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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监控公民技术观察:中国的大数据社会监控与网络公民社会崛起之前瞻

2017年10月26日 综合新闻 ⁄ 共 419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刘超转自博讯网

作者:王策

一、 引言

我今天这个讲话,主要是谈一下,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如何应用大数据和各种科技的先进方法来加强对公民的全面监控,以达到达到其政治与社会的维稳目的。指出其严密的监控必将严重侵犯公民的自由、个人信息与隐私,使其陷于监狱囚徒的困境。同时也谈一下,作为中国的公民如何积极反制这种监控,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空间,来发展政治性的网络公民社会,和专制的国家进行博弈抗争,进而兴起一场“网络民主革命”,突破这种囚徒的困境,赢得自身的自由和民主。

二、电子身份证(Electronic Identity)

最近,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正在推出由公安部研发的“网络电子身份证”,即eID, 其信息要载入手机卡和银行卡,当eID的持有人在进行网上交易及其它活动时,站点就可以直接向公安部的电子身份识别数据库在线远程认证它的真伪和有效性。实际上,这一身份证智能晶片一旦载入你的手机,就会像给你戴上罪犯的“电子脚镣”一样,可以对你进行远程监控,你的所有行踪举动,都在公安部的监视记录之下。公民必将沦落成为一个戴镣铐的囚徒,在大数据技术的监控下全身透明,无所遁形。

这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三、监控社会( surveillance society)与圆形监狱

关于社会监控,长期以来就是社会学和政治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监控” (surveillance)这一术语可以在其词源“sur”(从上)和“veillance”(观察)的构成中来加以解构诠释,意思就是从上面来加以监视。和监控观念相关联的事物首先就是放置在市中心和其他空间的,例如机场,高速公路,十字路口,购物中心,工作场所的闭路电视(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摄像机,它可以居高临下,环视纪录周围发生的一切景观。

顺便提一下,诸位可能注意到国内的艺术家徐冰拍的一部叫《蜻蜓之眼》的故事片,就是利用全国大量的公共监控录像剪辑而成的。全片没有演员,也没有人为的布景,一切都是天然的真实监控摄像,竟然能合成一部连贯的电影,天衣无缝,展示了现在这种监控的巨大威力。

关于社会监控的理论,首先是奠基于边沁(Bentham)的“圆形监狱”模式。他以“圆形监狱”这种全景俯视的建筑空间,来象征权力监控的运作方式,从而建立了最原始的社会监控理论。在边沁的论述中,“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心高塔与以此为轴心的一系列牢房等建筑物所构成,每间牢房都开有两扇窗户:一扇是背向中心的窗户,可透入光线来取光;另一扇是朝着中心瞭望塔的窗户,它的透视性则是单向的,也就是说,每个囚犯的行为活动,对于监视者都是清晰可见的,而监视者的存在和活动,囚犯则无法看到的。狱方还对每间牢房都进行了特别的空间设计,并把空间作进一步的区域划分,把不同的人犯分类安置在特定的空间内,以便获知每一囚犯的确切位置,对其进行仔细有效的监管。

我们可以看到“圆形监狱”的设计,使囚犯的所有行动都在监视者注视之下, 而他们自身却无法得知此时此刻是否被监视,以及被谁监视。因此无论监视者是否在场,圆形监狱都能有效控制囚犯的行为,使他们永远处于被监视的恐惧中,不敢有任何违规的活动。这种使囚犯的行为由外在的“他律”催生内在的“自律”的圆形监狱设计,是空间权力高效运作方式的典范。

后来的社会学家福柯(Foucault)把这种圆形监狱的全景建筑监控,解释为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他进一步演绎了如何对人的空间进行分配之外,还对囚犯的活动实行控制,对其人体姿态、进行反复的操练,对其每个行为、动作都严格要求并付诸实施。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使圆形监狱的管控理论更为细致,成为早期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所普遍运用的建筑空间监视模式。

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社会监控的方式方法也随之发展。现在是监测网络化,产生了网络空间(Cyber Space),主要依靠数据技术而不是物理技术来管理。随着观察距离的增加,范围的扩大,方式的多样化,它通常要处理的是数据而不是身体的人。由于社会的数据化,现阶段的社会监控可以说是结合了物理与数字,通过数据信息监控,访问控制,社会分类,点对点监控等方法,从而实现政府对社会管理的自上而下的监督。这种大数据的社会监控,实际上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威力更为强大的新型“圆形监狱”。这对于生活在专制极权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更为严重。

四、中国的大数据社会监控和维稳机制

自从有了互联网,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除了继续采用最原始的人盯人的人身监控之外,还开始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会和公民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监控,真是如虎添翼。

首先是中国设立了“防火长城”,或叫“防火墙”,为互联网划下了国家的边界。意在阻断中国公民和外部世界的自由信息沟通,建立起内部的维稳机制,以巩固其专制统治。与之配套的就是制定推出《网络安全法》和相关的诸多法规。这种做法就使中国的网络空间变成了一个隐形的“圆形监狱”,并为网民立下了严密的“监规”。

