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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5月21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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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从七九年民主墙时期杭州湾《浙江潮》那遥远的涛声，到八九六四的仰天长啸和壮怀激烈，直到九八年那彪炳史册的注册申请，在浙江民主运动的每一个重大关口，都能看得到王东海那魁梧的身材，听得见王东海那豪爽的声音。浙江的民运史，是与王东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东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是一面猎猎迎风招展的旗帜。
作者和王东海在临海三江湿地公园（12.4.26）
往事历历已成碑——祭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王东海（下）/吴苦禅
王东海在临海桃渚古城戚继光纪念馆（12.4.25)）
往事历历已成碑——祭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性人物王东海（下）/吴苦禅
临平山麓，难忘狱中
我和老驴相识于22年前，那一场腥风血雨以后的临平狱中。当时浙江省的六四良心犯绝大多数集中关押在省第四监狱，从而使得四十多位来自全省不同地区的热血男儿有缘相聚相识。老驴是王东海在难友中的绰号，当时难友中有三头“驴子”：“老驴”、“二驴”和“小驴”，“二驴”是杭大经济系学生、浙江“高自联秘书长”方月松，“小驴”是浙江农业大学大一学生齐南南——他的罪名是“堵塞交通”。王东海比方月松和齐南南这帮大学生年纪大20来岁，是他们的父辈人物，但他却乐于接受“老驴”这一雅号，没大没小的，成天与“二驴”和“小驴”这些青年人嬉闹，从此“老驴”也就代替了他的名字。
老驴大约比我迟一个月入监，当时狱方规定，同犯之间不得互相交流案情，不得高声谈论，空气十分沉闷，惩罚式的操练在不停地折磨人，而由刑事犯担任的犯人组长又盯得特别紧，这使得我们感到度日如年。记得在一个春日的下午，一个身材魁伟，操一口杭州口音的中年男子来到了我们“入监队六组”，我悄悄过去，轻声问：“你做了什么事？”他居然用杭州话高声答道：“游行!”说罢就大大咧咧地拿出判决书让我看，还在一边绘声绘色地介绍，这下子几个难友都乘机围拢过来，气氛一下子变得诙谐活泼起来……平时总是绷着脸的犯人组长仿佛也受到感染，睁只眼闭只眼地微笑着说：“好啰好啰！”意思是要大家注意点，不要再高声谈笑了。
从此以后，我们艰难的劳改生活中有了笑声，队长也不再像以前那么严厉，动不动就关人禁闭。我和老驴都因六四屠城以后组织游行抗议而被判刑两年，老驴经常揶揄我的迂阔：“你游行时高呼共产党万岁判两年，我不喊万岁也只有两年，我们的党很英明，知道吴高兴同志很狡猾……”听杭州的难友说，老驴是个老民运，七九年就主办过民刊《浙江潮》，但他天生像个相声演员。在狱方为洗脑组织的“学习会”和“讨论会”上，老驴常常用他特有的调侃和戏谑来消解虚伪和僵死，使会议变得轻松愉快。时光虽然已经流逝了廿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为了避免惩罚，小组讨论时，难友们必须一本正经地挨个发言，煞有介事地批判“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不知怎的，突然，老驴一个鬼脸，一个手势就引起一阵嬉笑和骚动，队长无由加以训斥，往往只能低声责备一句：“王东海！”“噢！”老驴低头应声，算是听命，但过了一会，又故伎重演，由于只是些令人忍俊不禁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最多是些噱头，弄得队长无可奈何，慢慢就放松了监管。
