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长明转自自由网
预测一个国家的未来，只需看看它的政府是怎样对待儿童的教育。
1906年，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通过学部颁发《强迫教育章程》，规定“幼童到七岁须令入学”。
这是一个迟到的醒悟，而不全是装模作样。
整整80年后，中国大陆颁布义务教育法，宣布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已是姗姗来迟，但毕竟总算来了。
我想，法律做出这样的宣示，既不只是为了孩子们有一个望梅止渴的机会，也不只是一种宣传性的姿态。
同是祖国的未来，为什么要厚此薄彼？
放在世界和历史的视野里，也许更有助于我们认清隔离制度对中国元气的戕伤。
早在1516年，托马斯•莫尔就在《乌托邦》里提出了任何儿童都要上学的思想。
未来三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都只能算是空想。
在法国，1881年起，国立小学全部免费；英国1881年普及了义务教育，10年后，初等教育全部免费。
在义务教育问题上，面临外患的日本明治政府所作所为并不逊色于欧洲列强。日本政府1872年颁布了学制，开始建立现代学校系统。它把全国粗划为5万个小学区，每区基本人口600人，并通过在每个学区建一所小学来实施全国义务教育。在1873年学龄人口中入学人数仅占28%，到1882年入学人数占50%，到1885年达到67%，1904年则为98%。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首相吉田茂还写道：“直到今天，人们到乡村旅行时仍然可以看到，小学校的校舍大多是村中最好的建筑物，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
中国1949年的小学入学率为25%，到1986年仅1052个县普及小学教育，约为总县数的一半。而据千家驹1983年的估计，当时中国学龄儿童有70%实际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
日本短短22年时间就做到的事情，中国整整50年也没有做到。
即使说1979年之前都算耽搁了，1979年到2003年，也已经24年。
我们不能不问，到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际，也就是义务教育法实施22年之时，中国能够真正普及义务教育吗？
何博传在1988年出版的《山坳上的中国》援引的资料就尖锐地指出：“我国历年来的基本建设投资浪费额达6000千亿元，而从1952年到1980年教育总投资只有1千亿元，年均只有34亿元。”1979年中国教育投资比1952年增加了7.8倍。似乎这个速度并不算低，然而仅就总量而言，1952年中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9%！而日本在1905—1960年间，教育投资增加了22倍，1960—1975年教育投资又增加了10倍。当中国1971年实际的教育费只占财政支出的4%，在日本，1975年教育费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22.3%。韩国的教育经费早在1961年就占政府预算的15.2%，而中国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的比例，到了1987年还只12.4%。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儿童教育的朝夕没有人争。
这也算是中国最大的劫数之一。当吉田茂在评论明治维新基本政策的推行时，以赞赏的语气说：“实行这些政策的人们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能力的人，这是日本的幸运。”“这些领导者们，对于创造一个足以使日本获得独立的强大国家所必需的措施，即使设想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断然实行。”1872年决定推行义务教育，就是明治政府不畏艰难的举措之一。
重视教育已经成为日本的传统。1945年二战结束时，日本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1946年，战争留下的创口还在滴血，但日本教育革新委员会就确定小学六年和中学三年为义务教育，此举得到了日本国民的热烈拥护。真正是做到了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日本前文部大臣永井道雄回忆说：“就拿新制中学来说，因地方财政破产无力办学而引咎辞职的町村长，仅1947年就近200人，在山梨县、冈山县、香川县还相继出现自杀者。”
战后日本的经济上能够迅速东山再起，日本首相吉田茂认为其中原因之一便是：“高超的教育程度成了战后复兴的巨大力量。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却没有丧失。”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幸运。百年之中，中国非但没有出现能够振兴中国教育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反而一度“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
至于官方的数据，向来是云山雾罩，对舆论的控制，使得问题的严重性被遮蔽。本来应该寝食难安的问题，却显得歌舞升平，高枕无忧。
几十年不变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成了政绩的指标，不惜急功近利地杀鸡取卵。当一些学者忙不迭地写文章展望多少年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日赶美，成为世界第一，只是不知那一刻果真能够到来之时，中国的文盲、半文盲是否依然还在世界独占鳌头？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只不过是一句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口号而已。
国家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在城镇。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拔款。1985年国家取消了这笔财政拔款，改由农民自筹经费办教育，乡村两级教育经费由农民上交教育附加费提供，农村学校改扩建也是由农民集资进行的。而1986年就出台了义务教育法。有资料显示，1992年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90.9%投向了高等教育，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学和小学所得金额仅0.27亿元，只占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的0.3%。这种向高等教育倾斜的偏向在整个90年代是越来越严重，到1999年，高等教育所占份额高达946%，而中小学所占份额依然不足0.4%。根据历年度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央政府每年投入义务教育的预算内资金从来没有超过1亿元。就这点钱也只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义务教育经费”，原本不在中央政府财政预算的视野之内。
直到1998年10月，《人民日报》还在说：“我们以世界上1%多一点的教育经费，支撑着世界20%的教育人口。”在高谈阔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这意味着自豪还是悲哀？至于经费的使用效率、分配比例等等问题都不考虑，仅仅总量来说，完全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发达的、制度化了的自我陶醉机制，使得问题隐而不彰。
除非我们认为中国的教育经费一个能够瓣成三个用，否则，在泱泱大国就像撒点胡椒面。由于义务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在户籍管制之下，就等于是肯定了隔离制度使用到了儿童的义务教育头上。一个孩子如果不在他的户籍所在地上学，就只能获得批准后借读。
