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我系（是），请问边位（是谁）？’
‘我系（是）XX民，XX中叫我打俾（给）你。’
原来这位民兄也是57反右受害者，他于中兄家里看到我写的两本书，立起共鸣，故来电致意。我大受鼓舞，盖又增一位‘同声同气’之新知矣。
民兄自言比我大两岁，曾肄业于香港培正中学。当年韩战期间，热血沸腾，北上投军，意欲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料53年7月抵达东北不久，停战谈判签字，遂南下广州，考入中山大学数学系就读。57鸣放落入圈套，被戴上紧箍咒，‘留校察看’。实即在校园内劳动改造，无异于服苦役。至‘毕业’分配江西当教员。每逢政治运动，辄成批斗靶子。文革时期更惨不堪言。74年幸逢机会申请回港，始得脱离苦海。此后几十年栖身教坛，生活无虞。现虽年逾古稀，依旧诲人不倦，堪称退而不休。闲时则于合唱团体引吭高歌，自得其乐。但他对昔年厄运，未尝稍忘。我辈同是天涯沦落人，身心创痛，实永存心底也。
据说，当日另册中人，现居港澳海外者共数百人。但目前取得联系的仅十人左右，且其分化亦颇明显，倘借用毛语录，便是‘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政治取态迥然相异。
上述中兄，便属左派。其论点可谓匪夷所思，一言以蔽之，即‘毛之一切举措，从反右至文革全部是对的’。因为，若是依了章伯钧`罗隆基的主张，中国必定大乱。同样，照刘少奇那一套，也绝对行不通。文革等于把共产党推入火海，使之如同火凤凰般获得重生。邓小平改革开放，全靠毛为他准备了大批人才。无数知识分子到了农村，都是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去的。他对我说，你若不成了右派，让你去新疆你会去吗？
他当年本是广州某大学建筑系的田径好手，阴差阳错给扣了一顶帽子，下放工厂`农村干重活，撑粪船。60年代初与人合资，买了一条小舢板偷渡返港。初期当过小工，画过图纸。其后跟朋友合伙开厂，赚得第一桶金，生意越做越大，40年间曾先后投资两家公司，均在香港上市。此期间，向母校捐资二千万元，曾肄业的广州某中`小学亦获其赞助数百万元。故该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
对于我及父母兄姐所受苦难，他深表同情。但他认为，中国大变革肯定要牺牲一些人。因此，我应超越自己一家狭隘的角度，从更广阔的视野回顾历史的进程。我跟他是同乡，我们的父亲早年都当过县长，都属于有钱人家的子弟。他说，要不是共产党把他打成右派，他不会有今天。
后面这句话，我相信乃其肺腑之言。我曾请他参加去年两次纪念反右的会议，可惜他拒绝了。他说我们是老同学，每次见面他都开导我，但始终未能奏效。所以更没必要向其他持异见者多费口舌了。
不过，我们只是在评毛的问题上泾渭分明，别的方面却不乏共同语言。例如，他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论据之一是：他曾从自己所居的洛杉矶帕沙甸那高尚住宅区，顺步走到底下相邻的墨西哥人聚居处，发现那里的住户人口众多，生活条件远逊于近在咫尺的富人，可是每家都有车有小花园，而且几乎人人都显得豁达开朗，其乐融融。
对于香港政坛上那些左派，他嗤之以鼻。说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讲到台湾，他比我更大胆。我说台湾人的素质较高，大陆要几十年才能赶上。他说，要一百年，因为日治时代的教育就打下基础。我说统独问题，应由台湾同胞自己决定。他说，台湾如不独立绝无出路。这话令我大吃一惊。