老驴用来征服别人的最锐利的武器是幽默。入监不久的一天，监狱对我们这些良心犯和思想犯进行挂牌拍照，牌子是一块长方形的小木板，上贴一张写着犯人姓名的白纸，用小铅丝吊着套在犯人的脖子上，就像狗主人把狗头牌套在狗脖子上一样，同犯们排着队，挨个上去拍摄。监管有方的队长准备了两块牌子，前一个还没有拍好，后一个就得做好准备，将写着自己姓名的白纸贴到木板上。我猜这是狱方的一种心理战术，目的是要造成我们的自卑感，让我们意识到在这里矮人一头，不配享有人的尊严，我感到这是最难跨过的心理关，但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当时老驴排在我前面好几个，只见他早早就将贴着“王东海”三个白底黑字的狗头牌套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笑嘻嘻地站在那里等候着，仿佛是孩童兴冲冲地等待上去表演……一看老驴子这副模样，我忍不住偷笑，心中的受辱感顿时烟消云散。
老驴擅于化干戈为玉帛，他一句话就能使人转怒为喜。那时监舍里的厕所是蹲坑，每个人大解以后都必须放水冲刷，以确保没有臭味。有一天上午，在出工劳动前的集合会上，处事严谨，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潘指导员表情严肃地指出：“今天早晨有人上了厕所不冲洗就走了！” ……大家顿时陷入难堪的沉默，这时，我站了起来，愤慨地说：
“这是道德品质问题！”
“我品质不好……”我话音刚落，老驴就站了起来，像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低着头用和软的杭州话认错。
“哈……”
他的道歉引起一阵哄笑，我也在欢愉的笑声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上纲上线。
老驴的脾气温驯得像一头驴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怒火。他不但在北京屠城以后的红色恐怖中打出“向我开枪”、“死为鬼雄”的横幅，带领职工上街游行抗议，在狱中，偶尔也会像七八岁的孩子一样，为丁点小事与年青的难友口角闹架。记得1991年初夏的一天，老驴在画室为浙美院的三个学生裱画，那天午后，不知为的什么，这头驴子与“崔半仙”闹起情绪——崔半仙就是那个北京屠城以后兀自爬到省政府楼顶降半旗志哀的崔健昌，浙美院工艺美术系的学生，因其神经质的言谈举止而被难友们冠以“半仙”的雅号。当时这头驴子横在画室门口，半仙气冲冲的要出门，老驴不但不避让，反而用手轻轻一撩，以示不满，半仙一时火起，顺手抄起一把凳子就往驴头上砸，砸得老驴鲜血直流……老驴在年龄上是崔健昌的父辈，这下子，半仙触犯了众怒，潘指导员为了严肃监规纪律，紧急召开直属中队犯人大会，要求大家发言表态，明辨是非，吸取教训。全中队的难友纷纷谴责崔半仙的不义之举，我怕半仙又要关禁闭，站起来为他辩解，批评老驴不该与崔健昌这样的青年人闹情绪，为此，一直对我比较相信的指导员事后连续几天气冲冲的，愤慨于我的“颠倒是非”，而老驴对我的报复是，做着鬼脸，操着怪腔，呱啦呱啦一顿呛白，逗得我前俯后仰，笑出了眼泪，崔半仙则会后就含泪向老驴道了歉。
在狱中，老驴的快餐面是大家的公用品，谁都可以任意取用，包括对我们身负监管之责的队长，也乐于一起享用。为此，毛国良还曾经向指导员“告发”，要求指导员保证不将他的告发泄露给当事队长，老驴得知此事，一边追打毛国良，一边嘻骂：“妈妈的毛国良，你一边吃老子的快餐面一边告发老子……”
共同的记忆：东太平巷那间小屋
出狱以后，无论是我们这些头撞南墙不肯回者，还是那些融入经商大潮的大学生，以及后来的浙江民主党人，东海在胡庆余堂曲折小巷中的那间蜗居，一直都是大家共同的歇脚点、联络点和聚会点。无论是当年林牧先生的南下，还是王丹第一次坐牢出狱以后的杭州之行；无论是华盛顿邮报记者孙晓凡和加拿大环球时报记者黄明珍的造访，还是海外民运大佬王炳章的避居；无论是九0年代中期全国万马齐喑中浙江的阵阵呐喊，还是九八年石破天惊的组党申请，浙江民主运动的一出又一出历史剧的上演，其场景都少不了东太平巷那间热闹而拥挤的小屋，期间一直穿梭着王东海那忙碌的身影。
