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萌转自
一、《零八宪章》只是理性、和平地提出一份政治主张
《零八宪章》在2008年12月发佈，主要宣导的政制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要求修改宪法、三权分立、直选立法机构、保障人权等等。
BBC中文记者蔡晓颖在她的专稿《刘晓波如何参与零八宪章》中，提出了一个话题：刘晓波并没有宣导推翻中共政体，而零八宪章中的内容，多与国家宪法一致，当然，与中共延安时代的宣导更无矛盾衝突之处，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导致刘晓波被处于重刑？蔡晓颖介绍说：「有分析指《零八宪章》主张联邦共和，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是最触碰中国政府神经的一条」，中共真的对一位异见学者提出的联邦共和制视若寇雠麽？
现在看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刘晓波十一年刑期，无异於对他判处了死刑，特别是，刘晓波被发现肝癌并很快就进入晚期，仍然无法出境得到有效治疗，中共将人权置于自己的政权之下，任意迫害欺淩，全世界都在见证。
海外媒体也有讨论，是不是中共蓄意谋杀了刘晓波，当然，现在难以有充分的证据予以左证，但监狱里面的食物与环境，对一个身患肝病者来说，诱发更严重的病症，也是极有可能。流亡海外的富商郭文贵在视频中也说过，国安高级官员亲口告诉他说，中共不会让刘晓波活着出去。
如果刘晓波离开了被控制的监狱，他又将成为一个有号召力的政治英雄，特别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的每一个行动与公开的话语，都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这当然也会使中共无法忍受。
所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共不愿意看到健康的刘晓波获得自由之身，对他充满畏惧，因此施加迫害，最终给没有敌人的和平主义者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从广场和平撤退，到起草零八宪章，刘晓波一直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促使中共和平转型，并提供自己的「建设性」纲领文本甚至具体的方案，人们一直有一个疑问：这一切是为什么？
二、邓小平、江泽民无意置刘晓波于死地
关于刘晓波，还得从八九广场说起。
邓小平要的是夺取天安门广场，这是一种权力象征，象征着他与他的团队的政治实力，也象征着他对自己的政治对手赵紫阳等人的政治征服，而屠城，则是手段，同时也是宣誓自己的血性威权获得胜利，从成立之日起，中共的血性政治一直没有和平转变，枪桿子与流血，决定他们的政治生命。
邓小平政治集团完全清楚，刘晓波与一些学生领袖，不可能掀起这样大的政治风波，媒体把刘晓波宣传为民运黑手，也不过是一种象征性说法，为他入狱找到一个藉口。打击一个人或一些人，警诫更多的人参与民运。
无论是和平撤离广场，还是刘晓波入狱后出狱，邓小平均无意于置刘晓波于死地，邓小平及其政治继承人们用的方式是「严防死守」，他们不再想用天安门屠城的方式再次制造血案，因为，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他们政治集团，都无法再次承受这样的风波。
邓小平与江泽民时代对刘晓波，相比后来胡温时代对刘晓波零八宪章的处理，可能更「宽容」一些，譬如，他们看到了刘晓波等四君子在劝学生撤离广场之时的影响与价值，在刘晓波「配合」官方说明广场上并没有见到「死人」之后，释放了刘晓波，此后刘晓波仍然能够出境。
而从刘晓波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文字看，晓波对其配合中共的见证，有耻感，他没有听朋友劝说，通过政治庇护流亡国外，而是回到国内，继续从事民主运动，某种意义上，他后续的政治行为，都在雪耻，他甚至「希望」有机会入狱，做一个纯粹的极权国家的政治囚徒。
大的政治环境与背景还有：邓小平晚年与江泽民接手政权之时，由于九十年代初的再一次开放，此时的邓小平要防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中国需要西方信任与市场进入，所以对刘晓波等异见分子并没有严加迫害，所以刘晓波还是能够在1993年自由出行澳大利亚与美国，并在境外接受纪录「天安门」製作者的采访。
某种意义上，刘晓波也是一位「党主立宪」主义者，党主立宪，或者让中共自我觉悟，兑现历史的承诺，和平转型，这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共本身，都是代价最小，但中共极端保守的意识形态无意于主动政改，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12人连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5月，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14人发起连署，这一系列行动招致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对其单独关押，直到1996年1月才被释放。
刘晓波第二次被捕：1996年8月，刘晓波与王希哲向国民党和共产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於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就这么提出一份和平的建议书，按中共自己的说法，属於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政治文本，也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
这些相比零八宪章事件，尽管都属政治打压与迫害，但并没有被抬升到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高度：这个高度当然就是成为国家公敌，颠覆国家政权罪。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邓小平在八九屠城之后，还是有一份自信，对知识份子们的言论与追求，只要不至于引发「动乱」，在自己可控範围内，都不会过于上纲上线，致异见者于死地。
邓与江当时最大的敌人，当时是赵紫阳，加之江与邓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所以，刘晓波并没有过于吸引当权者火力，没有招致致命的迫害。
三、胡温时代为什么出手如此残酷
