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文学城博客
6月9日，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醫生馬錦春接受博訊記者西諾采訪，他呼籲海外緊急行動起來，營救被關押在精神病院受折磨的上海民主牆領袖喬忠 令，喬忠令因為不同政見曾經被判刑3年，並長期受到中共警察和特務的監視，毆打，拘禁。馬醫生說，喬忠令目前被精神病院強行灌輸一種精神類藥品，導致喬先 生精神恍惚，肢體失去感覺，心髒疾病加劇，時刻有生命危險，需要立刻進行醫治。
馬錦春醫生是一位有正義感的人士，他擁有醫學和法學兩個學位，以及兩個專業相關的執業資格證書，2010年初，又在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接受專業 培訓，其中包括全脫產六個月和半脫產三個月。培訓結束後，馬錦春醫生就開始在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擔任醫生職務。培訓結束後，馬醫生以學到的精神專科 醫生專業知識，對他所在的病區所謂精神病病人進行診斷，診斷標準是中國方麵製定的精神病診斷標準CCMD，或國際標準ICD—10，或美國標準DSM— IV。診斷結果發現與事實嚴重不符。馬醫生告訴記者他目前掌握有5位患者可以排除是精神病患者，其中一位是喬忠令先生。馬醫生為了確定喬先生不是精神病 人，進行了長期的觀察和跟蹤，閱讀了喬忠令多達13萬字的手稿，幾乎每天要與喬進行麵談接觸，馬醫生最終確認喬忠令是一位正常的人，與精神病毫無關係，而 讓喬忠令深陷精神病院囹圄的不是醫院的診斷，而是來自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份文件，該文件認定喬忠令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並要求院方進行治療。
馬錦春醫生在2010年前後信主後，他對醫院非法處置正常人為精神病人感到強烈的不滿，他多次去查閱被迫害人士的醫學資料，被院方領導訓斥並處 分。2014前馬錦春醫生去香港會見了《開放》雜誌總編金鍾先生，向他敘述了他在精神病院中的遭遇，並希望合作出書，後因其他原因出書計劃流產。2015 年5月，馬醫生帶著妻子兒女一起來到了美國，他隨身攜帶了他所在醫院被迫害成為“精神病人”的原始醫學資料，以及喬忠令先生親筆的求援信和大量手稿。馬醫 生在進入美國海關時，被海關認為違反美國法律，遭扣押後現在被關押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移民局監控居住點。他目前沒有自由，也無法自由地回見媒體，他請求主持 正義的朋友和律師能幫助他，讓他能有機會向美國國會和媒體公布上述資料，並盡快地營救在精神病院奄奄一息的喬忠令先生。
記者同時也在采訪了上海民主牆同時代的老民運戰士蔡貴華，他回憶喬忠令先生當年在78-79年期間的英勇行動，他說喬忠令在當年的民主牆時期，是 上海民運的一麵大旗，他本人也是受到喬先生的感召，從此走上反抗專製的道路。因此我們這些獲得自由的朋友，一定要全力以赴營救老戰友，老朋友。
尊敬的先生/女士：
本人馬錦春，是一名來自中國的精神科醫生。這次來美國攜帶許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用精神科手段，迫害異議者的視頻、照片和文件。其中一名重要的受害人，是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喬忠令。
本人1970年出生，擁有醫學和法學兩個學位，以及兩個專業相關的執業資格證書。本人2009年5月初進入隸屬於政府部門的上海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工作，崗位是醫生。
由於本人過去在醫學方麵從事的是內科醫生，為了讓本人熟悉精神科專業，2010年初，單位送本人至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接受專業培訓，其中包括全脫產六個月和半脫產三個月。
