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5年01月10日讯】（大纪元记者张茹澳洲墨尔本编译报导）2014年12月27日，澳籍女商人邹婉玲（Charlotte Chou）经过6年半的牢狱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并于上周三（12月31日）安全抵达悉尼家中。邹婉玲的遭遇是中国黑暗的司法体制和恶劣的监狱环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澳洲人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警示。她希望利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向人们传达这样一条讯息：在去中国做生意之前，首先要明白可能涉及的风险。

“不要以为牢狱之灾距离你遥不可及，只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其实看守所并不太远，”邹婉玲说，“它可能是政治风险，也可能是法律问题，这些你都不会在商业或法律课本上学到”。邹婉玲出狱后接受了Fairfax媒体采访，详述自己在中国经商身陷囹圄的经历。

2008年6月，一个潮湿的夏季夜晚。当6名便衣警察赶到她家时，邹婉玲刚刚给1岁大的儿子林肯喂完奶，并哄他睡下。

便衣告诉她，需要去当地派出所走一趟，协助调查。于是，邹婉玲离开了熟睡的儿子，把他托付给保姆照顾。没想到这一别就是6年半无法相见。

邹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后，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审讯室里，审讯室只配有一张残破的木桌和一个板凳。两名男子轮流监视她，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阻止她入睡。邹婉玲整整四个晚上没有睡觉，被轮番轰炸式的审问，不能见律师、家人或澳洲领事官员。

她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崩溃，邹婉玲说，刚刚为儿子周岁生日做的音乐和幻灯片影像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

“我能看到（我的）宝宝的脸出现在我面前，”现年50岁的邹婉玲说，“我伴随着歌曲唱歌。”

最后警察局长告诉她，她因为贿赂税务官员被举报了，举报她的人正是她的生意伙伴和长期支持者，香港商人朱汉邦。

局长向她保证她的罪行不重，如果合作，会被迅速释放。她需要做的只是签署一份认罪书。心力交瘁的邹婉玲默许了。最后，她被允许睡觉了。

当天晚上她在一张折叠桌子上睡着了，身上盖着一件军大衣。“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睡眠，”邹说。

当澳洲领事馆得知邹被拘留的消息，已经比领事协定要求的时间晚了3天。澳洲官员与邹见面时，警察坚持不能讨论她的案子，因为涉及“国家机密”。出于同样的理由，她6个星期以后才被允许见律师。

邹婉玲在被剥夺睡眠情况下签署的所谓认罪书成为对她进行审判和定罪的根据，她被判处18个月监禁。

2009年12月28日邹刑满释放，她的脚还没踏出监狱的大门，就在迎接她的家人和朋友面前再次被捕。家人的兴高采烈迅速被痛苦所代替，残酷的现实让他们明白了什么叫空欢喜一场。

“我们站在外面兴奋地聊著天，”她的妹妹菲奥娜‧邹回忆说，“然后两个警察从等候的车中走出来，又把她带走了。”

在被带回拘留所之前，邹请求给儿子林肯打个电话，当时年幼的林肯已经搬回悉尼与姥姥同住。在电话上，她听到了林肯说的第一句话，孩子稚嫩的叫了一声“妈咪”。

“想到这一幕，我哭了很多次”邹说，“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等到邹自由的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已经是5年以后的事了。

直到今天，邹婉玲和家人还没有从残酷的遭遇中缓过劲来，出于对中共司法系统的恐惧和不信任，他们要求采访要等到邹婉玲安全离开中国大陆后才发表。

上周三（12月31日）上午，邹婉玲安全回到悉尼与她年迈的父母和林肯团聚，在机场上，看到两个大大的“欢迎回家”的气球，感受到家人长久的拥抱时，邹再次说不出话来。但这次纯粹出于快乐。“太激动了，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她说。

苦涩的仇隙

邹的案件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充斥着司法程序上的延误，各种反常现象和故意忽略对她有利的证据。邹的支持者说，这是邹的合作伙伴朱汉邦为了私吞这所盈利丰厚的私立大学，贿赂司法人员的恶性案例。

邹婉玲入狱前任职广州大学华软软体学院的副院长，她被合伙人朱汉邦举报行贿税务官员以及侵吞办学资金1.12亿元。

邹的案子在审理过程中一再拖延，致使她被拘留了近30个月，经过7次出庭后，被判处8年监禁。

后来经过重新审判，邹的刑期减少了3年：检察机关接受了证据——所谓挪用公款实际上是学校偿还邹早先注入的私人资金，这笔钱账目清楚。

据悉，华软软体学院是邹婉玲与林永平共同创建，林永平是华软软体学院的前院长，也是邹最小的儿子林肯的父亲。

在邹第一次被捕后，林永平逃亡海外，从此以后与她和他们的儿子少有联系。

香港商人朱汉邦有着强硬的大陆背景，虽然他只拥有5%股份，最终取得了大学的控制权并出售了大学。这所民办大学目前有1万多名学生，它的价值根据保守估计，超过10亿。

目前朱在香港，他在大学的两名财务人员5月被广州警方逮捕。

拘留所的生活

邹婉玲冗长的法庭程序意味着她在两个拘留中心服完了全部刑期，直到释放还没有被转入监狱。

在看守所里，邹与15名囚犯被塞进一间牢房，她的床是比地面高15厘米的水泥平台。每天晚上，两、三个拘留犯被勒令每两个小时轮班守夜，以防止自杀或暴力攻击。

囚犯行动有严格的限制，两名囚犯不得不共用一个淋浴，或用同一桶水清洗。她们白天要进行手工劳动为看守所创收，比如组装塑料花，包装塑料手套盒，或在圣诞贺卡上贴饰品等。晚上要安静地坐在电视机前“正襟危坐”5个小时收看CCTV的电视节目。

拘留中心的条件比监狱还差，监狱至少还有放风时间，拘留中心不允许户外活动。

“有一次，我被带到一间会议室，我注意到窗口外面有棵树，我觉得很兴奋，但他们立刻命令我不许看。”邹婉玲回忆道。

但对于邹婉玲来说，在监狱里最难的事情不是恶劣的条件，不是迷一样黑暗的司法制度带来的挫折感，也不是多年痴迷工作建立的大学被生意伙伴抢走。很简单，她说，是远离家人的痛苦。

“我在那段时间失去了很多，但坦白说……我的家人失去了更多，”她说，“我的孩子们没有妈妈，父母失去他们的女儿。”

回到澳洲后，邹还计划上诉，她表示更多是想讨回公道，并没有奢望把学校赢回来。

此外，她还计划写一本中文书，把她在中国看守所里遇到的幕后故事讲出来。

邹表示，她的书不会是一本描述“悲惨的监狱生活”的自传，但她给主角之一取名袁婉儿，显然灵感来自她自己的经历。这个名字与中文的“冤枉啊”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