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有迹象表明，苏联内部正发生某种变化，更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将出现于第三`第四代身上。”这是上一世纪50年代中期，杜勒斯一句名言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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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他的预测不仅受到克里姆林宫当权者的重视，中共高层亦将之视为“和平演变”的警号，一再向大小官员强调，要防止帝国主义腐蚀青少年的阴谋。
1991年的“苏东波”，似乎印证了杜斯斯的预见。从1917年“十月革命”起，倘以18年左右为一代（“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差不多正好在第四代，莫斯科克宫顶上的红星变了色，或者换一个说法，叫做“红旗落地”。即文革时期经常告诫大陆中国人的“党变色，国变修”。只是没有出现所谓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景象。看来，自毛以下所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掌握，尤其是对党国前途的展望，都远不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杜勒斯之接近真实。此无他，杜勒斯的分析基于人性---要求自由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否定人性，侈谈“阶级性”`“党性”的专制当局，其寿命终究不能持久，挨不了几代。
当然，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前苏联/俄国。无人能够精确估计“党天下”何时崩溃，但“更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的确已经出现于第三代，也就是现年四十至六十岁的中年一代身上。
昨谈57右派接棒者可大致分为三类：受难的幸存者；“57子弟兵”；学者专家。就年龄而论，目前所知第一类最年轻的为1942年生，早逾60岁。故第三代只能属于后面两类，事实上，他们之中确有极具潜质的接棒者。
例如俞梅荪，就是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位。其祖父俞颂华，曾被黄炎培称作“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为民国时期的维权运动作过贡献。父俞彪文为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57年入另册后跳楼自尽。时俞梅荪仅四岁。1984年他毕业于北大法律学系，后在国务院法制局从事立法工作。89年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90年代曾因所谓“泄密罪”被判刑三年。担任过北大兼职副教授。先后发表法学文章数百篇，多次得奖。近年在维权运动中甚为活跃，并为右派索偿奔走。出版著作有《经济法新论》，且参与多种法律工具书的编辑工作。
巫一毛，1958年生于北京。美国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以中英文在多种报刊杂志发表作品，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其父巫宁坤教授，1941年西南联大外文系肄业。49-51年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生。51年应聘返国在燕京大学任教。57年被划为极右，送劳动教养。巫一毛的童年充满了屈辱与眼泪。她曾以《我们这些小右派》为题，在2007年6月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甚具震撼力。
在学者专家队伍里，中年俊彦层出不穷。以下几位相信对于许多读者都并不陌生。
文革期间出生的邵江，85-89年在北大数学系就读，曾任89年天安门学生纠察队长，六四后被捕入狱17个月。97年流亡海外，现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曾担任独立制片人。
山西学者谢泳，1961年生，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出版著作多种，包括《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等。
苏州出生的程映红，现年49岁，任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国际共运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有专著多种问世。
51岁的吴国光，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专研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及中国对外关系。著有英文著作两种，中文著作十四种，发表中英文论文约百篇。
1955年出生于湖北随州的陈彦，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博士，曾执教于多所法国大学，现任职于法国国际电台，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近著有《中国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进程》`《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等，并有译作出版。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现任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从事思想史和文革研究。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等。
显然，居于海外的学者享有较好的研究条件，特别是言论`出版自由。但国内的教授亦自有其优势，主要是第一手材料较多。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资讯发达如今天，后面一句已成历史。其实，不管领风骚与否，能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自由民主的大业出一分力，便应嘉许。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最后的贵族》《自序》写道：“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我想，57右派接棒者的作品，大抵是献给中国人民的。无数先贤在天国，或在地府远远望着，目光充满期待。
作为后来人，我们不要让他们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