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转自博讯网
中国大陆的城市公共空间或许是世界上监控摄像头最密集的地方。据《华尔街日报》今年6月的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有1.7亿台监控摄像机，到2020年可能还要安装另外4.5亿台。这里的监控摄像具有两个功能：减少违法犯罪和政治控制。普通民众并不知道，对于政府来说这两个功能究竟哪一个更重要。例如画家武文建，1989年“六四”军队开枪后组织游行抗议而被捕判刑，他曾跟笔者回忆，他的一些抗暴狱友在“六四”后被抓判刑就是以监控录像作为重要的追寻手段和定罪依据。大约从1990年代初开始，大多数中国大学的教室都逐步安装了摄像头，笔者在几个大学授课或者做讲座，时常看见教室里有摄像头。摄像头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大家习惯的、被默认的存在。“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网络上和人们聊天中的口头语。
最近，中国大陆的一部独立电影引起了国际国内对中国遍地分布的摄像头的兴趣。2017年8月，入围第70届洛迦诺电影节(Locarn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国际主竞赛单元的《蜻蜓之眼》(Dragonfly Eyes)获得了国际影评人奖(FIPRESCI Prizes)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特别提及奖。9月，该作品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两次放映。《蜻蜓之眼》是由著名的艺术家徐冰导演，诗人翟永明、张憾依编剧。它有故事，但没有演员、没有摄像师，全部素材取自各种不同空间、场景中的监控录像，经剪辑而成。《蜻蜓之眼》的故事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前沿题材：整容、变性、网红直播、性骚扰。作者选择影像拼接成他自己要呈现、要阐释的中国现实。用编剧之一翟永明的话描述，就是“全中国的摄像头都是我们的摄影师”。这类“负面”题材是注重宣传功能的“主旋律电影”要剪裁和回避的。
虽然《蜻蜓之眼》至今还没有在中国公映，但它在上述的国际电影节上和中国大陆的新闻界、艺术家群体和独立电影圈引起热烈讨论。在相关讨论的引发下，人们同时关注和回顾了2008年以来艺术家艾未未、王我、葛宇路等人一批关于监控摄像的艺术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发现了许多有趣和极其富有张力的艺术形式，也对当下社会许多沉重、严肃的政治境遇进行了思考和追问。
中国艺术家如何在作品中面对和处理遍地分布的监控摄像头？通过艺术创作，他们能够与监视摄像的权力形成某种反驳或对话吗？艺术创意能够与权力控制构成某种对抗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