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纽约人权组织《中国妇权》，9月23日在纽约举办庆祝成立十周年座谈会，藉此祭奠在中共专制和男权社会迫害下所有殒灭的生命，也对那些不畏强权身陷囹圄、坚持信念前赴后继的《中国妇权》义工们致以敬意。
《中国妇权》至今已经成立了10年。10年来，从帮助被拐儿童寻亲到童养媳找家；从寺院尼姑救助女孩到农村女婴保护，从太阳村的黑幕到血淋淋的计生案例，一幕幕真实画面展示在与会者面前，其中一些人物故事的悲惨情节，催人泪下。《中国妇权》已经连续三年,出版了与中国的暴力计划生育政策相关的写实故事书籍，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中国政府实施的近40年強制性计划生育国策，给妇女和孩子及家庭帶來的广泛的人权灾难，记录下这场大屠杀，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空前绝后的，以国家的名义而进行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杀人史实。
座谈会上，《中国妇权》发布了作家依娃编写的《计划生育牺牲者名单》新书，作家依娃就新书创作作了主题演讲。她说，这本书旨在以不能忘却的记忆来记录这段历史, 告诫后人不要忘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因计生而失去生命的有名或无名的人们。她在发言中说：“今天听说有计生的受害者也来了，发生的事我们无法改变，但一定要记录下来。受害者不是个人的耻辱，因为这是一个国策。36年的国策导致那么多的中国妇女孩子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这本书于今年三月由中国妇权出版，有人说计划生育已经是历史，不会有人感兴趣。但依娃女士觉得这36年的计划生育需要好好总结。她说，虽然现在一胎化结束了，但记录计划生育血泪史实的书在国内不可能出版，所以作为作家学者记者应当把它写下来。否则真的是很遗憾的事情。
依娃女士说， 她在编这本书时，收集了大量资料，多少家庭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妻离子散，自杀。她就把这些案例集中在一起。她说，她用牺牲者这个词汇，是想确切表现有多少人成为中国计生政策的牺牲品，就像用牛羊来作为祭品，举行仪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种统治方式，在其治下，多少老百姓无辜地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虽然他们不是烈士，但他们的死亡需要我们记录下来。
依娃女士举例说：“2013年，河北一位45岁的农民父亲喝农药自杀，他有4个女儿，一个儿子，面临6，7万元的巨额罚款。干部天天来逼债，孩子不敢上学。他死后，村干部上门送这送那，党的关怀总是出现在人死了之后。”
依娃女士说，类似案例很多，贵州一个父亲欠25000元的计划生育罚款，孩子读不了书，父亲在孩子开学第一天就割腕自杀。之后，村里修房子补助等等都来了。另外，四川一个今年已经17岁的女孩，在她妈妈当年怀她即将生产时，被拉去强迫打引产针而导致脑瘫，现在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依娃女士在她的采访中还了解到，有村政府为追上环数字政绩，村里年轻媳妇不够，有老太太被逼迫上了5次环，被称5环奥运会。
依娃女士最后表示， 在编书过程中，她一直在走访幸存者，记下他们的故事，不忘记他们。她说，对计划生育的牺牲者要有一份敬畏：“如果我们对生命，对女性没有敬畏，对人的基本权利没有敬畏的话，那么有一天，牺牲的就是我们了。”
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为依娃女士的新书写了序言。他说，依娃女士书中举的例子不胜枚举。他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我在北京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一直无法上户口，也无法办护照出国。最后我们交了26万元人民币，才把户口上上。我和陈光诚曾经调查过野蛮计划生育事件，写出山东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
滕彪律师还就中国大陆整体的人权状况进行了剖析：“有人说，你为什么光看中国的黑暗面？要说中国人权没有进步也不客观，比如废除了劳教。但这些进步都是迫于社会的要求和压力，有些进步是民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比如因为有孙志刚案，才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进步并非中共愿意看到的。”
在一党专制的制度里，人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也就谈不上个人甚至某个群体的人权。滕彪律师说，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來，围绕着人的基本权利，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与当局进行了殊死的抗争。
另外两名來自中国大陆的人权女律师黄溢智和陆妙卿，也在座谈会上阐述了当前中国妇女面对双重压迫的现实状况，她们谈到中国法律的残缺不全，政府公权力和传统夫权对女性的愈来愈严重的压迫，包括性別和工作歧视等。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黄溢智律师在发言中说：“我从10年前开始作实习律师，最开始是代理乙肝携带者受歧视案件。从2012年开始，我开始参与招聘歧视女性案件，比如单位招聘仅限男性或男士优先。我们接了4起这样的案件，使法院第一次把就业性别歧视写进判决书。”
2012年，黄溢智律师开始关注强制引产事件，并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她说，这是一个国家层次的暴力，但这个暴力是不成名地施加在女性身上。从此她也开始做帮助计划生育受害者的工作：“比如2013年，我曾经代理一个单亲妈妈，当时需要交33万的社会抚养费，不能给孩子上户口。我起诉了北京房山的公安局，要求他们给孩子上户口，因为无论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法还是交没交罚款，与孩子上户口没关系，孩子有上户口和上学的权利。案子之后虽然败诉，但孩子后来还是拿到了户口，这也与当时大家对计划生育问题关注有关。”
之后她们还呼吁政府公开社会抚养费的用途，并向卫计委提建议，把计划生育与户籍松绑，分开。黄溢智律师说，她们的工作对松绑和放开二胎起到了作用。她表示，正如依娃女士所说，被强制引产的人可能会被慢慢遗忘。而且到2016年放开二胎之后，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以往被强制堕胎引产的妇女的并发症，并因此而死亡的案例，责任由谁来负？特别当感觉可以生二胎是一个进步的时候，女性因为生二胎而遭受歧视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政府正面的回应。黄溢智律师说：“中国政府强制推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958年时，国家需要人口去发展经济，还曾经禁止国有单位的妇女去堕胎或采用避孕措施。到1979年，又认为人口增长过快就开始控制妇女的子宫。”她说，妇女在其中完全是工具，而且计划生育又成了政府的政绩和经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