培訓結束後，以我學到的精神專科醫生專業知識，發現自己所在的一些病區，有些病人的診斷與事實不符。無論以中國方麵製定的精神病診斷標準 CCMD，或國際標準ICD—10，或美國標準DSM—IV。其中典型的兩個，一個名字叫韋喜，他因不滿房屋動遷安置方案，到上海長寧區法院起訴政府而被 政府送入。另一個名字叫餘傳徑，因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衝擊而波及餘傳徑，因此性格變內向，被家人和政府一同送入。餘傳徑早年被送入時，是中國恢複高考後 錄取的第一屆大學生，專業為英語，學校為上海師範大學。
這兩個病例本人私下和其它醫生討論過，他們同意我的觀點，但表示情況特殊，不能深究。
另外一個病人是六病區的柴國明。因為有醫院提供康複訓練的小賣部，該小賣部由病人自行經營。本人午間休息經常在小賣部看書，得以與柴國明聊天，發現柴國明與正常人沒有區別。後問柴國明本人，得知他與政府基層部門街道工作人員多次吵架，被警察強行送入精神病院。
當時我的單位多次催促本人，將醫學執照執業範圍改為精神科，將執業地點改為上海民政第一精神衛生中心。可本人已經決心信主，聖經裏記載：“不可隨 眾人作惡”，我擔心一旦轉為注冊精神科，將來可能麵臨被強迫簽署有違良知、卻具備法律效力的診斷書，我不希望我的手被弄髒，另外我已經參加自己住宅小區反 對飛機噪音的維權活動，醫院的上級直接領導，親自來院對我提出最嚴厲警告，我和妻子商量後決定，以先前單位拒絕配合為由，遲遲不辦理轉注冊手續。因此，個 人月收入被減少1000元人民幣。
時間轉到2014年8月，我已調到二病區工作，在一次中午用餐時，聽三病區醫生王慧介紹，近期收治的一個新病人，名字叫喬忠令，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偏執型），主要症狀是被中共迫害的妄想。這事我記在了心裏。隔幾天我正好去三病區辦事，順便和喬忠令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交談，發現喬談的事情太有英雄氣 概和神奇色彩，讓我簡直不敢相信。交談結束後，喬忠令讓我看放在一個購物布袋裏，用塑料包裹的文稿。文稿寫在不同規格的紙上，有的是白紙，有的有橫線。因 為時間匆忙，我沒有看文稿。回家後，我在搜索引擎百度中發現與喬忠令有關的少量信息，均涉及“上海民主討論會”，而喬忠令的談話中，提到他本人是“上海民 主討論會”的組織者。而在穀歌搜索引擎中，發現大量與喬忠令有關的信息。除涉及“上海民主討論會”以外，均提到上海民主運動，提到與喬忠令一起的傅申奇、 胡安寧，楊週，王輔成等等。而喬忠令與我談話中，均提及這些人。另外我找到一篇香港《開放》雜誌主編金鍾在喬忠令十年前去香港旅遊時，與他的談話。裏麵粗 略記載了喬忠令大半生的重大事件和經曆。我下載了這篇文章。
第二天，我又來到三病區與喬忠令談話，將前述文章內容與他核對，發現沒有什麽大的出入。這時，我相信了喬忠令是被迫害的持不同政見者。
當天，我經喬忠令同意，將他的文稿帶回家中閱讀。文稿內容主要是喬忠令被關押在先前兩家精神病院：上海長寧區精神衛生中心，鬆江區華陽橋精神病院的痛苦經曆，文字表達清晰流暢，文字功底深厚紮實，畢竟喬忠令是華東師範大學的畢業生。
從這一天起，我感到有義務營救喬忠令。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也有義務不讓罪惡繼續。
隔日，我打電話給醫院業務科詢問喬忠令的相關費用由誰承擔，接電話的是駱慧燕，她反問我“為什麽關心這個人？”隨即她掛斷電話。
很快，業務院長高慧的電話打到我的辦公室，讓我到她辦公室去一次。在她辦公室裏，他問我為什麽了解喬忠令情況？我搪塞這是關心病人。高慧反問我 “為什麽不是關心其他病人？”我表示沉默。隨後高慧直接告訴我，喬忠令是公安機關用強製單送來的，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何況還有前麵兩家精神病醫診斷 過，即使有錯，責任也不在我們。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所謂的“強製單”。“強製單”是中國警察擁有的一項特權。隻要警察在強製單上填寫某人名字，將某人送到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就必須以精神病名義接收。
