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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洗脑观察—黄天辰:前中国国家队医遭遇与共产体育黑幕

2017年09月18日 综合新闻 ⁄ 共 1834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李星转自阿波罗评论

原中共国家体委医生薛荫娴,因曝光中共体坛使用兴奋剂的黑幕,受到中共迫害。薛荫娴宣布与中共体制决裂,公开发出退党声明。(取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流亡德国的前中国国家体委义务监督大组长薛荫娴女士,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十余年来,薛荫娴因反对、曝光中共体坛使用兴奋剂,丈夫被打致死,自己患重病被北京数家医院拒绝治疗,儿子被迫失去工作。无奈之下,经友人帮助,今年六月与儿子杨伟东、儿媳一起逃到德国,申请政治避难。

薛女士在60年代进入中共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了数十年,曾担任国家队十一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并担任李宁、楼云等奥运体操名将的指定运动医生。70年代末,中共倡导使用兴奋剂,薛荫娴成为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并拒绝给李宁等体育明星打兴奋剂。

数十年间薛荫娴写有68本工作日志,大量记载了中共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的证据。她已准备将日记递交国际奥委会主席。据她介绍,举重、游泳、田径和体操等金牌项目,都是使用兴奋剂的重点领域。当局一方面强迫运动员系统的服用兴奋剂,另一方面,研究怎样能躲避药物检查的方法。

2017年1月12日,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三名女子举重运动员,刘春红(女子69公斤级金牌),陈燮霞(女子48公斤级金牌),曹磊(女子75公斤级金牌),在先前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进行的大规模药物复检中对禁药呈阳性反应,故取消她们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中共可能因此面临被禁止参加国际举重比赛一年的处罚。

在大型国际赛事上,民众看到的是大陆运动员的光鲜,拿到多少块金牌,如何为国争光,有多少人在思考为了这些奖牌,国家要消耗多少财物;有谁知运动员背后的辛酸,尤其是女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所受的伤害更大;又有多少人能体验到被迫协助中共干伤天害理事的人内心的压力有多大。

2015年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书中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给队员亲自喂服或者注射针剂兴奋剂的事实,并且列举了在这些女队员身上已经出现的不正常变化——说话声音越来越粗,有的不来例假,肝病越来越多,甚至听说会生出畸形儿……

两德统一之前,东德是世界著名体育大国,人口只有一千七百万,其运动员、尤其是女运动员在游泳、田径等奥运金牌大项中曾傲视群雄。东德政府也经常将此作为民族掘起的象征。在鼎盛时期,东德有近七万运动员。

德国统一后这个东德神话破灭,德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一届不如一届了,与其说是德国体育江河日下,倒不如说是德国体育的正常回归。一直以来,西德的体育制度是很健康的,不过分追求奥运会的金牌数,而让国民的身体素质得到自由发展。

随着柏林墙倒塌,东德体育界铁幕也慢慢掀开。资料显示,当局为使运动员“为国争光”,强迫他们在无知下服用违禁药,有些是从很小就开始了。

两德统一后,德国奥委会为东德背“黑锅”,也开始被受害的前东德运动员告上法庭。2006年12月13日,柏林一家法院判决,167位前东德违禁药受害运动员将获得德国奥委会每人9250欧元的赔偿。德国内政部长肖埃布勒表示,受害者在身、心方面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这些赔偿只能作为一些道义上的补偿。

德国一位违禁药问题的专家指出,在竞技体育世界中,吃违禁药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西方自由国家也不乏因服用违禁药出现身体恶化的现象,但几乎未发生过受害运动员要求某某机构赔偿的事。原因在于,在自由国家运动员获奖出名包括吃违禁药都是运动员自己的事、自己的选择。在诸如前东德这洋的社会主义专制国家,运动员吃违禁药是在自己不知道,或者被迫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这些国家需要用体育成绩等来显示强大的国力,这是这些国家的运动员最可悲之处。

另一个令人心碎的例子是安德烈和海蒂的故事。

2000年,安德烈·克利戈尔控告前东德体育部长和队医的诉讼案曾轰动整个欧洲。安德烈原名海蒂,“他”一度是东德著名的女铅球运动员。1979年,当“他”还是个13岁小姑娘时被选入东德田径队。此后,除了每天艰苦的训练外,“他”被迫服用大剂量的男性激素。最后,当“他”成为著名铅球运动员时,身体也垮了。1997年,“他”不得不做变性手术。在法庭上,当“他”梗噎地说出“当年那个海蒂已经离我很远了”时,在场的旁听者都流下了眼泪。

前东德运动员安德烈·克利戈尔,曾用名——海蒂(Jana Lange/Bongarts/Getty Images)

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体育队医生无法像薛荫娴女士那样选择拒绝为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又有多少像海蒂姑娘那样成为中共面子工程的牺牲品,当黑幕被揭开时,会是怎样的令人触目惊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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