1991年夏天以后，难友们陆续出狱，虽然生活十分艰难，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难友，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老驴出狱不久，即在深圳遭到拘捕，被押回杭州“老东岳”关了两个月，原因是身上带着法院的判决书、监狱的释放证和反映狱中难友情况的材料，有“非法越境”之嫌，受牵累遭关押的还有其妹妹王忆素。1993年十月，我们五、六个联系最密切的难友举行了第一次聚会，地点在龙井附近老驴的一间租住房里——当时他把东太平巷的房子让给原配夫人作为拆迁的过渡房。此时，狱中抗争的领头人毛国良刚出狱不久，大家都认为有必要聚会一次。依稀记得那天下午，陈龙德把我接到老驴的住处，老驴指着一个年青女子对我说，“这是我的夫人”——她就是后来为民运朋友们所熟悉的程云惠女士。这一次聚会以后，在老驴的资助和安排下，毛国良南下深圳，同时在我的介绍下，老驴拜访了许良英先生，以后他又陆续造访了刘念春等民运朋友，这样，我们就跟全国其他省区的朋友慢慢建立了联系，同时我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陈龙德还常常专程来临海跟我交流情况。
1995年十月底，祖籍义乌的林牧先生回家省亲路过杭州，在王东海家逗留多天——其时老驴已搬回东太平巷居住。林牧先生曾经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又是党内开明派元老习仲勋的挚友，林老的到来，影响很大，许多朋友，包括王友才和傅国涌等都慕名前来拜访。林老准备搞一个呼吁平反六四的签名活动，因此陈龙德打电话把我也叫到杭州。那天晚上我跟林老交谈不到两个小时就遭警方冲击——我和王东海、陈龙德、王友才、傅国涌、王强等几个朋友都遭到关押，而林老则被送回了西安，从此，我们跟林牧先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直到2008年老驴搬到三墩的廉租房居住，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胡庆余堂附近，东太平巷里12号三楼的这个双套间，一直成了我们在杭州的落脚点，这里的一桌一椅，一碗一筷，都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令人无法忘怀，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和陈龙德、毛国良、傅国涌等几个密友在这间小屋里无所顾忌地瞎聊，彼此倾诉自己的遭遇和社会不公，同时也结识了王友才、吕耿松等许多新朋友，而不厌其烦地为我们烧饭做菜的，正是我们共同的兄弟老驴子……可是这一切，如今已永远不可能了！
1996年夏秋，陈龙德、王东海和傅国涌因联名呼吁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而先后被劳教，浙江民运暂时沉寂下来，但王东海即使在监外执行的一年劳教期内，也没有停止民运活动，在外一面为狱中受虐待致残的陈龙德奔走呼号，一面继续联络各地朋友。1998年6月底，又与王友才、林辉一起向省民政厅申请注册组建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揭开了在中国公开组党的序幕。
三十多年来，从七九年民主墙时期杭州湾《浙江潮》那遥远的涛声，到八九六四的仰天长啸和壮怀激烈，直到九八年那彪炳史册的注册申请，在浙江民主运动的每一个重大关口，都能看得到王东海那魁梧的身材，听得见王东海那豪爽的声音。浙江的民运史，是与王东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王东海，这个响亮的名字是浙江民主运动的标志，是一面猎猎迎风招展的旗帜。
王东海一生，从1946年走到2012年，66年间，七九民主先声，八九街头抗暴，九八冲击党禁，三件大事，有如三座巍峨的丰碑。一个人，只要做过其中一件事情，就不虚此生了，而王东海先生却三碑高耸，这是怎样的伟岸者？为此，我献上挽联一对：
七九八九九八往事历历已成碑；四六一二六六一生匆匆归国清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身后留其名
