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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中）——“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系列
(博讯 boxun.com)
作者：陈子明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二、“右翼知识分子”
（前略）
青年罗隆基曾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有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为证。进入1930年代之后，他参与发起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担任民主同盟的宣传部长，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晚年罗隆基，可能又重新回归自由主义。1962年，他以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他和章伯钧“要求民主”而被打成右派的条目为荣，透露了其中的消息。章伯钧在1957年公开声明不主张“资本主义国家议会政治”，但在四年后，他对女儿章诒和说：“努生（罗隆基）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1]在经历了“三面红旗运动”这样空前惨痛的“人祸”之后，中左翼知识分子向中右翼——自由主义方向的转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章伯钧、罗隆基年轻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之后，也发生了与之类似的思想蜕变。
三、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也就是说，他心目中的“修正主义者”既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又有为数更多的青年团员的右派。[i]事实上，“主动右派”中的修正主义者类型，还应该包括大多数非党非团的大学生右派。到1957年，共产党掌权已经八年，院系调整、“取缔资产阶级伪科学”已经五年，新一代大学生是“在红旗下”接受教育和形成世界观的，尽管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ii]但他们与“右翼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精神上的血脉关系。
毛泽东说“他们（指修正主义者）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iii]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修正主义者主要包括两类人——像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五一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像李慎之、刘宾雁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右派。而这两类人都与“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缺少沟通和配合。钱理群说：“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iv]林希翎就很看不起上层的“右翼知识分子”。她说：“现在的‘鸣、放’只是上层，这是不行的，我看上面的是老头子，不大胆，世故深，不敢说，为了巩固他现有的地位，不敢和共产党闹翻，要广大群众讨论提出意见，再综合起来，这是理想的。”[v]修正主义者之所以不怕和共产党闹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是一家人，家里人吵架，不需要有顾忌。“右翼知识分子”对于大学生在言行上的肆无忌惮，则是忧心忡忡。在著名的“六六六”会议[vi]上，费孝通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事情很容易扩大。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抡说：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章伯钧说：大学生这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钱伟长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vii]当时学生运动骨干与知识分子精英两方面的心理状态，十分类似于1989年5月份学生绝食运动时的情景。叶笃义在四十多年后回忆，与会者“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他们想约请周恩来共同探讨如何平抚学生的情绪，“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周的回音），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 ”。[viii]毛泽东把章伯钧和六教授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说他们开会是要“到处点火”，“煽动工农”和“学生”，是“利令智昏”——“‘利’者，夺取权力也”。[ix]
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x]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批判的“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中包括李慎之。毛指控他们“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xi]但是，李慎之等人的言论在当时的报端上并没有披露。前述刘宾雁、戴煌等人从实践中总结的理论新观点，则是在给毛泽东本人的上书中流露的，一般群众是不知道的。因此，当时“主动右派”中修正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由林希翎、谭天荣这样的大学生在“五一九运动”中公开表述的。
谢泳写道：“在1957年，一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能表现出这样的思想锋芒确实很不容易，因为她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1957年的言论只是他们过去思想的自然发展而已，比之于40年代的言论，似乎并未提供什么更新的东西；但对于在封闭环境中成长的林希翎来说，她表现出的冲破单一思想模式的勇气和能力，是学生右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35年，林希翎生于上海，本名程海果，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以调干生资格进入人大法律系读书。林希翎是她第一次发表文艺评论时所用的笔名：来源于当时三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林默涵、李希凡和蓝翎。从这个笔名，大体可看出林希翎当时的思想倾向。青年林希翎的思想背景有两个来源：一是当时流行的教育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二是当时的苏联文化。……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xii]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xiii]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林希翎思想的主要来源与基本属性。许行指出：”影响当年学生运动的，并非来自成年人的鸣放，而是来自国际共产阵营的三大刺激：一是苏南纷争中南斯拉夫的铁托思想；二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三是波匈事件。学生们的思想探索，就是从这些方面着手，形成一股新思潮，由此与成年人的鸣放言论一起，共同构成当年灿烂的异见思潮。“[xiv]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xv]又说：“‘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波匈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没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xvi]显然，谭天荣等学生右派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孙中山、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梁漱溟，也不是来自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而是主要来自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铁托。毛泽东在1957年初就说过：“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xvii]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xviii]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xix]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我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这种信念，我与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潮格格不入”。[xx]
由于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所以在1957年并没有什么人以之自我标榜，但当时修正主义的名声还不像后来那么坏。谭天荣说：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修正”了马克思主义。[xxi]严仲强说：“现在修正主义这个用语的意义很不明确，它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某些方面有些混淆。”[xxii]龙英华说：“现在是走谁的路，是斯大林路线和南斯拉夫的路线谁胜利的问题。铁托、陶里亚蒂、毛泽东、赫鲁晓夫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xxiii]作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对立面，他把毛泽东与国际上的著名修正主义者并列在一起。毛泽东本人无疑是一个勇于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修正主义者。小修正主义者谭天荣曾天真地说：“（我）不怀疑毛主席永远支持我们”。[xxiv]然而，基于毛的帝王心态，老子怎么“修正”都可以，“娃娃”们要“修正”，就是右派，就要专政。
1957年“娃娃”们主要的修正主义观点，就是鼓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人权。北京大学一篇佚名大字报称：“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五。一九’的重大意义，将为历史所证明。”[xxv]叶于泩写道：一切社会都有民主；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其本性说，要求它的上层建筑具有高度的民主性；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建立起一个民主自由的舆论来。[xxvi]龙英华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也订出五年计划来）。）。‘民主长一分，生产长一寸’！现在农村民主化，实行选举。工厂学校应向农村学习。”[xxvii]王国乡说：“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xxviii]谭天荣一篇文章末尾的口号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xxix] 经过反右运动的残酷打压，同样的口号，要等到1970年代才由李一哲和任畹町等人再次公开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