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文转自中国人权网
“二别扭”之现实
临近中共十九大，党媒不再大力鼓噪“依法治国”，习近平“名论”也遭到最现实的反讽。系于此类事实，我赞成流亡的人权律师滕彪的一个判断：认为习近平高度集权后会转向民主，要么是见识问题要么是立场问题。
当然，我并非“专为反对习近平”才赞成滕彪的论断，而是在“七〇九事件”三个月之前，就在一份证言的网上披露中明确表示：“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大危险在于，法律本身的从起意到成文都非常草率，而在法律粗滥之同时，司执人员素质极低，形成中国农村俗语所云‘老牛破车二别扭’。”
中办、国办联署文件干预司法
滕彪律师虽未遭“七〇九事件”之迫害，但他过来的经历使他能体会到“七〇九事件”的人权灾难性后果。我自信并未对滕彪论断进行过度诠释。所以说，北京最高权力当局的“依法治国”哪怕在最低限度上与体制外精英达成共识，也不会自己弄到今天灰溜溜的地步。比如说，我称之为习近平“名论”的那段话（2014年），大意是说：有的案件复杂不到用精深法学知识判断，仅凭基本良知就能分清对错。但在司法、执法实践中，基本良知不起任何作用。明明一审案件原告有理，但被告方给法官送钱，被告方律师从中“勾兑”，结果，有理的败诉。
一审法官心理是：“反正原告赢了，被告也上诉；被告赢了，原告更上诉。在我这‘一道’上，哪方给的钱多，我就判哪方胜诉。把你双方支到中院去，我就没事儿。”——这才是中国民事诉讼低效乃至引起大量涉法上访的最基本原因。基层法官工作量超巨、报酬超低，再加上法院养了一大帮以书记员为主体的“闲人”（都是有较硬社会关系才能进去），若真按习近平“名论”办事，一多半法官就得“卖菜”去了。
按理来说，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不能下发涉及司法责任的文件，但是，在2016年7月份，它们还真就联署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规定》。该文件指出：法官、检察官办错了小案子，“不承担错案责任”。这是一次严重违反程序的立法，不仅说明党比法大（中办比全国人大实质地位高），也说明劣质立法是隐形的人权杀手！
网易迫于维稳压力屏蔽博文
中办与国办联署涉法文件绝对是依法治国的反对物，也必将是中国法制史上的耻辱。但是，不下这样的文件，一线检察官与法官会有意见，暗抵抗；而下发了呢，当事人的人权就得不到保障了，就会被政法压住。今年上半年，我提供咨询的一个轻伤害刑事案，故意伤害行为被市级检察院复核为正当防卫，被伤害方当然不服，到市里、省里、首都上访。
沧州市经办检察官对上访人的答复令人震惊：先是说复核为正当防卫没错误，又说就算判刑也只能是缓刑。从法理上讲，正当（没过度）防卫与承担缓刑后果，只能二者选一。对此事，我写了一篇博文，对检察官的说法提出六点质疑。博文发在网易博客上，很快被首页推荐，但也很快被屏蔽——敏感政法在此中发挥了又一个隐形人权杀手的作用！
我以公民代理身份参与过一些民事诉讼，有相当经验。过去两年，一是不再做法律维权，二是涉及利害关系人尽量不参与。但是，我的一位近亲（女士，以M代称之）的遭遇迫使我介入上诉环节，并与上诉律师见了面。本来案情不复杂：学校疏于监管责任，致M的未成年儿子穆博病在学校，最后病情定为脑炎。现在，穆博已经成了残疾人，本来离异的M是低保户，摊上这么一桩大事，日子就更难了。
《教育法》无学校责任条款
且不说法律层面问题，只说一般人道，学校就“缺德到家”——在孩子病重期间，从沧州到天津再到北京，校方从未有人到津京去看望过。当中有一次电话，说“校长是要去北京看的，但车坏在半路上”云云。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就更荒唐了：驳回M作为法定代理人的原告诉讼请求。
M当然不服，找法官讲理。法官说：“不能判你家赢。要判你赢了，全国有多少学校、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学校就倒霉了！”法官的话是不在理，正如中办国办不该联署文件干预司法一样，但实情是教育立法的目标是国家效用（多出人材），即国家效用赋予学校优先地位，法官必须牺牲个案正义来维护学校利益。敏感政法再度发挥隐形杀手作用！
整个《教育法》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涉及学校对学生的监护责任，更未有教师行为不端（如体罚学生与补课收钱）的追责条款。中国法律体系中，到处是这样的立法恶意，依照如此恶法来“治国”，结果只能是国将不国。敏感政法、劣质立法作为两大隐形人权杀手，也决定了司法改革的不可能性。
“把钱全花在法院身上”
“依法治国”调门低了，人权灾难重了，是“七〇九事件”后习近平政治的基本特征。对此，历史会给出恰当的评价。从个人知识层面上，我所信奉的依法治国是：法律系统向寻求公正的个体开放，而不仅仅是统治工具。
理想高尚，现实离之遥远！上诉律师告诉我：二审时要讲和解，因为如果我方坚持弄清全面责任，“学校很可能一分钱不给，它会把钱全花在法院身上。这样的事情多了！”尽管我多有法理学知识，但面对这种可能，我真地找不出否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