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亚杰转自”多维新闻“
首先，我觉得刘晓波事件是个悲剧，整个事件以这种方式收场，令人非常遗憾，也令人悲伤。这件事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一方面对刘晓波及其家人是一种抚慰，另一方面，也能减轻外界舆论对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指摘批评。但是很遗憾，现在已经是这个结局，无法逆转了。
在这个事情的晚期，尽管在是否应解除刘晓波剩余刑期、是否应同意他出国诊治等问题上有争议，但监狱当局和医护人员，对挽救刘晓波确实尽到了最大努力,最高层对此也非常关注，指示要求尽力救治，为此甚至邀请中外专家组成联合医疗团队，让刘晓波得到了最好医疗照顾和临终关怀服务。这一点，刘晓波本人及其家属都无异议,刘霞也对医生等表示感谢，在悲怆之下，表现得很有理性和风度。
其次，我个人非常欣赏刘晓波为了理想的牺牲精神，也理解他的向好初衷，他确实是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希望能走法治化道路，也希望人民有更多民主自由权利，这一点他和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不一样。达赖是为了分裂中国，为了让他所谓的“大藏区”独立，达赖的“中间道路”，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这是一种“向恶”的分裂主张。
但在另一方面，我又强烈不同意刘晓波为中国开的政治药方。我认为中国一定不能采取西方制度模式，不能走西方的政治道路。中国的政治和制度建设必须走适合中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道路，必须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而且这个中央政府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治才行。
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或是中央政府不能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控，中国必将陷入严重混乱，甚至会陷入烽火连天的军阀割据状态。春秋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晚清及北洋军阀混战时期，都是血淋淋的教训。我们不能让这个国家和十几亿人民再陷入那样的灾难，也不能拿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十几亿人的性命去冒险试错，那是一条不归路，没有回车键，踏上之后，就是国将不国，血流成河。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也必须要能容得下异见，能听得进批评，要尊重社会上不同意见的表达，要不断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要下决心保护公民的个体自由，要有强烈的法治意识和政治包容精神才行。不能够说一听到批评就跳脚，一看到异见就打压，不能让权利成为某些人的私宠，甚至是打击报复他人、巩固自身利益的工具，更不能以牺牲公民个体自由的方式强化管治权威，必须要对人民敬畏、对权力敬畏。
如果做不到这些，这个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人民就有理由去推翻它，再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有管治能力的、满足人民期望的中央政府。任何一个不尊重人民的、容不下批评和质疑的、不对人民开放的威权型政府，都必然会最终走向解体，这已经被几千年的朝代更迭证明，后来者必须要吸取前人的历史教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因为权力固有的劣根性和人的趋利本能，在威权制度下，建立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非常重要，甚至比西方民主社会更为重要，而这个机制的建立与运转，对威权本身又是个挑战，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如果这个机制建立不起来，或者是无法有效运转，从长远来看，对这个制度本身又是致命的，因为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必然会异化为专制暴政，而专制暴政又必然会被人民推翻。这是由人的本性、社会规律和政治本身的运转规律决定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的第三点看法是支持刘晓波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和制度建设要求。当然，我所说的民主，是有一个强势中央政府下的中国的民主，不是刘晓波说的西方的民主；我所说的制度建设，是中国自身的制度建设，不是刘晓波照抄西方的制度建设。或者说，我的主张是以“改革”的方式，巩固和完善威权型中央政府制度，在这个框架下，实行法治，确保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而刘晓波在本质上，是要以非暴力的“革命”的方式拆掉现有制度，从西方嫁接一套制度过来，导入西方人定义的现代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的遭遇又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中共对他采取管制措施又是不意外的。因为当你想以“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一个制度的时候，如果这个制度本身又是一党执政的威权型制度，他必然会采取反“革命”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执政地位和制度权威。大家想想看，连我这样坚定维护现有制度道路的改革派都不受体制欢迎，刘晓波这样的革命派，能不被维护体制权威的强力部门打击？
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度”，一个是“法”。“度”的问题是你到底用多大的力量来反击，“法”的问题是你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并依法行事。对刘晓波的处理，我想很大程度上人们就是在围绕这个讨论。具体包括：刘晓波该不该被抓捕？该不该被判刑，而且是判重刑？该不该对他赦罪或者更早保外就医？对他的妻子刘霞等实行看管软禁是否合法等？
现在，刘晓波已经死了，很多人可能会说，再讨论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但我觉得，对这些问题的持续讨论，才是刘晓波事件遗留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