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迷思
作者：陈奎德
“中国模式”，史无前例？
中国的现状日益引人瞩目。关于所谓“中国模式”，众说纷纭，人言言殊，以致中国的真相简直就成了那黑泽明小子导演的“罗生门”，扑朔迷离，有多少论者就有多少个“中国”。
美国舆论重镇《华盛顿邮报》发表詹姆斯.曼（James Mann ）的文章：题为“中国的挑战：无自由的耀眼致富模式”（THE CHINA CHALLENGE： A Shining Model of Wealth Without Liberty）。作者声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自由民主模式未来的新挑战，并且赢了。他说：“对全球竭力抓牢自己权力不放的威权主义领导人而言，中国越来越适合当作蓝图。我们习惯于把中国当作一个经济奇迹，但它也变成了一个政治模式。北京已经显示，他们不必在权力和利润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可以二者得兼。今日中国展示，一个政权能够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而不需要透过选举来确立合法性；一个执政党可以维持对信息和互联网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而不会放缓经济增长。并且它显示一个国家的精英可以被舒适公寓、赚钱机会和个人的重大升迁以及非政治性自由（服装、娱乐、性、海外旅游）所买断。”
詹姆斯.曼先生是一位中国问题的资深学者和作家，1984-1989年曾任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写过诸如《北京吉普》等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现在在著名的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任驻校作家。应当感谢他的点拨，使我们知道，中国终于创造了一个独步古今的非凡模式，傲视全球。看来上苍确是偏爱中华，要另立新规律了。
然而，保守固执的我辈仍想深究：中国模式，果真如此异于他国，震烁古今？它果真如此难于理解，无法用主流的经济政治学说解释？所有过去人们所称的普遍人性，在这里统统失效？
让我们来倾听历史的回响。当我们退回几十年，我们会听见希特勒、斯大林等诸多统治者在其鼎盛期的演讲，他们都曾强调自己民族、国家及其道路的独特性，蔑视西方主流的经济政治学说和制度模式，都认为自己开天辟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独一无二的全新道路，开创了历史。譬如，在1933年上任后第三天，希特勒就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阐明德国不同于英法美的独特的（反西方）民族性格，申明第三帝国的独特道路。
的确，中国的经济增长快速。但是，认为“中国现象”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是否过于夸大其词了？
上世纪前苏联的经济，从30 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维持高速增长，它那时的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速还要高。认为苏联的共产制度开创了人类崭新的生活方式东西方评论家，比比皆是。而德国的希特勒则声言他要“拯救德意志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他的确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倒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为1.3%，而同期美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失业率分别为1.89%、8.1%、8.7% 和9.9%。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德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呈急速膨胀，令世界瞠目结舌，忧惧交加。而南韩、台湾，在军政府统治或戒严状态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经济起飞神速，在在令国际社会眩目不已。
上述这些国家与地区，当年政权与当下中国政权一样，都是非民主政权：或是极权主义，或是威权主义，因此，都镇压有组织的反对派，并且不需要透过选举来确立合法性。它们与中国一样，不必在垄断权力和经济增长之间作出选择，而是二者得兼。然而，几十年后，历史的判决如何呢？苏联、纳粹德国，这些非凡的挑战自由民主的模式，现在到哪里去了呢？南韩、台湾当年的经济起飞式的威权主义，而今安在哉？统统烟消云散了，它们已经化为历史尘埃。作为当年“独步古今的非凡模式”，而今统统皈依了平凡普遍的自由民主模式。
