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当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芜写道："21年后重新审查当时各单位的'反右'运动，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扩大化'了。我被'扩大'，开始是想不通的，但经过大会压、小会追，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我们那里别的'右派'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博讯 boxun.com)
舒芜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反右斗争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对被强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认的，而后在持续的压力下才终于"低头认罪"；然而这种认罪又并不仅仅是迫于外部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过。这就和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当事人内心是自觉冤枉的；而反右斗争以及毛时代的其他许多政治运动的结果却是，它最终使得受害者自己也认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实际上不曾犯下的罪过。
那么，这种奇特的思想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不错，"政治催眠术"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衹是一个比喻而不是解释。以下，我将试图对此一现象给出我的解释。
1、 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刘宾雁讲过，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情况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大多数右派后来低头认罪，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的强烈批判，因此对自己原先的观点或主张产生了动摇、怀疑，直至最后的自我否定。因为一般来说，政治观点的是非对错是根据它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赞同为标准的，当你发现你的观点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这里不妨再谈谈实践标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978年，中国展开过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政治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站不住脚的。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呢？如果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20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深入思考便可发现，当我们反对"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这句话时，其实我们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价值。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杀20万人不可能换20年稳定。我们的意思是说用杀人的办法换取稳定以及刺刀下的稳定严重地违反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不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可能，我们是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不应该。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实问题，而是"该不该"的价值问题。
所谓价值，主要是涉及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感觉，通常我们称之为道德感和美感。不过这裹的"感"是心灵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们觉得杀人是恶的，花是美的，那和我们觉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后者衹涉及我们动物性的生理结构，前者还涉及我们人性的心理结构。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二书中，康德分别对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条道德的绝对命令："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去要我行为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逭条绝对命令的意思和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十分相似。它对政治思想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汉娜。阿伦特的分析，康德对审美判断的见解更有启发性。和一般人把审美判断仅仅视为趣味问题，仅仅视为纯个人性的问题这一观点不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认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别人同样会认为是美的。其次，祇有在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情况下，你才能确有把握地获得关于某物是美的这一判断；换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明确的审美判断。美感是主观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纯个人的，而是与他人共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审美中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极为相似。
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会使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可以独立地发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祇能是模糊的、朦胧的，如果我发现我和别人的感觉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对待纯口味问题那样，对这种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会寻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确定自由落体定律那样找到一种客观的测度验证手段，我祇有诉诸交流和辩论。这种交流和辩论可能包含着大量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我不可能找出一种逻辑或一件事实迫使认错；我祇能通过一系列分析说明，最后诉诸于对方的内心，期待对方心中也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受。除非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我很难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信心。当伽里略迫于教会压力而放弃日心说时，他还讲了一句话："可是，它（地球）毕竟是在转动的啊！"这就是说，在举世皆表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仍可以对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识判断深怀信心。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观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码是自我怀疑。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我们知道，反右斗争的第一步就是点名批判。它把被批评者从人群之中划分出来，并且动员其他人共同参与批判，形成所谓群众运动，造成铺天盖地的声势，从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党和群众的批判，被批判者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驳党和群众的批评，岂不是大有和党对抗，和群众对抗的可怕嫌疑？我们知道，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少不了会有一番"帮助"被批判者"端正态度"的插曲。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场，否则便被视为"对抗运动"——那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认为自己正处于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总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状，因为那便表明他们的优越得到了承认。如果被批判者竟然争辩反驳起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说你是对的，那岂不是等于说党错了，群众错了吗 ？那岂不是等于说你比党，比群众还高明吗？于是，这些人果真会对你产生愤慨。这样一来，你的处境也就更危险了。你不得不发现还是放弃争辩为好。
在共产党那里，批判是阶级斗争，它从来不是平等的辩论，而是单向的口诛笔伐。其特点是：粗暴，武断，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更要命的是，这种批判是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你本来或许还胸有成竹，以为你可以舌战群儒，澄清问题，说服对方，但事到临头你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不但不能还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说，这种大批判很难让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强烈地感到别人都是反对你的，你的观点是被众人唾弃的。你也许感到很冤枉，但同时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