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明摘自博讯网
由于缺乏法律规范，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不该收治的个人由于种种精神病之外的原因，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
昨天，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草案首度对非自愿住院治疗内容做出全面规定。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者，将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评估结果表示患者不需继续住院治疗的，患者或监护人可依法办理出院手续。
焦点之诊断
禁止强迫他人检查精神病
【草案】针对社会普遍关注“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问题，草案明确，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
草案同时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解读】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涉及到强制医疗、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把亲属或他人强行送精神病院，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强制收治的风险。”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斌说：“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这将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表示，非自愿住院被纳入此次草案，且成为其重点内容之一，确实与目前存在的精神科医院非法收治非急性期病人等事件有关，将之上升为法律层面，将有效减少或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
【案例】千万富翁被妻送进精神病院
2005年12月20日，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因家庭矛盾与妻子发生冲突，其后被妻子强行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出院后，何锦荣以医院胡乱收治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广州脑科医院告上了法院，索赔100万元。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对何锦荣作出精神状态正常的鉴定。
焦点之纠错
当事人有异议可要求鉴定
【草案】严格规范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的适用程序，包括诊断时间、诊断医生人数等特殊要求，并强调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
同时，为当事人及其监护人提供充分的异议程序。当事人或者其监护人对非自愿住院医疗结论有异议的，可以选择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复诊；对复诊结论有异议、要求鉴定的，可自主委托依法取得资质的精神障碍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规定入院后的纠错机制。对非自愿住院患者，医疗机构应当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定期进行检查评估；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进行检查。
【解读】《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执笔人黄雪涛表示，对诊断结论提出异议并要求鉴定，这个自由选择是非常进步的。但实际是把非自愿治疗的人身自由权交给医生，医生并不具备法律判断、社会伦理的判断，而强行收治应是司法判断，把司法判断交给医学专家是他们承担不了的。一定要经过司法程序，法官应享有裁决住院与否、治疗与否的决定权，精神病医生的诊断可作为法官裁决的重要参考。
【案例】徐武“飞越疯人院”
2006年，武钢集团职工徐武被送到武钢二医院精神科接受治疗，2011年4月19日，徐武逃出医院，前往广州为自己“讨清白”。民警与厂方人员将徐武从广州带回武钢二医院继续住院。后徐武出院。人民日报日前就此发表评论指出，人们对“徐武事件”的诸多质疑，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再次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
焦点之问责
“被精神病”责任人要追刑责
【草案】明确侵权责任。草案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医疗机构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将就诊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相关责任人将受到暂停执业活动、开除、吊销执业证书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虚假鉴定报告的，将受到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以及被司法行政部门撤销登记的司法鉴定人，将终身不得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解读】有专家表示，近年来，利用精神病诊断无明确量化标准、医生的主观能动性较大、精神病院的特殊性等原因，非法收治非急性期的精神病人入院、因家庭矛盾、经济纠纷、与当地政府有冲突等被送入精神病院等的案例和报道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被精神病”往往是剥夺人身自由，对责任人追究刑责与刑法衔接，强化对违法者的威慑力，避免造成严重恶果。
【案例】徐林东被关6年多
2003年10月，河南漯河人徐林东在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后被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党委、政府有关工作人员送进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2010年4月25日，徐林东被亲戚从漯河市精神病医院接回家。随后，4名“徐林东事件”相关责任人被免职。据查，其中3人涉嫌滥用职权、弄虚作假，伪造徐林东入住精神病院所需的有关证明。
对话·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
国家立法规范“精神卫生”
京华时报：精神卫生法起草多年，社会各界为何一直高度关注？
王锡锌：精神病人是一个比较大的社会群体。大家希望，一方面要让那些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治疗，但另外一方面，特别要防止某些人基于其他的目的，而强行地去诊断和收治所谓的精神病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被精神病”。因此，大家一直在呼吁国家层面的法律出台。
京华时报：地方性法规无法解决问题吗？
王锡锌：一些地方有法规，但这种法治化的努力有时会碰到一个尴尬现实，凡是精神病的诊断治疗里面，都会涉及强制收治问题，就是你不愿意，我可能要强行治疗你，这种强行收治就是一种强制措施。强制措施的这种立法设定权，从立法法的规定来看，只能由法律来规定，也就是说地方性规定严格意义上来讲都可能存在违法，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遭遇的尴尬。
京华时报：精神卫生法的迟迟不能出台，关键在什么地方？
王锡锌：第一个问题就是诊断问题。什么叫精神病，用哪些标准来诊断，从医学上来说，现在主要是一些描述性的主观的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对精神病人强行收治的问题，到底哪些主体有权送人去强行治疗，现行的法律很多都不明确，有的是公安机关，也有监护人，但是这涉及到《民法》问题，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被诊断是精神病人，他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他不能做出决定，那么这时谁帮他做决定，就是他的监护人。可有的监护人不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有的可能是打击报复，这个程序该如何设定也是精神卫生法要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草案来看，对这些问题都有了相应的回应，具体的制度设计也需要在征求意见期间大家再讨论和研究。
京华时报：这是否反映了精神卫生可能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王锡锌：是的，因此这部法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障。从法律上来讲又有两个核心。首先是送诊条件，草案有一定进步，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如果没有明显现实的暴力危害，不一定强行收治。
但是，这个条件仍需明确，比如我们担心这个人有后果，这当然不能构成一种理由，如果说这可以成为理由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可能会发生危害后果，那这个标准就主观化了，所以要回到法治轨道。那么必须要明确哪些人、哪些主体可以来强行收治根据什么样的标准，也就是必须要有现实的危害后果。
