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华转自《参与》 来源：纽约时报
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于本周四逝世，享年61岁。刘晓波是一位离经叛道的知识分子。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曾守在天安门广场，军队逼近之际，救护了现场的抗议者。因为起草并传播一份呼唤民主的宣言，他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沈阳市司法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宣布了刘晓波的死讯。刘晓波就是在沈阳的一家医院接受癌症治疗的。
中国政府直到6月底才公布刘晓波患有肝癌，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基本医治无望。从官方的角度来说，刘晓波获得了保外就医。但即便是住进东北一家医院、面临死亡的时候，刘晓波仍被禁言，始终有人看押。他几十年来与这个专制政权的牢笼斗争，临死时仍然是它的囚徒。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直被警方软禁，并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警方不允许她就丈夫的死和迟到的癌症治疗发表言论。
刘晓波危及生命的病情被公开时，刘霞在一段对朋友的简短的视频中这样描述他的情况：“不能手术、不能放疗、不能化疗。”这段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
刘晓波的病况引起了朋友、中国人权活动人士以及国际团体的广泛同情。在他们看来，刘晓波是一名无畏的和平民主改革倡导者。他是193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1938年在监狱医院中死亡的德国和平主义者、纳粹的敌人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来，第一位在国家监控下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人们对他病情的反应说明了他受到了多大的尊重，”现居洛杉矶、一名认识刘晓波的前北京文学教授崔卫平说。“各界人士——朋友、陌生人、年轻人——在听说有癌症晚期患者被关押至死，都相当愤怒。”
刘晓波最后一次被捕是在2008年，在他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之后。那是一份呼吁民主、法治以及结束审查制度的大胆的请愿书。
一年后，北京一座法院审理了刘晓波的案子，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判刑。判决书引用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批评、戏谑中国政府的文章。面对沉重的判决，刘晓波回以一个对中国未来的警告。
“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刘晓波在一项为审判而准备的陈述中写道：“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受审当时，刘晓波已是中国最出名的异见者。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变得更加出名。当时他被关在中国东北狱中。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表彰他是“中国人权斗争最突出的象征人物。”
刘晓波无法亲自领奖，在颁奖典礼上，本该属于他的位置摆放着一张空椅子。他为审判而准备、却未被准许宣读的法庭陈述，被人代为朗读，作为他的诺贝尔演讲。
“无论是在精神还是肉体上，晓波都与中国及其命运紧紧相连，”刘晓波去世前，澳大利亚汉学家、他的好友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在一篇颂词中这样写道。“到头来，他的言论与行动可能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在一个专制的体制里，在一个1989年以来不过是在残酷与无情之间摆动的体制里，那些言论与行动已经注定了他的命运。”
刘晓波对抗争和监禁毫不陌生。1955年12月28日，他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大学教授，他却一生顽强执拗地与专制主义抗争。
“即使在异见者中间，他也是一名异见者，”刘晓波的友人余杰说道。他曾为刘晓波写过一部传记。余杰现居美国。
他还说道：“刘晓波愿意作自我批评，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就连许多民主运动中的活动人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余杰回忆了大约在1999年，他第一次与刘晓波通电话的情景：“他说，‘我已经读过你的书了，有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他批评了我大约半个小时。”
20世纪80年代，刘晓波在北京作为一个严厉的文学评论家出了名，被人称为“黑马”。知识界的一致顺从让他深恶痛绝，哪怕是以改革的名义。当时，邓小平拒绝进行与经济自由化匹配的政治改革，他渐渐将重心转向政治问题。
1989年，在北京的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要求民主改革并结束政党腐败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回到北京支持抗议者。后来，他将该时间点描述为一个“转折点”——让他结束学术生涯，不可逆转地走上了政治反抗的人生道路。
刘晓波对学生展现了无保留的同情。他最终敦促他们离开天安门广场，回到校园。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共产党领导层将动用武力结束抗议活动；这时，刘晓波和他的三个朋友（包括歌手侯德健）在广场上一边绝食声援学生，一边劝导他们撤离。
“如果我们没有加入广场上的学生并且面对同样的危险，我们就没有资格发言，”侯德健引述了刘晓波的话。
当军队进来时，在通向天安门广场的路上，有成百上千示威者死在枪弹下和混乱中。但如果没有刘晓波和他的朋友，流血事件的后果可能更加惨重。6月3日夜晚，当坦克、装甲车以及解放军官兵朝天安门方向推进合围时，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也守在广场。
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与逼近的军队协商，要求为留在广场的示威者开放一条安全的通道以便他们撤离，并说服惊慌的学生离开，避免冲突。
“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枪一响，天安门广场将血流成河？”根据刘晓波撰写的有关1989年的回忆录，他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这样说。
“如果他没有在现场，我相信会有人死在广场上。那是他的和平主义行动，”6月3日那晚同刘晓波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友人刘苏里表示。“晓波有一种从未消失的英雄主义情结。”
军方镇压动乱之后不久，刘晓波因支持抗议而被捕，在狱中度过了21个月。他失去了大学讲师的工作、著作被禁，共产党把他贴上煽动民运的“黑手”的标签。他随后支持包括入侵伊拉克在内的美国政府政策的行为也招来鄙视。
但他没有为此屈服。1996年，因为呼吁释放因参与示威而仍被囚禁的人士，刘晓波被判处劳教三年。