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讲话中说：六四风波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早来，有我们这些老同志在（大意）。
邓小平与王震、薄一波等一批所谓的「老同志」，就是敢于杀人放火的革命家，六四风波因为这些老革命家，而变成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如果这些政治老人不在了，如何办？像胡锦涛这样的政客，即使想痛下杀手，也会处境危险，因为他们在军中没有像邓小平等人那样的威望，也没有那样的杀机、杀心。
那么，后邓小平时代只有次差选择（不是次优选择），就是花巨大代价，把任何民主运动的星星之火，消灭于萌生状态。任何风吹草动，都如临大敌，对任何政治组织、政治抗议甚至政治动议，都严加防範、及时扼杀。对他们来说，无论花多大代价，都由全社会来承担，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比开坦克在北京屠城，受损害更小。
整个江泽民时代，有民运人士成立民主党派，当局也是毫无留情。但由于当时没有网路影响力，所以对个别地方形成的政治力量，及时处置之后，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影响。
再则，江泽民时代最大的迫害与打击，一是针对极左力量，极左力量对邓小平开启的市场化，对江泽民的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予以强烈的反制，江泽民打压了魏巍等人的中流杂誌、前线杂誌还有理论思潮刊物等，因此无力投入更多的力量，来广泛地加害民运人士。
而当时整个知识界多卷入市场经济，或得到市场经济利益分享，当局与知识界整体上是相对和谐的，或者说是一种比较暧昧的关係，整个知识界无力于政治抗争改变命运，但可以通过新开启的有限自由市场，来获得市场利益与经济自由。
江泽民另一只手致力于打击民间信仰者（法轮功），完全用一种运动整肃的方式，大面积打击法轮功信仰者，甚至以灭绝人伦的方式，这一打击，也缓解了江时代对异见者新思潮的打击，一些人之所以怀念江时代的某种开放，是因为上述多种原因，当然，来自上海的江泽与朱鎔基在观念上，相对还是能接受西方文明思潮的，特别是市场化与开放，上海人有天然的、习惯性的接受。
江时代对仍然起事的刘晓波，也持续打击，但并没有把他看成重量级的政治对手，只是通过监视居住、劳动教养方式，进行迫害。
话题回到零八宪章，这么一份和平宪章，如果在江泽民时代，也许还是劳动教养或拘禁三五年时间，据刘霞本人介绍，刘晓波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份和平的宪政纲领，会招来如此大祸．对刘晓波的重拳打击，以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十一年徒刑，原因多重。
一是参照１９９８年（江泽民当政时期）中国民主党成立者判刑时限，当时的发起人王有才等人均被判十年以上，但在江泽民时代，通过与欧美的政治经济交易，会不定期释放政治犯，以换取中共的国际经济利益，而到了胡温时代，这一方式几乎被停止。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政治案件，国际社会无论如何呼吁，都无济于事，中共铁了心地要严厉处置政治领域的挑战者，哪怕是刘晓波这样的和平宪政主张者。
二是国际大背景，从东欧巨变，到茉莉花革命，使中共产生巨大的危机感，我记得胡温当政之初，我曾与一位国务院退居二线的局长聊天，说到国际变局，他非常激动，他认为：民主宪政派上来了，就是要中共人头落地。他们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以极刑，感同身受。所以任何萌芽状态的政治行为，都会被视同颠覆国家政权，要置中共高层于死地。
六四之后，中共保守势力或极左势力占上风，他们对西方甚至对改革开放充满敌意，在将政治经济主要权力瓜分到自己后代手中之后，形成权贵政治同盟，扛著红旗闷声发大财，几个大家族手上染上了国人鲜血，海外又转移了巨额财富，整个国家无法和平逆转。加之江泽民时代对民间信仰的运动式大规模迫害，中共高层极其恐惧政治清算，害怕齐奥塞斯库的命运与茉莉花革命带来的后果。
三是，刘晓波如果仅仅发表一篇关于民主宪政的宣言，可能不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惩处（即使内容中有联邦制），其一是发起签名，形成广泛的社会效应，这对中共来说，就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与组党一样，担忧会引发他们无法预计的后果，必须扼杀于萌芽时期。其二是，宪章涉及对六四（邓、李家族）、对法轮功的平反（江派与政法系、员警系统），这样就引发几大政治势力的警觉与联手，使胡温不得不施以重手。
知情者透露，刘晓波还没有完全修改好零八宪章，早前征集到的签名，或者说第一批公布的签名人，还没有来得及看定稿文本，就被「及时收审」，这显然并不是看到了零八宪章已产生了重大影响，或引发了社会事件，而是认为，它可能会造成社会事件，必须将重量级人物刘晓波控制住。被收审控制之后的刘晓波，当然成为中共体制内各种势力刀俎下的政治符号。他们要把自己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仇视、对可能兴起的民主运动的恐惧、对自己家族利益的维护，都集中发泄到了刘晓波身上，杀一人以警天下。
中共体制内曾有一种关于政权危机的说法，就是「击鼓传花」，中共政权高危，不知达摩克利斯剑何时落下，所以击鼓传花，都在等著鼓声嘎然停息下来。
极度恐惧生杀机，而这样的杀性、杀机，对于刘晓波来说，也是被当局以一种击鼓传花的方式加害、谋杀。
邓小平把杀害刘晓波的机会，让给了江泽民，江泽民把加害刘晓波的机会，让给了胡温，胡温则把刘晓波死亡的契机让给了习中央。
习中央可以勇敢地让刘晓波出国救治，以缓解自己的加害之嫌，但习还是被恐惧笼罩内心，他害怕自由的刘晓波，害怕刘晓波的自由，他无法改变体制内的压力，只能让世界和平奖得主病死在自己的牢狱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极权政制通过击鼓传花方式加害或谋杀了宪政民主的和平精神象征。他们击鼓所传的花，当然是恶之花。用别人的鲜血，塗抹红色极权的冠冕。
这个政制，就是每一个主事人与当事人，都没有责任，都没有良知与耻感。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对其有效惩处。不仅海外民运人士无法参与拯救刘晓波，连国际主流社会，在这一事态上表现，也是非常无力。中国和平的符号象征被扼杀，全世界都默然承受暴政在邪恶地崛起。
源自风传媒
——转自新世纪（2017-07-25）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14期，2017年7月21日—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