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一

8月18日，浪子与我失联。

我是在第二天才看到18号当晚7时30分许推特上出现最早报出浪子又被抓消息的网友帖子——「广州诗人浪子前段时间刚被拘留十天，今天听说又被带走了。有人打电话去派出所，派出所说人已被带走」。

此前的近四十天中，我和浪子通过互联网保持著密切的联繫，这段时间里浪子及其他几位友人都在帮助我，由我这边主持的《刘晓波纪念诗集》编选出版事宜一直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著。浪子未向我说起8月8日当局人员曾进入他住处并作调查询问笔录，还查抄走他去年夏天为自己的诗歌/艺术综合展印製的《一种开端》展览图录，他只是在通话中告诉我，「他们（当局）为去年的一件事在找我的麻烦。」我有些担心，他说他可以应对，也说了遇到特殊状况，我这边手头在做的事照常进行就是。

浪子这次出事前一天，8月17号在脸书和推特上最后发出的帖，是两行梁启超的宋词集句和他自己的一行附言——

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

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

新会梁任公集的宋人词联，想到因崖口海祭*受累的朋友。

*（编按：7月19日，刘晓波「头七」当晚，广东民众在海边祭奠。多名参与者后来遭公安局人员带走，部分人仍在关押中）

诗人在风雨江山的最前沿，敏感而多感。他有预感。

二

今年6月26日，已受囚禁近九年的刘晓波因患末期肝癌，保外就医在渖阳的医院，危在旦夕，消息突传出，言禁之下多年来一向对野生的、涉及敏感的公共事务「集体」保持形式上距离感、淡漠感的中国文学界和诗歌界极为震惊，很多诗人、作家纷纷为刘晓波的遭遇、命运写作现代新诗等作品。不到二十天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事件发生，中国文学界、诗歌界更为之骇然：为刘晓波创作的纪念、悼亡诗作在7月13日晓波辞世之夜及之后井喷式涌现互联网，微信朋友圈、微信公号等出现很多感人的诗作广为流传，同时不少作品也被中国国内的网络审查删除或屏蔽；而台湾、港澳及海外也形成相应的写作动势。这一场文学行动的作者，读到新闻的同时，分明读到了历史，叩击当下的同时，也触摸了永恒。这些作品具有作为文学行动同时、也是历史行动的不可逆转的矢量和能量，它值得被记录和铭勒下来。

命运在敲门。7月13日之前的两天就有两位编杂志、做独立出版的朋友不约而同从北美来讯问我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件事。国内的诗人老友也来问。

7月12日凌晨1时13分，我给7月10日刚刚结束10天莫须有「行政拘留」回家的浪子写了一个很短的电邮：「浪老弟，好！回家了，好好休息一下，咱们过些天再聊。老哥问候！」他的回覆更短：「Ok」。

我在当日发给了他又一个电邮，「你若有为刘晓波而作的诗作，请发到我的邮箱。另外，你看到你的朋友或作者中有此主题的佳作，作者同意的话，也请推荐过来」。第二天，我就读到了他为晓波写下的诗作的初稿。随后，他陆续推荐过来很多位诗人的作品。其他的一些诗人朋友也在我的邀请之下纷纷传来了所能见的作品。于是，《刘晓波纪念诗集》——一份厚厚的「时代的证词」，超越于高牆之上，在陆地和大海之上起伏，聚积，生成......

经我和浪子及多位友人的努力和帮助，《刘晓波纪念诗集》编辑出版的技术流程还算顺利，在必须截稿的同时，面对还在不断递过来的所未见的诗稿，我不得不予以婉谢。原定是希望九月可以出版，在香港和台湾两地发行，而眼下我已把该书作为永远在进行式中的一项呼之欲出的历史吁请。

三

认识浪子是不很远的数年前，大概是2010年或2011年吧，在香港。而我们互相知道对方可能要回溯到三十年前了。他比我年轻7岁，所以1980年代我在中国诗歌江湖走动、与徐敬亚等攒成一部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之时，他还是一位在读职业高中的中学生诗人。从那个年代的几位年轻诗友如欧宁、韩博那里我就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笔名里面也有一个「浪」字，容易记得。

