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薛彩妹2017年6月20日转自
二0一0年一月三十日，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提出希望有更多学者研究探讨"中国道路"问题，他预言这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大争论。他说：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过经济萧条的危机，政治上专制独裁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经济、军事实力得到快速增长，因而世界上争论的大问题是"十月革命道路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许多知识分子都倾向"苏联模式".直到一九九0年代，苏东瓦解，争论的问题才有共识。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金融危机，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经济上发展迅速，世界上将出现世纪性大争论："中国道路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中国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模式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当BBC记者还在进行纪念二十年前东欧推翻共产政权最后一站罗马尼亚的报道时，二月十一日，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中国著名的异议作家刘晓波因为参加起草和联署《零八宪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原判。在中国持续了一年二个月的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一案，就像一个风暴眼，吸引了世界性的关注。世界不会因为刘晓波最终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而削弱关注，刘晓波风暴会继续刮下去，因为这场风暴刮醒了世界，引起了世界对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清醒认识。
重判刘晓波是向世界说不
《零八宪章》是刘晓波、张祖桦等一批八九民运参加者为了纪念六四镇压二十周年，提出宪政改革的一份公民联署签名的政治文本，它被中共当局截获时甚至连正式的名称都没有，但是它是朱厚泽先生预言的二十一世纪世纪性大争论的重要参加者，正因为中共当局的残暴镇压，必将载入史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正式提出是北京奥运之后，建政六十周年成为中共的主流舆论。其实对邓小平屠城和南巡讲话之后二十年中国发展途径提出最尖锐批评的并不是认同普世价值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左派。他们从反对“资本家入党”到揭露“和谐社会”处处溅血，成为公开的政治反对派。最近朱成虎式的军事评论员，空军上校戴旭预言十至二十年之内，中国内忧外患，在劫难逃的《C包围圈》出版，一月，他根据此书做的公开报告中有这样两段话：
“美国和日本今天的GDP比中国大，为什么是大国？那是因为人家的GDP构成，是高科技，是信息产业，航天产业，航空产业，航海产业，大型机械制造业，生物产业和现代农业！这些产业，平时都具有世界扩张性，都可以以暴利赚取世界的钱；战时，全部都可以转为国家的军事实力，消灭敌国，掠夺财富。中国呢？清朝时的GDP是茶叶、蚕丝、瓷器，现在的GDP主要是房地产，根本不能到世界上扩张赚人家的钱，只能盘剥自己的民众，还帮着国家资本打劫自己人民的财富。其他如纺织品、玩具、烟酒，统统都是低技术的东西，到国外赚的也是血汗钱，根本不能在战争时期转化为国防实力。”
“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胡锦涛政权能容忍左派的狂轰滥炸，却不能容忍《零八宪章》提出温和、理性的政改主张，主要左派反对美国，维护一党专政，《零八宪章》认同普世价值，主张取消一党专政。”
一个号称改革三十年走上世界舞台的大国，一个在联合国人权公约上签字，将“人权”写入宪法，承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胡锦涛十七大报告中讲的话）的政权，仍旧”以言治罪“，不能不受到世界性的谴责。刘晓波一审开庭，十五个国家的外交官申请旁听，二审裁定又有十七个国家外交官申请旁听，一律遭到拒绝。中共司法机构有意选择“世界人权日”起诉”，圣诞节判决，春节前三天裁定，是有意挑衅国际社会。尤其外交部发言人几次对刘晓波案回答的强硬无理，荒诞不经，连“中国没有异议人士”这样的话也说得出来，充分表现了中共专制政权的厚颜无耻。
抗议和提名诺奖的热浪
刘晓波一审被重判之后，中共政权陷入世界性的抗议浪潮之中，成为世界各大传媒的热点。捷克外交部、美国国务院、欧盟欧盟轮值主席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瑞典、德国、加拿大外交部长劳伦斯•坎农、法国、瑞士、台湾都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权的侵犯，并且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美国笔会、国际笔会所属众多笔会、人权团体发表内容相近的声明。最引人瞩目的是捷克前总统。七七宪章发起人。剧作家哈维尔和另外两位著名的七七宪章发言人一月六日冒着严寒，踏着布拉格的积雪到中国驻捷使馆直接给胡锦涛递交公开信，中国大使馆竟然紧闭大门不开，哈维尔只能将公开信投入使馆信箱。
一月二十一日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大主教图图等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摩尔、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雅夫林斯基等国际名人联名发表《一位中国的和平自由斗士》的专栏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文中写道，刘晓波应该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有两个理由。首先，刘晓波牵头起草的《零八宪章》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波兰总统瓦文莎以及缅甸民主的领袖昂山素姬等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其次，当初设立诺贝尔和平奖的目的之一是要奖励为政治改革以及推进民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在一月三十一日2010诺贝尔奖提名截止日之前，不过十天时间，哈维尔和四十位捷克国会议员、数十位《七七宪章》签署者、美国笔会会长阿皮亚教授和二十位著名的美国笔会会员作家、挪威保守党议员杨•托雷•塞纳、五十一名斯洛伐克在野党国会议员，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缪勒女士，美国七名议员纷纷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刘晓波角逐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奖委员会一贯传统是保密被提名者，但是是提名者主动公开了刘晓波的名字。
