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张华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六四”镇压28周年前夕，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85岁高龄的鲍彤在北京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电话专访。鲍彤表示，尽管当局拒绝解决“六四”问题，但在人民心中对“六四”早有定论。
今年“六四”28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未如以往般被当局强制旅游，而是留在北京家中。
虽然有关部门早已向他“打招呼”：在此期间，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言论等等。但是鲍彤依然打破沉默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对于民众强烈敦促政府公开六四真相。他说：
“领导不解决，老百姓已解决了。现在老百姓心里凡是了解当年真相的人，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所以你不解决，他解决。几个人不解决，大家来解决，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算表面不解决，那也没有什么问题，秦始皇当年也没有解决焚书坑儒。书怎么能够焚，儒怎么能够坑，知识分子呀，当时好像也没有要平反。汉高祖好像也没有平反它，一直到慈禧太后都没有平反它。但是历史都清楚，都明白。历史之所以明白，就是因为当时有真相。真相留下来了”。
鲍彤表示，解决六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解决中国一系列问题的其中一把钥匙：
“其实解决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打开现在一系列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的一把钥匙。就是今天中国所存在的一切重大问题要解决它是一把钥匙。钥匙有很多，但是这也是其中的一把钥匙。这一把钥匙也是回避不了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把中国变成一个不说话的国家, 那么，邓小平就靠六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腐败而不能自拔的国家”。
鲍彤还称，邓小平颠覆了公权力，违反了一切文明的道德规则。他认为，当前中国的道德已经不是传统的道德，而是中国特色的党道德：
“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就是，我说他合法，他就合法，他就不腐败；我说他不合法，他就是腐败。这已经好比到了没有游戏规则的地步。现在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只要领导批准的就是不腐败，只要领导不批准的就是腐败。这就发生一个中国特色的站队问题。这个领导站队对了，那么他批准的就不是腐败；如果发现这个领导站队错了，就是说他批准的也是不合法的，也变成腐败了”。
鲍彤认为，在中国官本位背景下，道德就是权力批准道德、权力批准法律。他分析官场所谓的道德准则时说：
“你说媒体姓什么，姓党；道德姓什么，姓党；权力姓什么，姓党；而且还必须是姓站对队的那个党，不是站错队的那个党，不断会有变化的。每一个被打下来的官，在他被提拔上去的时候，他都是站对队的。一旦有人把他打下来，那么他一定是站错队的”。
鲍彤说，1989年学生运动正是从反腐败开始，但遭到镇压：
“群众反腐败本来是道德的、合法的、正义的。那么，你一开枪就是对道德开枪、对正义开枪、对法律开枪。政府对公民开枪，这个问题不解决，意味着这个权力可以向公民开枪，权力为腐败保驾护航。所以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不管你用哪一把钥匙来使中国前进一步，它必然牵涉到一个问题：权力有没有资格批准政府，批准道德、批准法律”。
1989年，中国民众发起的八九民运最终遭到解放军开枪镇压。有学者将六四看作是中国历史和政治的分水岭，而不是文革。中国政府派军队向民众开枪，令百姓对中共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幻想破灭。但有支持政府的言论称，派兵镇压换来社会稳定，而且还带来了此后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鲍彤说，由于官方将民间谈论六四视为禁区，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何为六四，因此对官方的宣传内容，无从判断。
他说：“六四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知道。不仅不知道，而且党的教材还规定，就是六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老百姓开枪是正确的、必要的、果断的，是建立了中国经济的起飞。要知道，这是以腐败为发动机起飞的体制”。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而逝世, 引起各地大学生强烈反应，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学生以大字报、挽联等方式哀悼，继而引发民间“反官倒”，争取“民主、自由”的诉求。
鲍彤于5月28日被捕，后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7年。鲍彤刑满出狱后，一直被当局软禁；2003年起，每逢六四周年期间，均会被当局带离北京，强制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