纵观历史，环视全球，在中国发生的此类专制下的经济增长，即所谓中国的“独特”模式，稀罕之处何在？何以能被夸张为难于理解的历史性“奇迹”？
“五大自由”：中产满足？
詹姆斯.曼论及中国城市精英目前已获得的“五大自由”：衣着的自由，购买所需品的自由，出国观光的自由，有婚外情事的自由，投资和获利的自由。他们潇潇洒洒，逍遥自在，看起来比罗斯福给的“四大自由”还多。有鉴于此，精英们似乎心满意足，无复他求了。因而詹姆斯.曼说；“在中国，中产阶级支持或至少符合现有政治秩序；毕竟，这种秩序让中产阶级走在前列。”这一观察，就目前现状而言，大体不错。这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与心态，就像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后期的精英们一样。既然“五大自由”基本上都有了，汽车洋房，灯红酒绿，衣食无忧，难道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据此，詹姆斯.曼嘲讽克林顿、布什和布莱尔：“在1997年，克林顿总统说中国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预言，正如柏林墙不可避免倒塌一样，（在中国）政治变革也将会降临。布什总统也多次重复同一主题。他曾说：‘同中国的自由贸易，时间是在我们一边。’英国首相布莱尔两年前说，他认为中国有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导向民主的动力。不。并非如此。”
然而，詹姆斯.曼先生果真有什么坚强理据，可以如此断然否定上述西方政治家的判断及预言呢？记得二十多年前，众多的西方的克里姆林宫学的专家也是这样嘲讽里根总统关于推倒柏林墙的呼吁的。这些学者当时看到苏联共产党虽然经历种种危机，但仍然长期控制政权的持久能力以及作为超级大国的诸多成就，特别是耀眼的国防力量，他们已经把共产国家的存在看作永恒不变的既成事实了。因而，不少西方学者视里根为昧于现实的白痴。
但历史并没有嘲讽白痴里根，反而给了这些专家们一个大大的尴尬：1989到1991年的苏东巨变，迫使几乎所有的此类西方专家们遍地乱爬，寻觅被跌破的眼镜。
众所周知，前苏联并不是被外部的武力进攻所打败的，它是被它自己打败的，是被自己的人民所抛弃的，其中的关键力量之一，正是那些看来满足现状的“精英”。为什么？前苏联的这群“精英”何以最后成了大帝国崩溃的重要推手呢？原因无它，这是长远利益的杠杆推动所致。从根本上，像苏联和中共这种反智类型的垄断权力的政权，本性上就不相信“精英”，本性上就不能善待自己的同胞。即使是对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也一样。是的，精英们可以一时被舒适公寓、赚钱机会和个人的重大升迁、非政治性自由（服装、娱乐、性、海外旅游）所买断，但他们不可能永远在公权力机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能长久变成无声的人，不能永远是聋子和哑巴。（而在“党中央”方面，分一杯羹给你可以，但绝不允许你分享或染指关键性的垄断权力。）长此以往，精英们固然酒醉饭饱，却仍然寝食难安。盖因朝中无人，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被权力当局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予取予夺。他们的利益，离开制度性的保障，犹如空中楼阁，根基不稳，缺乏安全感，没有长远性。
君不见，那些中国富豪榜上的精英，已经有多少身陷囹圄，或亡命天涯？就以2002-2003年来说，部分民营企业家们就纷纷中箭落马。《福布斯》富豪榜的第二富豪杨斌被捕受审，第三富豪仰融逃亡美国，明星富婆刘晓庆进驻秦城，开明儒商孙大午身系囹圄……人人惶恐终日,不少企业家并悄悄设法从《福布斯》的富豪榜上除名，以策安全。
何以笑容可掬地“欢迎资本家入党”的中南海当局有时会突然变脸？
笔者曾分析过个中微妙：时不时地，北京之所以从“官商合流”转向“杀鸡儆猴”，一为充实被银行烂账淘空了的国库，二为平抑日益加深的贫富鸿沟导致的民怨。“一石二鸟”，何乐不为？反正高官子弟富豪绝不会被损及毫毛的。至于民间企业家呢？对不起，借用毛泽东在文革后期抛弃造反派时语言，“现在是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总体上并不影响民营企业家琅裆入狱的这一惊人现象的真实性。
仰人鼻息，无制度保障，纵然坐拥金山银山，随时都可能转眼化成海市蜃楼。中产阶级也好，精英阶层也罢，以它们的精明，不可能看不到自己的长远利益的。一时的政治冷漠，不可能永远掩盖长远的利益盘算和政治直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所谓“人是政治动物”确为千古不易之理。看看香港这个长期以来被世人惯称作政治冷感的城市，在回归大陆后是如何变成政治沸腾之都的，就不难明白个中奥妙了。
