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姣丽转自民主中国
专访:律师愿尽一切努力 让刘霞离开中国
自刘晓波去世以来,他的妻子刘霞仅在海葬仪式上有过一次露面。外界迄今无法得知刘霞的下落。就在一周前,刘霞的国际代理律师甘瑟向联合国相关机构提交正式请愿书,呼吁进行紧急干预。德国之声日前与甘瑟律师进行了专访。
德国之声:甘瑟先生,您是否掌握了刘霞的近况信息?
甘瑟(Jared Genser):很遗憾,我们所知的非常少。7月15日海葬仪式之后,她就"被失踪"了。有许多关于她动向的传言,但其实她的亲友、律师都无法联系到她。我们真的非常担心她的状况。中国政府则宣称,刘霞是"自由"的。但显而易见,她并不自由。这也是上周我们向联合国强迫及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WGEID)提交正式请愿书的原因。
德国之声:那提交了请愿书之后,我们是否能有所期待呢?
甘瑟:这个请愿并不会为我们很快带来答案。但这依然很重要。联合国机构首先必须要处理这份请愿书,然后向中国政府发送一份正式的问询书。不论最终联合国得到了怎样的答复,他们都会转发给我。这个过程可长可短,取决于中国政府想要多快回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是没有在近期得到中国政府的答复、也没有了解到刘霞的确切下落,那么我们就会再向联合国任意拘押问题工作组(WGAD)提交正式请愿书,强调刘霞已经失踪多日,很可能已经被中国当局拘押。这样,联合国就必须要出面调查刘霞是否被非法拘押、中国政府是否违反了相关国际法。
德国之声:现在,您还没有收到联合国方面的任何回复?
甘瑟:没有。
德国之声:甘瑟先生,您从2010年起就担任刘晓波以及刘霞的国际代理律师了。您当初是怎样联系到他们俩的?毕竟,那时的刘晓波已经开始坐牢了。
甘瑟:当时我是直接联系到刘霞的。她需要为她的丈夫刘晓波找一个国际代理律师。那时的刘霞还能够相对自由地和外界沟通,也像其他人一样能用手机通话。我和她直接通话时,诺贝尔和平奖还没有宣布得主。但在那之后,她也陷入事实上的软禁状态了。
德国之声:那在这之前,您是否曾和刘霞或者刘晓波见过面?
甘瑟:没有。我联系刘霞的时候,刘晓波已经在监狱里了,只能通过家属和律师同外界沟通。和刘霞也是靠电话联系。当然我和他们两人在中国的律师则一直保持联系。
德国之声:那么多年里,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您是如何获得刘晓波、刘霞的信息的?
甘瑟:在陷入软禁的头几年里,她被允许每个月探望她的父母。还曾有过勇敢的记者得以打破封锁,简短地采访到她。所以我曾经能通过她父母得到一些信息,以及一些媒体的渠道。总之,双向的信息传输都是零零星星的。需要强调的是,我当初成为她的代理律师时,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刘晓波出狱;后来,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宣布前一星期,我曾经和刘霞讨论过:要是刘晓波获奖,会发生什么?我那时就说,刘霞也可能因此被扣押;我明确和她说了接下去的风险。她最终作出了留在中国的决定。而我也曾许诺尽我所能让刘霞有机会离开中国、让刘晓波出狱。现在,刘霞的丈夫刘晓波已经遗憾地因病去世了,所以我现在的工作重心就是让刘霞离开中国。刘霞从来没有犯罪,也没有受到过任何指控、审判,却连续七年被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当局则一直宣称刘霞是自由的。自由人应该能不受妨碍地随时与亲友、律师沟通,也应该能够自由地出入境。
德国之声:刘霞被限制人身自由,只是因为她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遗孀。您曾经担任过缅甸的昂山素季、南非图图大主教的国际代理律师,结合您的经验来看,刘霞、刘晓波的这桩案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甘瑟:刘晓波、刘霞夫妇遭受的打压,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刘晓波其实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所追求的就是国家权力的文明,他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第一个签署者,呼吁将一党专政过渡为多党轮流的民主政体。为此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如今,中国执政者也非常不安,每年大约花费1400亿美元用于国内的维稳,相比之下国防开支也就1000亿美元左右。可以这样说:相比来自境外的威胁,中国政府更害怕自己的民众。这也造成了中国政府强硬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在刘晓波这桩案子中,刘霞在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限制自由,还有其他家属也受到了莫须有的指控。而且,刘霞的心理、生理健康状况,也因多年来的软禁、以及刘晓波的去世,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这一切,就是为了让刘霞不能发声。
德国之声:我们也注意到,不久前,美国一些参议员呼吁将中国驻美大使馆所在的广场更名为"刘晓波广场"。您也在上周为《华尔街日报》撰稿时提到了这一点。这一倡议有没有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