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玲转自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众所周知，前些日子2010年开普敦洛桑福音会议的中国代表在赴会过程中遇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不断干扰和阻力，结果致使200多位赴会者在赴会过程中或放弃或被阻止。面对这次将深深影响中国教会的宗教事件，众多历史学者一定会投入精力细细研究来龙去脉。作为一位被邀请的牧者，笔者也曾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了一些资料和信息。作为一位深爱中国教会和社会的牧者，笔者将义无反顾地带着神圣的爱来关心这个国度以及处境在这片土地上的神圣教会。藉着洛桑会议事件发生的这个关头，笔者希望透过一个切入点来总结中国家庭教会面对洛桑会议事件以及当中所延伸出面对信仰活动以及政教关系的不同看法和立场。
一、坦荡派
此派的立场是：不管环境如何变化，自己只管公开地、坦荡地去面对开普敦会议的各项赴会事工。此派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基本态度是，教会迟早要公开，或者说本应该要公开，因为他们认为教会本就应该是“世上的光”、“山上的城”，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
具体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时代处境，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坦荡地面对任何的世俗力量和群体，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教会都应该持守自己应有的本分和位置。正是因为持有这种教会观，因此在此次开普敦事件里，该派的牧者始终坚持公开的一种赴会方式，即以一种坦荡的姿态来面对任何一方所带来的舆论和压力。事实上他们也知道前景肯定会阻力重重，不过他们始终相信神是掌握主权的神，自己只需要在持守信仰原则的情况下坚持本分就行了。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遇到了重大的阻力，他们也认为非常值得，因为自己已做了应该做的事，一切的结果都是给历史一个明确的交代。
面对政府或社会群体的任何政策和舆论，该派牧者都愿意沟通和对话，他们非常愿意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也非常希望政府部门能颁发更合理的宗教政策，不过，他们始终坚持信仰应该要有更独立的身份，即政教关系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关系。如果在对话方面没有取得进展，那他们也不会轻易做出妥协。总之他们愿意对话，但也绝不妥协信仰原则，他们愿意坚持，但也随时保留对话的空间。
一些学者认为此派的牧者在将来中国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和使命感会使他们始终处在未来中国教会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正是因为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必定会始终处于中国教会未来走向的焦点。当然他们在其中会付出很多的代价，要作为时代的先锋，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该派教会基本上来自大城市，其牧者也多为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高学历的教育背景加上坚定的信仰立场以及宽广的文化视野，使他们将在未来中国教会的整体走向上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谨慎派
此派的立场是：需要谨慎面对开普敦的会议，他们非常希望参加这样的会议，但是他们的态度很谨慎，或者说非常善于权衡利弊。
此派牧者的做法首先考虑的不是牧会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也就是说他们面对环境时不是不考虑历史的使命，而是首先会考虑事工会否受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此派趋向于实用主义，即一切的考虑以事工是否稳妥为基础，如果一种环境不能保证事工的顺利进行，或者会威胁事工的安全指数，那他们便会采取措施来降低不利事工的局面。换句话说，只要有严重威胁现有事工处境的任何资源和机会，他们便会回避和拒绝。从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来看，持有此派立场的牧者在目前中国教会里还是拥有绝大多数。
不过，尽管此派教会和牧者在中国教会里具有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整个时代里将难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务实性的。作为处在风起云涌时代的中国教会，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是难以承担领袖责任的，因为任何领域的领袖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便是具有一种冒险性的勇气，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尽管可以在事工上积累众多的实力，但是在历史性的使命和事迹里他们往往会缺席。
当然，谨慎派的教会和牧者未必没有领袖的才干，只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教会处境里，领袖的责任将会落入那些持有纯正信仰立场并带有神圣历史使命感尤其是勇于承担时代责任的教会和牧者担当。
三、激进派
此派的立场是：积极参加开普敦会议，他们在信仰原则上与“坦荡派”趋于一致，不过他们更愿意以实际行动来对抗当局阻止洛桑赴会者的举动，他们甚至希望通过洛桑会议事件这一机会来展开维权的行动。
此派教会和牧者之所以有如上的特点，因为他们的使命范畴不仅仅局限在信仰领域，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伦理体系等等领域都负有更新的使命，他们希望通过信仰的力量促使中国社会能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此派人士非常坚定地认为信仰和教会群体乃是促进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针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他们非常不满，他们愿意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博爱精神，带着基督信仰的神圣使命，来憧憬中国社会的理想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此派人士对公共空间的使命绝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信仰所延伸出的一种时代使命和责任感，他们是一群维权人士，不过他们与教外的民运分子有所不同，他们的坚持是基于神圣的圣经原则和信仰理念。他们当中或许有人持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但是这一切的理想都是基于神圣的信仰使命和时代的社会处境。