我们还有一位中学老同学，也是57年掉进深渊的。他那时在武汉大学上学，喜欢体育，尤好足球。以我所知，他在中学时期并不热衷于政治。不知怎的，也遭了殃。他比我高三个年级，当时已在大学毕业班了。之后也免不了吃了不少苦。80年代初我们在广州重逢，他已是香港两家精品店的老板。现在每逢周末都跟几位老同学打麻将。陈年旧事似乎彻底置之脑后。去年我也向他提过那两个会议的事，他笑着摇头表示无意出席。以他中产阶级的身份，这完全可以理解。应属既非左，也非右的中间派吧。
另有两位交大的‘同类项’，一名震，一名德，均与我同年级。前者十年前校友会活动见过两次，后者仅在通讯录上得知而迄未谋面。
震颇有传奇色彩。他是造船系的，学业成绩出众，获名教授陈石英青睐，陈似乎担任过交大副校长，据说曾亲手将自己的计算尺赠给他，以资鼓励（50年代中后期，工科大学生都离不开计算尺）。震划右后，跟我们一起发配新疆。但不知他有什么门路，几年后竟能调回上海。更难以想象的是，陈自己出面推荐他去美国留学。美国驻沪的总领事对陈十分尊重，当即为震开绿灯。于是震一下出离地狱，直飞‘天堂’。
以上乃震本人亲口叙述，不过时隔十年，若干细节已不复记忆。他去美后为何又来到香港，如今‘在哪发财’，都不清楚。但此人身材健硕，有如运动员，估计应还健在。
至于德，则是货真价实的运动员，曾任交大乒乓球队长。但身形瘦长，而且英俊白皙，有别于震之粗犷型。在西安时，由于德来自香港，经济条件较国内学生优越，他又喜欢穿着打扮，再加乒乓球技术不错，故吸引了不少女同学。我们一众广东老乡（包括个别家在香港的同学），对他那种飘飘然的作风不无看法。我也觉得此人有点‘串’（自命不凡）。一次校乒乓球队外出比赛，有人回来说全队都赢了对手，只有队长输了。我那时还不知道他是队长，心里颇为矛盾。希望他输了，就此挫挫骄气，但那样的话，便证实了他是队长；如果他不是队长，那他这次出征便是得胜而回，这也非我所愿意见到的。
我这种妒忌心，不到两年后就消失得一干二净。因为58年初，他被送往上海郊区农村监督劳动，60年7月发配新疆前夕，他企图逃回香港。但刚抵达广州火车站便被截住，随即押送北方劳改，与特地自港赶来接应的父亲缘悭一面。
写到这里，我要说，他这么一逃，可能救了我的命。因为我本来也是当年7月发配的，由于出了德这件事，我推迟到9月底才出发。抵疆后，原分配阜康煤矿伐木，跟7月出发那批人在一起。不料10月份山上下雪，煤矿发生事故，伐木的同学死的伤的都有。于是上面决定我留在奎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他当然无从预计。
从校友通讯录看，德住在新界西北某屋村。曾打过电话，但无回应。他何时`如何返港，现况怎样，我都一无所知。在此只表达一个愿望：希望他平安！
还有的三位是联系较多的。我们合称‘O369’：超南兄于1930年生，施兄是33年，申兄36年，我39年（而且是12月）。
超南兄毕业于北大英语系，名列一百位杰出翻译家之内，可见功力非凡。但他当年勇批特权，行文犀利，著名哲学家郭罗基教授曾多次征引其大作。近年来超南兄担任北大香港校友会副会长，致力于为大陆学童筹措助学金，已先后募集近200万港元用于助学。古道热肠，可敬之至。
施兄乃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曾在甘肃工作多年，与胡锦涛同一系统。他对海外民运颇为热心。快人快语，不改昔年直言本色。
申兄肄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遣送内蒙劳动期间，不仅并未丢掉外语技能，还学了环境保护技术。改正后工作表现出色，曾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并列入建设部部长接班人名单。他的经历极为奇特，其自传体小说《天地良心》作了生动的反映。最近他已完成数十位57知名右派的列传，以便为历史留下一份记录。
倘就意识形态而论，我们四人今天仍是自由民主的追求者。以当局的尺度便属‘右派’。
左也好，右也罢，我将继续走自己的路。无怨无悔，不管别人怎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