外交成就，进入主流？
应当承认，在外交方面，北京当局近年来有所改进，是颇有斩获的。正如詹姆斯.曼所说：中国的模式“不仅给缅甸、津巴布韦、叙利亚和朝鲜等受孤立的国家，而且给美国的一些抵制民主呼吁的重要伙伴（埃及或巴基斯坦），给我们的邻居古巴和委内瑞拉提供不断的希望。”“（许多国家）越来越转向北京。而且同情感常常是双向的：中国在近年来帮助支持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古巴和朝鲜。”
他描述的上述现象的确有一定的事实根据。如所周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其注意力长期聚焦于人际关系，并特别看重面子，强调“内外之别”，笃信“家丑不外扬”。在这套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官员，要练就一套圆熟谨慎周到的外交技巧，并非太难的事，甚至可说是驾轻就熟。这方面，周恩来就是中共的巅峰代表，他缔造和涵养了中共外交的基本手法与传统。加上最近些年来，北京经济起飞，比过去更有实力撒银子买朋友，因此在外界看来，北京近年的外交似乎连连得手，风光十足。而美国则因为“管闲事太多”，似乎处处在挨骂。
但是，这种外交情势，是否真正意味着北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有吸引力的制度模式？北京是否已经拿出了一套足以同西方抗衡的价值理念，并代表了未来？以致使各国都心悦诚服，万邦来朝？
人们不会假装看不到北京的“伙伴政权”都是些什么国家：缅甸、津巴布韦、叙利亚、北朝鲜、津巴布韦、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古巴……。不用再数下去了吧。对这些“朋友”，我想，多数中国人也许都羞于启口，遑论那些精英了。北京政权信誓旦旦要与之接轨的“国际社会”，就是这些国家？实话实说吧，在国际上，它们基本上都被称为“失败的国家”。虽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理固其然。但北京毕竟还有一点“向上”之念，与这样一批国际“人渣”为伍，恐怕连中南海内诸公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的。美国这个世界警察虽被人骂骂咧咧，但一到关键时刻、危急时刻，人们会发现，多数国家（甚至包括中国的小兄弟如被韩、越南等），仍要求助于美国，而非中国。
撕开花团锦簇的包裹，直抵中国处境的实质内核，一个基本事实必须正视：在1989年至1991年东欧与前苏联的共产主义大溃败之后，从根本上看，北京政权在国际主流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其实是一个孤岛，虽然是个庞大的孤岛；其实是一个异数，虽然是个笑容可掬的异数。
有些东西，无论如何西装革履，人模人样，终究是沐猴而冠。
奴工事件，预示前景
中国问题的根子是在内部。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曼先生不会不知道最近刚刚发生的山西黑窑奴工事件。这一非法贩卖、拐骗甚至绑架儿童、少年，使之成为黑砖窑的奴工，被长期残酷压榨，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事件，骇人听闻，震动全国。它不是一天两天之事，而是持续了好些年；它不是单独偶发的事件，而是遍及全省，甚至侵犯外省的大面积事件。正如六四屠城，正如萨斯事件.....，它们在在表明了中国的制度性失败，表明了中国的向下沉沦。它所警示给我们的是应当重塑制度，构建真正保障公民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宪政秩序。
詹姆斯. 曼应当明了，如果中国模式真有吸引力，如果北京真对自己的模式有信心，何须如詹姆士观察到的“维持对信息和互联网的相当大程度的控制”，何须要建立水泼不进的“金盾工程”，封锁资讯流通？如果确实身为“赢家”，中共多数上层领导人何须把自己子孙及其财产送到“输家”如美国等“制度过时”的西方国家，并取得其居留权甚至入籍？
北京当下的抵抗普世价值，包装“成功模式”，不过是拖延时日而已。它目前营造自己是成功模式的法宝有二：一是封锁信息，然后努力包装，竭力向外宣传推销。二而是吸取前共产国家级其他专制政权垮台的教训，竭力弥补一切可能导致溃堤的漏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患于未来，扼杀于摇篮。但就是不愿根本改革制度。这种方式，导致不满之民怨之水，越积越多，堤防越筑越高，堤坝千疮百孔，中共东堵西防，疲于奔命。今天他可能还有能力补漏，然一旦到了某日，濒临临界点，则补不胜补，防不胜防，“按下葫芦起了瓢”，堤防将全线崩溃也。
届时，詹姆斯. 曼们将如何自我解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