凡是接触过王东海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在浙江民主运动中，他所依仗的，并非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决策才能，也绝非精明老道，洞明世务的组织才干，而是他特有的魅力。就他的秉性而言，他擅长的是感觉而不是推理，他热爱的是生活，是艺术的真善美，而不是政治。早在临平狱中为浙美院的三个学生裱画时，他就爱上了油画，晚年经济陷于困顿时，他一直在三墩的廉租房内潜心作画；如果命运可以让他自己选择，他所选择并为之奋斗的事业，必定是美术而不是政治，但是，上天却让他在民主运动中铸就了他的辉煌。在民主运动中，与其说他是一位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不如说他是一位幽默温厚的兄长，一个苦难中如父如兄的精神安慰者，一个人见人爱的老顽童，一个全国各地异议朋友的接待者，一个人性真善美的执着追求者。上天选择这样一个反政治的人物作为浙江民主运动的旗帜，自有牠的智慧。
这是一个只有爱，没有仇恨的人。他爱所有的人，不仅爱朋友，爱异议人士，也爱监狱管教，爱公安国保。老驴的家，是浙江所有六四难友的家，也是全国各地异议人士甚至江湖落魄者的停靠站和避风港。从临平省四监出来的难友就不必说了，全国其他各省——北京的李海、甘肃的王凤山、山东的王金波、安徽的吴义龙、广西的李志友、云南的欧阳小戎……光凭我的耳闻目睹，名字就可以列出一长串。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对那些萍水相逢的人，他也时时流露出爱意。4月23日那天下午，他坐黄包车来到望江门我的书房附近，我迎上前去问车夫：“多少钱？”车夫回答“八块”，老驴一边挡住我递钱出去的手，一边将一张十元纸币塞到车夫手中，当车夫欲将两枚一元的硬币找还时，老驴又微笑着按住了车夫找钱的那只手，示意他不必找了——我不禁为自己刚才怕车夫多要钱而羞愧。记得临平狱中，有个被我们称为阿毛的狱警，因喜欢折磨犯人，难友们个个避之如瘟神，唯有我们的老驴能够与之亲昵如友，阿毛看见老驴也总是眯着眼睛和颜悦色地笑。
人们都知道刘晓波在法庭上有句名言：“我没有敌人。”却少有人知道，长期以来，我们的老驴东海兄弟一直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
老驴凡身俗骨，却又超凡脱俗。他自认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却对基督教有着天生的好感，同时对佛教文化也具有浓烈的爱好。这次在临海游玩期间，我跟他谈及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极表赞成，说基督教是亲民主的，认为基督福音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有利于宪政民主的实现。他喜欢美食，但并不是一个饱食终日的饕餮之徒；他难免情场薄幸，但却十分尊重妇女，绝对是一位虔诚的女权主义者。他为人处世粗枝大叶，但待人接物却又细致入微。他讨厌陈规陋习和繁文缛节，外出时却又入乡随俗，礼仪周全。在我的印象中，对历史人物，他最崇拜的是孙中山，最反感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常绘声绘色地拿他们之间的主奴关系来调侃。或许，他身上的这些精神特质正是使他成为浙江民主运动标志性人物的内在原因。
东海走了，老驴走了……“尘世再无王东海”，这是我们共同的凄凉和惆怅。他来我家时特意为荆妻买的水果还在，这些天，睹物思人，我和老妻实在吃不下这些水果……仿佛是在梦中，好端端活生生的一个朋友，怎么就永远无法相见了呢？如今，我和东海已是人天两隔，我再也听不到他对我的调侃和揶揄了……想起东海遗体火化的那天，便衣密布，警员穿梭，天台殡仪馆如临大敌，我的东海兄弟，这位善良得像一头驴子的人，为什么就不能献花圈，不能放哀乐，不能开追悼会呢？我曾经叹息家属对权力的过于屈从，但思前想后，即使能挣得世俗的正常哀悼权利又怎样呢？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身后留其名！他的葬礼，实在是应该不同于凡俗的，这样的人既然死于国清寺，也就应该葬于国清寺，就像当年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后来葬在西湖边上一样。我相信，总会有这一天的！
2012年5月11日初稿，14日定稿
（感谢陈龙德在此文写作过程中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