就像监狱里还要分出不同的监区和牢房一样,中国政府还把对公民的维稳进行“网格化”的监控。所谓“网格化”管制就是把城市行政区,精细地划分为一个个的“网格”,这些小的网格就像大网络空间这圆形监狱里的小监区和小牢房一样,成为政府管理基层社会的单元。每个网格都配置了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督导员、网格警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員等六类监控人员。网格内所有人与物都被分别编码、定位,网格内所发生的任何治安、刑事案件、群体性抗议、访民、敏感人物、异议分子等活动均被随时采集和报告,并以此数据为基础,布置各种监控设施,一旦发现有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就立刻采取管制行动,将其扑灭在萌芽状态。

中国的公安部门还有五花八门大数据监控方法,如舆情监控系统、 虚拟身份信息分析系统、网络实名制、网络身份证、社会信用评分体系等等。其监控涵盖了公民所有的个人信息、除了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外,还包括网名、邮箱、QQ号、工作职业、财务记录、社会活动、亲友交往、政治倾向、网络言论、网络社群联系等等,罗织成一张天罗地网,其个人隐私无法保护,言论与行动都失去自由,人人生活在一个无时、无刻、无处、无地,都无不在“老大哥”监视之下的恐怖不安之中。

五、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崛起的前瞻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中国大数据的社会监控,其首要功能就是要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予以扼杀,通过层层严密的监控系统,遏制民主自由的政治思想在公民之间的交流、掌控其人际交往和协同合作,消减其对专制极权构成联合挑战的威胁,从而达到其维护专制政权的目标。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中共当局花这么大的力气来进行这种大数据的网络监控,毕竟不能完全将其封闭扼杀。相反的,网络却也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罩门”。所以习近平说:“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为政治反对者也可以利用广阔的网络空间与其斗法,突破囚笼,以求自由和民主。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成了网络公民社会和专制国家体制进行斗争的新战场。

我们知道,让公民拥有一个公共空间,形成公民社会,对实现民主自由非常重要。分散的公民个体需要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使他能通过这个空间来与他人沟通信息和思想观念,通过自由的讨论,以达成对利益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共识,形成社会舆论;同时需要通过这个空间,来认同持有相同观念的人,以结成群体或社团,形成社会运动,从而以集体行动的力量来促使这些共识能使国家权力机构接受,并付之实施。所以说,一个健全和具有活力的公民社会是构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基石。

本来在中国,公民缺少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也难以形成正常的公民社会。所有的新闻媒体,报纸、广播电台、电视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公民也没有结成政治性社团的自由。但由于网络的出现,给普通公民提供了一个相对难以被政府完全控制的公共网络空间,从而也使网络公民社会得以因势迅速崛起,为我们展开一个可以乐观的前瞻景观。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中国的网民(Netizen)有多少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达到7.51亿,其中手机网民达7.24亿,其规模相当可观。其使用的方式有上网广泛浏览、在BBS论坛、电子邮件组、微博、QQ群、微信群发帖,沟通信息、发表观点、制造舆论、关注社会事件与群体性抗争活动等等,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

那么从目前来说,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的行动目标,除了关注推动一般性的社会维权事件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要转向争取网民的“网络自由”与“网络民主”上来,进而逐步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

参考近年来很多国家的民主化,都是有仗于网络之助,特别是社交媒体的运用。有人说近年来从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到埃及的“阿拉伯之春”与“茉莉花革命”是一场“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我看来,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可以在三个方面的框架下进行努力与发展。

一、首先是在网上的信息和观点的沟通,发起网络围观、跟贴、网上调查、网上捐款、网上请愿,推广网络通讯社、网络公民记者、网络音频和视频的报道,以制造舆论。正面的就是要宣传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关注维护社会公正与人权的敏感事件;反面的就是揭露专制制度的弊端与黑暗,爆料官场的腐败与丑陋。

二、其次,配合网上的信息传播,进行线下的现场实地的报道互动。并展开同仁们在网下的结社和合群,如饭局、沙龙、网友等形式,以求网下也能够集体行动。

三、最后是制造机会,动员群众上街游行示威,直至导致大规模的民主革命,从而完成国家社会的全面转型。

总而言之,中国的网络公民社会的光荣历史使命就是要充分利用网络这公共空间,在不久的将来推动一场“网络民主革命”,来冲破中国当局的大数据监控的“圆形监狱”,推动中国社会由独裁专制向自由民主成功转型,从而获得自身的解放。

最后归结为一句话:中国目前主要的社会矛盾就是落后的国家体制和先进的公民社会的矛盾。谁胜谁负,就要在网络这一战场上见分晓。

我们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胜利必然属于我们!

埃及的网络革命推手威尔高宁(Wael Ghonim)就说过:“如果你要解放一个社会,就给他们一个网络!”但愿他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的中国。

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本文为王策2017年10月24日在德国波兹坦举办的《中国现状与民主未来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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