这等于是在给儿童的未来宣判。也许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一生，只能在缺乏社会地位中痛苦地度过。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义务教育处于危机之中。
尽管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尽管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是，对于户口为身份农民的孩子，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只能望梅止渴，因为他们不能不在挨饿和失学之间选择。即使年人均纯收入一千元的身份为一亿人，以学龄儿童占1/10，就意味着每年起码有一千万学龄儿童面临失学、辍学的威胁。
这不是危言耸听。
即使是一向被人认为信誉度不高的官方统计数据，就已经是触目惊心了。
1982年，中国15岁以上文盲人口有近2.3亿，成人文盲率为34.49％，到1995年，15岁以上文盲人口降到不足1.5亿，成人文盲率降为16.48％。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接受小学教育的45191万人；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8507万人。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受到初中教育的国民高达五亿三千多万人。
1990年，全国6-14岁的学龄儿童中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但又不在学校的为3286万人，占同龄人口的比例为18.62%。1995年，这一部分人口降到1836万，占同龄人口的比例为8.83%，比1990年减少了44%。到1997年年底，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口覆盖率为65%。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小学程度1990年为3886万人，1995年为3662万人，1996年为3552万人；文盲1990年为2073万人，1995年为1347万人，1996年为1123万人。
根据青海省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省总人口为5181560人，其中接受小学教育的1603399人；文盲人口为934283人。这意味着该省约一半的人口没有受过初中教育。
贵州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省2000年总人口为3524.50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学教育的1536.52万人，占43.60%；15岁及15岁以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89%。
甘肃省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总人口为25615137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学教育的9271556人，占36.91%；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3601150人。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区登记的人口为1925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接受小学教育的700.66万人，占37.95%；文盲人口为102.64万人。两项合计803.3万人，约占总人口的41%。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全自治区普查登记人口为4489.37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其中接受小学教育的1893.45万人，占6岁及以上人口45.76％；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170.24万人，占普查登记人口的3.79％。
云南省2000年全省普查实际登记6周岁及6周岁以上的人口中，接受小学教育的人口为1896.3万人，占49.60%；全省普查实际登记总人口中，文盲及半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为482.3万人，文盲率为11.39%。
宁夏回族自治区2000年全区的人口为561.55万人（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出人口），接受小学教育的178.41万人，占35.34%；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63.23万人，文盲率为11.26%。
1985年7月，上海市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普及义务教育条例》，以地方人大立法的形式在全国率先举起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的旗帜。南京市目前学前3年教育普及率保持在94％以上，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保持在100％，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8.5％以上，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保持90％以上。2001年高考录取率达到76.19％。“八五”期间，北京市率先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九五’期间普及了高中阶段教育，同时在城镇地区普及了学前三年教育。
实行城乡隔离制度的中国，在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上，却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推给了地方。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自从实施义务教育以来，在农村义务教育资金的投资比例中，中央财政仅占2%，乡镇在承担了78%。分级办学就是在制度上维护城乡隔离。就全国范围而言，1999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1492.2元，而农村为476.1元；城市初中生为2671.2元，而农村为861.6元。如果在省级行政区之间对比，1999年上海市（含郊区）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3556.9元，贵州农村为323.6元；北京市初中生为5155.2元，贵州农村则为416.7元。同年，贵州省内城乡之间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为3倍，初中生为4.2倍。在河南，省会郑州的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全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最低的滑县农村的14.7倍。
中国城乡间教育投资的差距和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现象简直不约而同。南非政府财政预算中教育经费约占20%。1987—1988年度全部教育经费预算额91.92亿兰特，用与白人的教育经费为41.412亿兰特；用语黑人（四个“独立家园”除外）的教育费用16.518亿兰特，占17%。1991—1992财政年度，平均每个白人学生教育经费为3740兰特，而黑人为764兰特。政府对中小学生教育也实行差别对待。尽管城镇的家庭整体上要比身份农民富裕，但是政府却给他们更多的财政拨款。1975—1976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向白人学生提供的教育经费人均644兰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