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发起人，但他后来参与了公开发布这份声明之前的准备，并且让它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他还在北京挨家挨户地敲门，动员知名人物签字。
这一请愿书一开始吸引了303人签字，其中包括刘晓波动员的许多中国着名作家、学者、律师和卸任官员。截至2009年5月，签字人数已达8600多人，包括海外支持者。
“他能兼顾体制内外的人，”刘晓波的朋友、同样也签署了《零八宪章》的崔卫平说： “他还把来自不同世代的反对派运动联系起来。我不认为除了刘晓波还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刘晓波和大多数其他签署者对可能受到严惩的风险不以为然。但他的妻子刘霞担心政府会严加报复。在刘晓波的审判陈述中，他感谢刘霞的“无私的爱”。
“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他写道：“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
身陷囹圄，声闻天下：刘晓波作品摘录
香港——中国政府试图扼杀刘晓波的声音，禁止公开出版他的作品，不允许他公开发表言论，并把他关进牢狱。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已在海外出版。它们揭示出，刘晓波是中国民主变革的坚定倡导者，他会严厉批评中国政治权威，以及颇受推崇的一些中国作家，甚至有时也严厉地批评自己。
刘于本周四逝世，在1980年代，他曾是北京一位充满激情、言辞尖刻的讲师和文学评论家。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他成了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6月2日，军方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者之前的两天，刘晓波和三位朋友开始了绝食。他们宣称：
我们主张以和平的方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但是，我们不畏强暴，我们要以和平的方式来显示民间的民主力量的坚韧，以粉碎靠刺刀和谎言来维系的不民主的秩序！
（英文译文选自林培瑞[Perry Link]的《没有敌人，没有仇恨》[No Enemies, No Hatred]）
刘晓波是《零八宪章》宣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它呼吁通过政治变革使中国实现民主化。这份文件最初有数百名中国知识分子签署，最终导致他于2008年12月被捕。2009年12月25日，他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入狱11年。《零八宪章》部分节选如下：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
（英文版由林培瑞译）
刘晓波在审判过程中为《零八宪章》辩护，他说这份宣言准确描述了19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1958-61年的大跃进、文革，以及1989年6月3日至4日的天安门镇压事件。
首先，《零八宪章》指出的“人权灾难”都是发生在当代中国的事实：“反右”错划了五十多万右派；“大跃进”造成了上千万人的非自然死亡；“文革”造成国家的浩劫；“六四”是血案，许多人死了，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这些事实都是举世公认的“人权灾难”，确实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危机……
其次，《零八宪章》所申明的价值和所提出的政改主张，其长远目标是建成自由民主的联邦共和国，其改革措施是十九条，其改革方式是渐进的和平的方式。这是有感于现行的跛足改革的种种弊端，要求执政党变跛足为双足，即政治与经济同步并进的均衡改革……
再次，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里，我所表达的中国政治改革的观点，一直是渐进、和平、有序、可控。我也一贯反对一步到位的激进改革，更反对暴力革命。
（英文版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译）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他从探监的妻子刘霞口中获悉这一消息时，不禁失声痛哭，把这个荣誉献给1989年军事镇压期间遇害的人们。在士兵占领天安门广场期间，刘晓波曾参与谈判，让示威者得以撤退，因此被誉为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镇压过程中的流血事件导致了数百人，甚至可能有数千人遇害，这为他的思考带来一种深刻的焦点和持久的内疚感，他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这一点：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
（选自《用事实推翻建立在谎言上的系统》，2003年。英文版由周杉[Eva S. Chou]译，收录于《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中国国有新闻媒体批评刘晓波，特别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称他在之前的写作和采访中曾有崇洋媚外的言论。1988年他接受香港《开放杂志》(Open Magazine)采访时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香港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他表示，因为这个城市在英国统治的100年期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以中国政府“需要300年的殖民”才能赶上。但在后来的作品中，他表达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政治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一书中写道：
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我忽略了或故意回避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弱点，甚至是我已经感觉到、意识到的弱点。这样，我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对整个人类的弱点给予抨击。而只能向西方文化文明“献媚”，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同时也美化我自身，仿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
（英文版由斯塔西•莫舍[Stacy Mosher]译，收录于《没有敌人，没有仇恨》）
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因为仍被监禁，所以颁奖礼上用一把空椅子来代替他。他的演讲由挪威女演员和导演丽芙•乌曼（Liv Ullmann）朗读，那是他在2009年为审判准备的声明，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刘晓波表达了对妻子刘霞的爱、对警察以及令他入狱的检察官没有敌意，以及对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希望：
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英文版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