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最近，在《民主论坛》上读到署名司鹏程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以下简称“司文”）虽然此君在文末也声明该文不针对任何人，并对当年“右派”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纵观全文，全是对当年这些受害者的谴责与挞伐，好象这些人是自作孽活该受罪，甚致将“右派”“定性”为“自上贼船，为虎作伥”，简直是“死有余辜”了。个人作为当年反右运动的受害者，至今未获“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员，对司先生的高论殊难苟同。 (博讯 boxun.com)
一
“协助中共夺权”，是“司文”加于“右派”们的第一条大罪，好象当年若不是这些“右派”们大力支持中共，共产党怎能那么快取得胜利。既然如此，你们遭难也是自食苦果了。在这里“司文”举出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为例，以证其所言非虚。但他却故意“忽略”了一点，即五七年被划为右派的人数，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按照司先生的逻辑，这些农民也是咎由自取，活该受罪了吗？
政治人物，在取得政权前，以各种诱人的许诺，号召欺骗民众，为其效劳，取得政权后却背信弃义，食言自肥，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作为社会舆论，或评价历史，受到责备的当然应是背信弃义的政治人物而决不应是受欺骗的众生。何况当年毛泽东利用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的弊端，把他自已打扮成高举民主，自由大旗的“斗士”，其欺骗伎俩，表演手法，在当时堪称“超一流的高手”。受骗者甚至包括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样杰出的政治家。这种大奸似忠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仅毛一人。“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是后人咏史的诗句。说明高超的骗术，虽不能骗人于永远，却可在一定的短时间内骗倒许多人，包括聪明和杰出的人。而司先生不谴责骗人者，却一味怪罪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孙悟空的金晴火眼，不能一眼看穿白骨精，你们就是愚昧，就是该倒霉。以这样“事后诸葛亮”的“高人”姿态来教训别人，恐怕很难令人信服，到反而令人怀疑这位“高人”究竟是在帮谁张目，替谁辩护。
至于司先生指出的储安平，罗隆基等人已经查觉到了毛的独裁更胜于蒋，仍然要一条道走到黑。即使完全属实，也只是少数人的问题。以少数几个人来概括百万“右派”都是中共骗人的“同路人”，“支持者”，未免太以偏概全了吧！
二
“司文”另一以偏概全的手法，是把“反右”说成是“一次文雅的政冶运”。我不知身居海外的司先生来没来过大陆，从他文中所举的几个“文雅”例子，都是毛泽东所谓的“上层头面人物”，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了“国际影响”，对这些人“文雅”一点，那是中共的一种高明策略，说白了就是要装点一下门面，以显示“我党”的宽大为怀。能享受这类特殊待遇的最多不过一，两千人，而且主要是在北京“首善”之区。越往下走，越到基层，越到一般民众，则离文明越远，只有赤裸裸的残酷与野蛮。一旦被划为右派，接踵而至的就是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挂牌，游街，“君子”动口也动手；侮辱，漫骂，父母妻儿皆株连。接下来，轻则砸饭碗，断其生计，送管制，交“群众”监督。重则不经司法程序，便送劳教；任意罗织罪名，一纸送入大牢。“四·一五”，夹边沟，新鬼烦冤旧鬼哭；沙坪农场，中川铁厂，荒野白骨无人收。这难道就是“司文”说的反“右派”，“是人民内部矛盾”，或“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嗟乎，一入右册，哪个不是血泪斑斑？当上右派，谁人不是妻离子散？而司先生就拿那么几个上层头面人物（而且主要是在北京的），再加上毛泽东在官样文章里，满嘴仁义道德，口惠而实不至的许诺，诸如什么“对右派的处理要比较宽大，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便断定“反右”是“文雅的政治运动”。请问：“文”在哪里？“雅”在何处？真不知此君是高度无知，还是偏见使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