一月十七日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四位八九十岁的老共产党员发表公开信，《为刘晓波鸣不平 》，严正提出：“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北京法院的法官把赢得政权的正确口号，颠倒是非，错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现领导同志提出建议：重新审查北京市法院关于刘案定罪依据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法官违反宪法，不懂党史，是非不分，知法犯法，制造冤假错案，则严重损害国家形象、党的形象、很难证明中国是法制国家、和谐社会。”随后有吴象、辛子陵、姚监复、尹慧珉、李霖 、胡甫臣联署。
二月二日香港明报刊登李锐为首的二十名部级、司局级退休老共产党员给中共当局的上书，他们批评：“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在事实和说理两方面都不能令人信服，是以司法名义损害中共的改革开放形象。”“建议中央采取实际步骤，敦促法院撤消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他们提出两个理由：“一审判决有关刘晓波的头条罪状是“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但人民既然有责任监督政府，也就有权利表达不满，执政者怎能以“不满”治罪呢？”“法院判决把“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列为刘晓波第二条罪状。可“建立联邦共和国”曾作为中共的重要主张载入中共第二次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怎么刘晓波一重复就成了罪行？“联署人大律师张思之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这个案子很荒唐，这不是司法审判，而是政治审判。我们搞法律的人，尤其觉得荒唐。”
二月十一日，北京高院开庭对刘晓波进行二审宣判，裁定书除了公式化增加必要的部分，裁定内容一字不改照抄了一遍一审判决书，而一审判决书又是一字不拉照抄的起诉书，起诉书又是照搬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这种典型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在刘晓波身上反映出的是专制体制的狰狞。二审宣判一共进行十分钟，法官根本不让律师发言和刘晓波自辩，与重庆的审黑案、刘庄案的审理形成“一国两制”。
宣判结束后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发表声明，美国对宣判结果感到失望，并认为迫害和平表达政治意见的人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欧盟也发表声明表达同样的看法。大赦国际则说，“这个判决让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十六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发表书面声明说：“加拿大对中国法院维持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刘晓波的十一年判刑感到非常失望。““加拿大同时对刘晓波上诉案未能公开审理感到关切。上诉审理没有允许包括加拿大大使馆代表在内的外国观察员旁听。”加拿大再度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十七日，日本执政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日本众议院公选法改正特别委员长「日本‘国際大赦’议员联盟」的成员、日本支持亚洲和中囯民主化支援会的会长牧野圣修发表声明，“抗议中囯政府重判中国著名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人权。
我无罪，我没有敌人
刘晓波在二审被带出法庭之时，喊出三个字“我无罪！”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中法法庭不允许他完整宣读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目前正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我没有敌人。”取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天安门四君子”的《绝食宣言》，正是他们的绝食行动，挽救了留守天安门广场的几千名学生和平退出广场。但是学生向西拐的一支队伍，在六部口却遭遇坦克的疯狂碾压冲撞，当场伤亡多人，有的学生甚至被碾成肉酱。刘晓波参加八九学运的行为功过已经和这份《绝食宣言》永远联系在一起。“我没有敌人。”在刘晓波的《法庭陈述》里，是针对“敌人意识”而言，他说：“在我看來，改革開放始于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執政方針。轉而致力于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放棄“斗爭哲學”的過程也是逐步淡化敵人意識、消除仇恨心理的過程，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再往思想渊源深究，“我没有敌人。”并非刘晓波和四君子的创造发明，而是长期向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这些中欧思想家认真学习所得，中欧这批思想家正是以“没有仇恨”，“将对方当作对手而不是敌人“坚决地长久地抗拒着共产主义暴政，是他们用“七七宪章”运动和KOR的实践,,推动着公民社会的发展，米奇尼克在波兰变革中担任的角色被评价“如同甘地”。正是他们长期掀起的思想风暴在一九八九年唤起民众上街，人民的行动促成了共产政府的垮台，至今“没有仇恨”，的思想仍旧捍卫着中欧的自由，抵御着自由的敌手——专制的复辟。
米奇尼克说过，哈维尔和他是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二大的“私生子”，可是中国的“私生子”北京大学的“五一九”一代，早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反右运动碾成齑粉，最后一块活化石林希翎也于去年九月病逝法国。刘晓波作为六四一代从前苏联和中欧思想家获得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承，只能说明中国民主化的艰辛与曲折。
中共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镇压，对谭作人这样的环境保护者的镇压，已经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仅是对底层人民无情榨取，对资源掠夺式开发，对环境疯狂地破坏的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对全体人民政治权利进行全面剥夺的一种政治模式。刘晓波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的一段话“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只能是对“我沒有敵人”政治理念的生动的阐述，怎么会是对专制政权的“乞求”呢？中共政权难道会把一个下跪的人判以十一年的重刑吗？“我期待，我將是中國綿綿不絕的文字獄的最後一個受害者，從此之後不再有人因言獲罪。”这是令专制体制心惊胆战的政治目标的表达，如果人人具有良知，敢于揭发出真相，再强大的专制政体也会散架。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纪性争论已经开始，中国大地准备迎接的是思想的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