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周素子女士從紐西蘭來信，希望我為她的《右派情蹤》寫序，以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除了《北京之春》上發表的幾篇《右派情蹤》之外，她還寄來〈記當代才女張允和女士〉一文，提到三十年前允和女士與我倡和《不須曲》的往事，引起了我的一點回憶： (博讯 boxun.com)
大約在一九六八年左右，允和女士的四妹充和女士到哈佛大學來演出崑曲〈思凡〉和〈游園驚夢〉。那時正值大陸上“文革”如火如荼之際，我不免深有感慨，在演出後寫了兩首詩贈給充和。其中第一首是這樣寫的：
一曲思凡百感侵，京華舊夢已沉沉。
不須更寫還鄉句，故國如今無此音。
“文革”結束以後，充和才敢把這首詩和海外相關的唱和諸作一同寄給她的二姐。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從哈佛轉到耶魯任教，和充和時相過從。有一天她忽然交給我一疊詩稿，說是大陸上不少人和我的原作，因為每首都用了“不須”兩字，她戲稱之為《不須曲》。我一一展卷誦讀，真是琳瑯滿目。而且墨跡出於戲曲名家許姬傳先生之手（即《梅蘭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作者），更使我受寵若驚。其中允和女士一人便和了兩首，茲錄其第一首於下：
十載連天霜雪侵，回春簫鼓起消沉。
不須更寫愁腸句，故國如今有此音。
現在我讀了素子女士〈記當代才女〉一文，才確知這兩首和作都寫在一九七八年春天，恰值她到南京觀賞了“文革”後首次上演《牡丹亭》興奮之餘，不能自己。“十載霜雪”當然是指“十年浩劫”而言。這一年的十月中到十一月中，我參加了美國“漢學研究考察團”到中國大陸訪問，回程時曾在北京機場與允和女士匆匆一面。素子女士在文中已有所敘述，這裡便不多說了。
素子女士和我原不相識，但由於愛好崑曲之故，很早便參加了俞平伯先生所發起的北京崑曲研習社，與允和女士先後有五十多年的密切交往，因而成為《不須曲》的最早讀者之一。張充和女士是我最敬重的一位文學家和藝術家，她的先生傅漢思教授（ Professor Hans Frankel）和我在耶魯共事十年；他們兩位都是我們一家的好朋友。所以我很珍惜這一段《不須曲》的文字因緣。素子女士在向我索序的信中也和了一首《不須曲》：
感念平生百事侵，人琴消息幾低沉。
不須惆悵陽春曲，猶盼高雲賜好音。
這樣委婉陳詞使我不能不寫這篇短文以報其誠。
素子女士本來計劃寫一百篇文字，紀念她親見親聞的“右派”朋友的悲慘遭遇，已完成了七、八十篇，從已刊布的篇章來看，她事實上是為每一位朋友都寫了一篇小傳。其重點則在描述傳主怎樣在殘酷迫害下身毀名滅以至家破人亡的經過。每一位傳主的遭遇都不一樣，但卻同是“反右運動”的結局。整體地說，這部《右派情蹤》為“反右”的歷史保存了十分珍貴的原料，足供後世史家的採擇。
據官方的數字，“右派分子”共五十五萬人。但這數字決不可靠。就我先後閱覽所及，這個數字至少應該加倍，甚至更多。但是在這百萬以上的“右派”之中，有名有姓的最多不過幾百人，大概都是當時報紙上點名批判過的。其餘的則都成了無名英雄，不過是一種抽象的統計數而已。但是歷史記憶必須通過具體的個人和他們的生活狀況才能真正地保存下來，否則決不可能在後世讀史者的心中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右派情蹤》一書便給“反右”名單增加了近百人的個案，這是很重要的貢獻。當年有資格成為“反右”的受難者，今天至少已在七十歲以上。因此我迫切地期待著至今仍倖存的受難者都能聞素子女士之風而起，把他們周邊的難友一一記錄下來，使“反右”成為一段有血有肉的歷史，永遠活在中國人的記憶之中。這是所謂“活死人，肉白骨”的偉大事業，其功德是無量的。
素子女士來信時，我恰好寫了四首七絕，紀念“反右”五十年。我個人對於“反右”的理解和判斷大致已濃縮在這四首詩中。現在附寫在後面，作為這篇短序的尾聲：
“反右”五十年感賦四絕句
“右袒香肩夢未成”（陳寅恪詠“反右”句），
負心此夕淚縱橫。
世間多少痴兒女，
枉托深情誤一生。
未名湖水泛輕漚，
池淺龜多一網收。
獨坐釣臺君不見，
休將劫數怨陽謀。
橫掃斯文百萬家，
更無私議起喧嘩。
九儒十丐成新讖，
何處青門許種瓜。
辱沒冤沉五十年，
“分明非夢亦非煙”（鄧拓告別《人民日報》句）。
人亡家破無窮恨，
莫叩重閽更乞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