從高慧院長這裏，我明白為喬忠令改變錯誤診斷已經沒有可能，我隻能在不改變診斷的前提下，為喬忠令停藥。
隔了數日的一個周末，我打電話給病區主治醫生沈怡，直接表明是否能為喬忠令停藥。沈怡推托該事需要三病區負責人邵斌元同意。我隨即致電邵斌元，邵斌元聽後，隻是冷淡地表示：“周一再說”。
周一上午，我接到高慧院長電話讓我去。在院長辦公室裏，我看到邵斌元一言不發坐在那裏。高慧院長挑明告訴我，讓我別插手此事，並禁止我工作時間再到三病區探望喬忠令。
當時喬忠令不但要口服、而且要肌注精神科藥物利培酮。藥物劑量相當大。嚴重的藥物副作用導致喬忠令雙手和嘴角不停顫抖。後來藥物副作用進一步導致喬忠令腦電圖異常，心髒頻發早博，高血脂，記憶力下降等狀況。情形十分可憐。
在這個情況下，我隻能再退一步，尋求為喬忠令以副作用名義減藥。
有一天，醫院內負責醫療質量、且技術職稱最高的盛嘉玲主任醫師來到我的辦公室，我提到了喬忠令的副反應狀況並希望為其減藥，並委婉表示對其診斷存 疑。盛嘉玲說了一句至今我也不會忘記的話：“今天誰敢反對共產黨？除非精神不正常。”後來盛嘉玲又扯到她同學父親早年關心政治，在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 革命受到衝擊，後來就在也不提政治，而潛心學術研究了。
我知道盛嘉玲不會為喬忠令減藥，這時我窮盡所有的救援方法，隻能另謀出路了。
很快我將自己欲尋找境外媒體和人權組織幫助的想法告訴了喬忠令，同時表示自己和全家也將不得不流亡海外尋求庇護，以防中共報複。當時喬忠令很激 動，不斷地說“謝謝”。我說：“喬老師，如果你不反對中共專製統治，今天你也應該是一所大學的中文教授了，家中也有房有車，兒女繞膝了，絕對不會在這裏， 你為中國的自由犧牲太多太多了。照理說‘謝謝’的應該是我。”喬忠令沉默半天，隻說了一句：“你像古代義士”。
當時之所以將庇護國家選為美國，因為我認為：美國相信上帝，我也相信上帝；美國追求自由，我也追求自由；而且喬忠令許多朋友，如傅申奇等也在美國。美國有很多人權組織可以給予實質幫助。
之前我沒有出過國，甚至連香港、澳門、台灣都沒有去過。為了適應未來環境，我在去年10月到美國洛杉磯旅遊，主要是考察美國社會文化，風俗習慣，畢竟要在異國他鄉重新開始生活。
最後，我和家人綜合多方因素，將出行時間定為今年的4月20日。出發前一天（4月19日）晚上，我再次和喬忠令見麵，勸他一定多保重身體，沒有我 的保護後更要注意安全。此前我一直定期購買各種水果、食品，交給喬忠令。喬忠令經常將其分發給其他病人，以求得安全保障。一個思維經常的人，被迫服用精神 科藥物，已經痛苦不堪，還要為自身安全，去討好真正的精神病人，這是一種怎樣的地獄煎熬？！我相信這是人們無法想象的。
分別前，我給隔著看兩道門後麵的喬忠令拍照。兩道門將一個正常的人，與自由完全隔絕。令人諷刺的是，門外紅色鞋墊上印著“WELCOME”字樣，在專製統治下的中國，如果你不受政府歡迎，那麽，你就會受到監獄或精神病院的歡迎。
今天我和我的妻子、女兒，拋棄了家中的大部分財產，將高齡的嶽父母獨自留在了中國，來到萬裏之遙的美國。這裏我沒有任何親戚、任何朋友，隻是為了 營救一個在精神病院關押五年之久，且備受摧殘的持不同政見者喬忠令。一切的一切，是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我不可以用精神科的手段，與其他人一起迫害無辜 者，也不能對別人的罪惡視而不見。
我希望相關的媒體、人權組織能夠高度重視該案件，因為這絕不是發生在中國的個案。在中國，各種原因的“被精神病”層出不窮，其中相當部分是針對不同信仰、不同政見、不同社會團體的人員。
發展精神病醫療，本來是造福人類，而在中國卻成為迫害異己者的可怕手段。黑格爾說：人類最大的曆史教訓，是忘記曆史教訓。今年是發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在不忘記法西斯主義給人類帶來痛苦的同時，也不要忘記共產主義過去和現在給人類帶來的痛苦。如果我們忘記了教訓，那麽，共產主義必然在將來給人類製造更加恐怖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