语都没有了，这个依靠对象已经边缘化了，似乎中国大陆的社会性质在变。
《宪法》虽然赋予工人阶级很大的权力，但由于没有具体法律的保障，工人的法定权利没有体现的途径。由于没有有关职代会的法律，在一些国企中职代会缺如，有的甚至成为特权精英操纵的组织，根本不能代表工人的利益。工会已经失去了政治力量，只是政策的补丁，对国企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么恭顺，要么沉默。特权精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力图使工人在下岗，失业的重压下，很快成为无产，无权，无思想的弱势群体，一些人力图由此清除在中国实行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大障碍。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已经逐步从农民、农业、农村主导的社会走向工人、工业、城市主导的社会。二元社会的再次分化和太低的农业经济效益使务农难求温饱，种种原因使一半以上的农业劳动力涌向工业，涌向城市，以求其载体的生存和发展；大批农民加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国工人阶级从数量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平民化以及就业的压力，使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进入打工者的行列，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工人阶级在7.3亿中国劳动力中成为主要成分。真正地壮大起来了。
与此同时，中国当代工人阶级迅速分化成了三个阶层，即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农民工阶层。农民工又分为乡镇企业工和城市工两大部分。城市农民工阶层多数没有固定的工作，担负着最繁重的劳动，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们没有社会经济保障，没有法律保障，没有社会地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乡镇企业农民工，工作相对固定化，但多处在劳动繁重，污染严重的情况下。蓝领阶层分为大城市、大企业蓝领和中、小城镇蓝领两大部分，他们时刻受着失业的威胁，在大城市里工作的蓝领阶层有一定的社会保障，这种保障受着政府财力的限制，常常缩水或缺失。但在特权精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骚动下，已经失去了主人翁地位，成了新时代的劳动力商品。小城镇蓝领基本上失去了社会保障，在就业的压力下，成为弱势群体的一部分。白领阶层虽然生活充裕些，并有些已经成为当代的“小资”，但由于直接接触权利，人格地位十分低下，忍受着繁重的脑力劳动和精神压力。实际上，工人阶级成了痛苦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法定地位与其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
中国当代工人之所以能称为阶级，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特权腐败阶层转化成的当代中国的剥削阶级。这个剥削阶级主要是由通过钱权交换生成的，以特权腐败分子和依附者为主体的，通过各种生编硬造的理由，非法侵占公、私资产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阶层，是新的剥削阶级，社会的寄生虫。这个剥削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对立渐渐成了阶级斗争的主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使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斗争，是消除已经激化了的社会矛盾，提供社会稳定条件，促进国家科学发展的阶级斗争，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的。
为了给社会稳定提供保障，给科学发展提供一个平台，避免中华民族的厄运，弱化并逐渐消除这种阶级对立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考验。当国企改革成了这种阶级斗争焦点的时候，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决不可动摇。
中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历史观。在国企改革这件重大问题面前，牢牢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相信工人阶级，依靠工人阶级。具体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实践“三为民”的思想。国企改革，不是官员的改革，学者的改革，国企领导人的改革，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国企改革。中共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面西化，反对特权精英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把国企改革推向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