综观整个中国教会，很显然激进派始终是处于少数状态，原因有几方面，一方面是真正具有维权使命的牧者毕竟是少数，具体到具有清晰政教关系的牧者更少，而要在这方面付出代价的人那更是少之又少。再者，很多的牧者都有自己的固定事工，这些事工涉及固定的场所、设备，如果要在维权方面投入精力必须要有“赴汤蹈火”的思想准备，这种代价不仅会涉及事工方面，甚至连家庭和自身的性命都要考虑清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的确有数位在维权方面投入实际行动的牧者，他们的付出和努力尽管得不到中国教会大部分信众的认同，但是他们的确在政教关系的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意义的事。
四、和谐派
此派的立场是：对于洛桑会议抱有极大的兴趣，并对洛桑会议的历史使命和信仰意义抱有很乐观的期待，事实上任何国际性的会议对他们都有吸引力。
所谓的和谐派，指的是一些对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之关系不敏感以及与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的教会或牧者。之所以会出现持和谐立场的家庭教会和牧者，乃是与几个原因有关，其一是因为有众多牧者由于是在海外信主和被呼召做传道人，因此他们非常不同于国内的牧者，即他们没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概念，至少没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他们在海外事奉，那么就更不会提及一些教会背景的问题，如果回到国内，他们也不会刻意提及这些话题。其二是很多的事工也逐渐驱使出现和谐派的牧者和教会。比如说很多的国外机构和教会逐渐走向与中国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都接触的路线，因此便影响了国内的某些教会也逐渐导向了更和谐的路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和谐派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教会这些年逐渐出现了一些对文化使命和公共领域有负担的教会和牧者，因此出于事工的需要，他们必定会采取和谐的路线，因为如果他们要在公共领域公开地存在，那便需要调整事工的策略，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如何保持与政府以及社会群体的良好关系。出于这方面的顾虑，他们必须要开辟一条和谐的道路，以便让公共群体接受他们的存在，继而使事工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对于和谐派的出现，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也难以作出一致的评价，因为家庭教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整体，再说和谐派的类型也不是基于同一个根源。近些年的和谐派时常会在这些领域出现，比如音乐事工、网络事工以及出版事工，由于这几类事工需要追求群体上的影响和果效，再者这些事工本身不需要太强调教会的背景，因此很多事工根本没有顾忌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还有比如一些跟职场培训有关系的超教会事工，也往往由和谐派出面去推动。
综观中国教会事工的整体性质和特点，和谐派的情景往往更普遍出现在联合性的机构事工中，而少有在教会的牧会里，因为教会的存在走线很明确，不是体制内教会就是体制外教会。而超教会的和谐事工往往即可以在三自教会体系里活动，也可以在家庭教会里推动，再者机构往往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就会有意回避教会背景的问题。
从中国家庭教会的整体走向来看，和谐派的教会将很难取代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的存在形态，因为中间路线往往会使得两头都不讨好，除非中国教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不过就中国教会的机构发展和公共领域使命来讲，和谐派的走向必将会有所作为，或许会主导这些事工。日后中国教会的音乐事工、网络事工、职场培训事工、婚姻辅导事工等等都将会由和谐派的牧者来主导。
五、低调派
此派的立场是：对于洛桑会议不抱有任何的想法，不管会议的意义和价值如何，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非常安于现状，不希望在现有的事工状态和牧会情形里带入任何的变化和更新。他们对于参加洛桑会议的任何赴会者都持负面评价，他们认为参加这样的会议无异于“自投罗网”。
在目前中国的家庭教会里，此派也有非常多的群体。他们在信仰上也基本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除了教会的常规事工外，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的使命几乎没有使命，他们愿意一生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中活动，对于一些公开教会事工以及积极开展文化使命的教会和牧者，他们认为这乃是一种“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的做法。这一类的教会信众和牧者团队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众多的群体，那是因为以往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和复兴长期在农村和乡野，因此牧者的类型是比较朴实和低调，再者教育学历的低下和文化素养的贫乏也使得他们难以对社会领域产生福音的使命。
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教关系形态，也使得这一类型的中国家庭教会也习惯于长期受压制的处境。对于任何的压制和迫害，他们只寻求信仰方面的回应和灵性方面的慰藉，根本不希望从政教关系方面找寻解决的途径。当然，从牧者的心态角度讲，这些牧者都是一些心态比较单纯的人，他们低调的姿态除了是因为传统观点的原因外，也跟他们朴实和朴素的心态有关。从不利角度讲，他们缺乏远大和宽广的视野，从有利角度讲，他们少有野心和雄心。不过低调派也时常不“低调”，他们对政府部门时常是忍声吞气，但对主内持其他观点和立场的群体却时常会随意论断和攻击，因此低调派尤其需要避免的是“对外低调、对内高调”。
结语
2010洛桑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开普敦承诺》的起草，本次洛桑会议也正式确立了日后数十年世界福音派基督教群体的整体走向。相对190个国家的其他群体来说，中国教会在此次洛桑会议的赴会事件中也赋予了特别的历史思索，并引发了更深层面的思考和探讨。即中国教会未来究竟如何与国际基督教团体产生互动，以及中国教会的三自教会群体和家庭教会群体如何在同时存在而又同时对峙的局面下寻求共存，尤其是中国教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未来。
就家庭教会内部来说，尽管有以上几类的立场和观点，但大可不必彼此对立和攻击，大家应该把目光放得更远些。即或无法在整体局面上寻求合一，但至少在某些领域应努力寻求合作；即或无法在整体走向上达成共识，但至少可以在态度方面彼此尊重。
面对这一系列的话题，笔者认为问题不可能会一朝一夕就解决，必须需要多方进行更为坦诚和和谐地沟通和对话。国际基督教团体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教会的现状和历史的来龙去脉，中国教会也当要有魄力在信仰和处境方面做更有智慧的决策，而中国政府则更应该要借鉴国际普遍的政教关系规则来促成中国更为和谐的政教关系局面。深信在神的带领下，在多方群体的努力下，中国的基督教处境将会更有利于福音信仰的复兴、社会领域的健康以及中西关系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