其次，是精神病诊断的程序设计，程序怎样做到非常合理。因为在实践中，专家的权利基本上很难通过程序来进行约束，因此防止权利的滥用是重点。
草案提要
《精神卫生法（草案）》共七章七十五条，分为总则、精神障碍的预防、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康复、保障措施、法律责任和附则。草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保障，精神障碍的预防和康复制度，以及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进行了规定。
草案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享有的受教育、劳动、医疗、隐私、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草案规定了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保障患者在现有条件下获得最有利的精神卫生服务；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等。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作了全面规定，并对违法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行为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专家观点
公共秩序定义模糊
黄雪涛：在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方面，实体标准中表述的“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有漏洞。“公共秩序”这个定义非常广泛和模糊，像诬告领导算不算扰乱秩序，是不是被强行收治？把公共秩序写在上面，其实给这样一些强行收治提供合法性。
强行收治需有细则
黄雪涛：草案规定“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需要政府实施强制医疗的，由公安机关执行。”这一点没有进步。对于违反刑法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没有异议权，需完善异议程序。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权力很容易被滥用，精神病鉴定司法专家就掌握了这个生死权力，当事人无异议机会，到最后按照一个医学的标准就剥夺当事人接受审判的权利。可能对此具体的办法没有写出来，会由公安部会同卫生部制定，但是里面存在着大量的漏洞，如果不加完善，很多人就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就被公安送去强行收治。
精神卫生法酝酿历时26年围堵“被精神病”同时关注社会心理健康
一方面是精神疾病患者遭受偏见和歧视；一方面是违背人权让无病患者“被精神病”。现实生活中，关于精神障碍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引起社会公众高度关注。
昨天，经过有关立法部门26年的酝酿，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减少精神障碍发生、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科学设置强制住院医疗……草案制定思路和规定内容，反映出我国对公民精神健康的重视和权益保护以及对“被精神病”现象的正视和防范。
全国层面立法已酝酿26年
作为精神卫生的全国性法律，《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为各方翘首以盼。
1985年8月，卫生部指示四川、湖南两省卫生厅派出专家小组起草《精神卫生法》。此后26年内，该法以平均“两年一稿”的速度，修改10余次，今年方曙光初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精神卫生法正在积极制定中，今年年内有望正式出台。
实际上，《精神卫生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上有3/4的国家已经立法，连非洲一些欠发达的国家59%也已立法。可以说，《精神卫生法》立法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的讨论。
2002年，我国第一部有关精神卫生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正式实施。这一法规的出台，结束了中国大陆没有精神卫生方面专门性法律法规的历史。随后，北京、广州、宁波等一批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都相继通过地方性的精神卫生条例。
但纵观这些地方性法规，均存在覆盖范围有限、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执行力度不够等“短板”，加上涉及对患者的人身自由权这一重大权利的“剥夺”，因此一部立法层级更高的《精神卫生法》势在必行。
“被精神病”曝权利保障漏洞
实际上，精神卫生法马拉松式的立法背后，牵涉到很多理念的共识、制度的建设、机制的形成，既有部门间的协调，也有各利益集团间的博弈。
有关精神病院“乱收治”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刺激公众神经。
近年来，我国精神疾病患者数量连年攀升，在一些公共事件中，当事人或其家属顶着“精神病”帽子“被失踪”的，也屡见不鲜。
“被精神病”使公众感到恐惧——当权力之手具有不受制约的法力时，每个公民都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
“这说明公民的基本权利需继续得到保障和救济，”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表示，近年来在非自愿住院过程中，有家属出于利益而把正常人送进医院，同时因精神卫生的特殊性以及医生专业水平的问题，导致错误的诊断和收治，甚至还出现极个别的基层政府部门出面把“上访户”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令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收治乱象产生强烈的疑问。
用一部全国性的法律来规范对精神疾病的救治与管理，令社会公众对《精神卫生法》寄予厚望。
但是，精神卫生法却在几个关键问题上难以突破。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精神科医生与公众、患者、法律界人士等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分歧巨大或许是该法迟迟难以出台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是否应当强制收治精神病患者，哪些患者该被强制收治，当事人如何“复核”等。
如今，精神卫生法草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应。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规定入院后的纠错机制等。
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草案尽管在许多程序设计上仍然存在漏洞，但相较以前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社会心理健康渐受关注
可喜的还有，精神卫生法草案在公众心理健康方面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怀。
富士康“12连跳”等事件的相继发生，一次次地将公众视线聚焦到心理卫生问题。
有报道称，目前在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数有2亿至3亿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数已超过1600万人，精神疾病负担到2020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压力时，他们的挫折，往往可能成为一触即发的导火索。
拥有健康的心理已是全社会迫不及待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没有法律的规范，整个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状态还停留在感性的阶段。业内专家强调，缺乏全国统一的《精神卫生法》，是对公众的精神卫生缺乏关怀意识的体现。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曾表示，《精神卫生法》主要解决精神领域里的问题，通过早期社会干预的方式，加大国家投入力度，能够减缓现代人面临的精神压力问题。
如今，草案对于精神障碍的预防有了专门系统的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组织开展文化、体育和娱乐活动，创造有益于员工身心健康、轻松快乐的工作环境。并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关注员工的精神健康情况，及时与员工交流思想、沟通情感，创造相互交流的环境。
学生心理健康也是草案关注的重点。草案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教育；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或者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公共安全等可能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突发事件时，学校应当及时组织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心理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