在香港九龙的蛇龙混杂之地——油麻地，我们俩头一回见面。一晚，相约在地铁油麻地站文明里出口碰头后，就近找到庙街大排档一间破篷大铁皮屋餐厅，我发现与中国八十年代的那种「葬乱差」尚有馀韵相接，他也觉得甚好，二人便在侧边露天街沿小圆桌相对而坐，开始了我俩的第一次「饭醉」。他烟瘾重，而我早已戒了20多年，闻不得烟味，所以我俩得先四围张望看风向上下，调整好座位方可开怀。畅饮和畅谈是一回事。浪子那一段时间常来香港，因此这几年里我也通过浪子得以认识不少香港的年轻朋友——他们多是香港媒体界的「北漂」；浪子一直是媒体界的「广漂」，我们之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连结点，九十年代初期，当他刚在广东迈入媒体界时，作为一名「深（圳）漂」的我，在深圳一手参与创办过一本新闻/文化杂志——《街道》。

浪子和我在港见面的时光，不会友、不喝酒的话，就是一起逛书店、谈书经——我们时常相约碰头的蒲点就是旺角西洋菜街的独立书店「序言书室」，他从广州来港在油尖旺一带下车总是先到那里歇脚，店里的那隻猫大概识得我俩低语的喧嚷。对书的相识相知，尤其是对中国而言的「禁书」，把我们难得见面的时间常常锁定在读书无禁区的主题上。2015年夏天我搬离香港、「坚壁清野」时，便把一套中华民国「禁书」——唐山出版社在台北翻印的《鲁迅全集》共十三卷送给浪子，他背回了广州。

我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先后散居在美国、香港和台湾，与中国诗歌界，也与诗歌江湖的地理和物理联繫愈来愈远，互联网、最近这两年主要是微信让我稍稍又近了，但让我得以在外观察和了解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个主要渠道之一就来自浪子。他是南中国的一位沉潜的、扎实的、有著充分美学力量蓄积及形构的重要诗人，我们的香港之聚，在浪子身上和他的言谈中，始终让我感受到莽莽中国的沉沉诗心、诗性的涌动——《刘晓波纪念诗集》在中国的很多作者（其中就有诗人浪子）更让我看到了希望——诗歌，哪怕是政治抒情诗，当然不是口号，更不是口水，它必得趋近于民族语言精神气质塑造和纯粹个人美学建构的无痕镶嵌和熔铸。

浪子有著他一以贯之的践行。他在香港前后给我送来过他近年参与主编的几部独立出版物——《两广诗人年会诗选》，他说：「我们从来不是一个，我们是一群，我们是所有。」而更重要的，他最近几年的个集，从《无知之书》到《走失的地图》，让我越过他满是茂名口音的普通话读懂了他的内心。

《走失的地图》就涵纳在他今次的「获罪之书」之一——《一种开端》当中。

四．

浪子在文人的诗书酒之外，与我和其他一些友人一样有著共同的公共关切——他在六、七年之前成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一员——弘扬文学、捍卫言论自由。

《刘晓波纪念诗集》的编选正是在这样一个精神维度上的努力。我和浪子、和其他几位一起参与帮助编选的诗人友人，大约面对数百位作者、上千首作品，在时间、人手和篇幅等条件的限制下，做了必要的编选取捨。作为主要的主持编辑者和出版人，我深知，在世纪视野内，就现代汉语（华语）圈而言，公共性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私人性的文学生活中似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本奇特的出版物，藉助这些澎湃而至的诗篇本身的动能，因一个人的死、一个人的殉难——刘晓波之死、刘晓波之殉难——同时获得精神和美学赋形，它丝毫没有弱化而恰恰是强化了介入性写作之于文学的内在品质，也挣扎著、挣脱著（多重外在禁忌和自我限制），具有了理应由文学所含摄形成丰富张力的超越性的价值指归。浪子对此也有著和我相同的认知。

我们俩也讨论到，发生在2017年6月下旬、特别是7月13日之夜及之后一个月的这一波特殊时空背景下的诗创作，极为罕见地与汉诗伟大传统中相当部分的类型诗歌（悼亡诗、怀人诗、咏物诗、言志诗、同题诗等）产生一种规模效应的积极联结、承继和呼应，为一个伟大传统百年来正进行中的创造性转型，以充溢动力感的各异文本提供了现代想像和形式活力。我和他都希望看到这样一本诗集，尝试提供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和美学材质——这种材质有助于参与形塑现代汉语民族（现代汉语国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历史诗学建构。

当然，我们毫不犹疑，这部其内容和意义绝望地根植于文学、却又依稀充满希望地汹涌溢出文学的诗集，它不能不表现为一个社会文本-时代文本的巨大症候，同时又命运般地、重重地落在了精神文本-美学文本的标靶台上。

诗人浪子却因此而获罪。这究竟是谁的不幸？我想起了约翰 • 邓恩(John Donne)的名句。

2017.9.7

（作者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