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转自博讯网
易富贤将他所说的这一误差，部分归因于过度乐观的生育率数字。2015年中国生育率被估计为1.6，而易富贤认为实际上可能低达1.05。
如果易富贤的说法是正确的，去年底中国的人口就是12.9亿，而政府的官方数字是13.8亿。相比之下，印度官方对本国人口的估计值为13.3亿。
易富贤本周在北京向学界展示了这一研究成果，它凸显出中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人口危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滑，而且自那以来一直在下降，这就引出了中国“未富先老”的可能性。
易富贤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还没研究过印度的人口数字。但印度人口就算还没超过中国，也很快就会超过，而且最终将比中国人口多得多。”
易富贤长期以来对中国有争议的“一胎化”政策持批评态度，这一政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一直到2015年才取消。
在2007年出版的《大国空巢》(Big Country with an Empty Nest)一书中，易富贤提出，中共规划者的“马尔萨斯式恐惧”毫无根据。
中国官员和学者如今大多都承认，一胎化政策加快了中国“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的到来。这一拐点理论是1954年由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的，是指一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工资水平开始迅速上涨的时刻。在这个拐点到来后，中国将很难再实现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那种轻易就能获得的生产率增长了。
易富贤认为，如果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中国人口原本会在2040年达到16亿的峰值后开始下降，从而让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享受时间长得多的“人口红利”。
多年来，中国政府很不欢迎他这种不同看法，他的书直到2013年才被解禁。不过，随着北京的官员开始认识到一胎化政策的真正代价，他们对这位旅美学者的态度变得亲切起来。
今年3月，中国政府出钱请易富贤乘坐商务舱从美国飞到海南，参加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博鳌亚洲论坛是效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在华南召开的年度会议。
对于某些少数民族以及头胎是女孩的农村家庭，一胎化政策存在例外情况，但多数中国家庭在过去只被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两年前，该政策被修改为允许家庭生育两名子女。
一胎化政策往往被地方官员粗暴执行，手段包括强制流产（其中许多是晚期流产）和绝育。为躲避计生人员而逃跑的人的亲属往往会被关起来，直到他们回来。
中国最有名的异见人士之一、盲人活动人士陈光诚，曾因曝光计划生育暴行而受到多年的法外软禁。2012年，在甩掉了看守并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后，陈光诚逃到了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