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秀芬转自博讯网
林牧老先生刚去世的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国内朋友打来的电话，通知我这一悲痛的消息。我于是紧急向先生家打电话，没有人接。我于是就给江棋生先生和许良英先生打了电话，他们告诉我他们也已经得到此悲痛的消息了。我后来还给国内其他一些朋友打了电话。然后我再给林牧先生家打电话，是郑保和接的电话，他告诉我林牧先生遗体刚送往殡仪馆。我请他代我和我夫人向林牧先生家人表达我们对林牧先生的追悼。后来我和吴双印也通了电话。表达同样强力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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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林牧先生有数次见面，听他的教诲。第一次大约在1994年秋天，我和王丹分别去西安与西安朋友见面，那次我与杨海、吴双印等人一起几次去林牧先生家看望林牧先生。那次我也与西安的张鉴康、郑保和、郑旭光等朋友见了面。当然也和王丹一起走了一些地方，包括其中的几家书店。后来我被西安警方拘押了几天。在警察局那几天，林牧先生、郑旭光等朋友为我向警方要人。我至今历历在目。
后来，在1995年，我在杭州与林牧先生又见了面。他那次是回浙江老家，经过杭州。我们在东海家见的面。可是后来我们因为要与林牧先生会面，被警方拘押了，林牧先生也被浙江警方用飞机送往西安。后来我与林牧先生通电话，他告诉我，在整个过程中，浙江警方对他很尊重。
后来我就没有和林牧先生见过面。
1998年四月底，我应老师和同学之邀去北京参加北大百年校庆，当时李柏光等其他北大毕业生也要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我打算去北京与我们的朋友商讨注册成立中国自由正义党，我那时也跟林牧老先生通过电话，可因事关重大，电话里不能谈。后来因第二天4月25日就被北京警方拘押，十几天后被送回杭州，而未果。然后我们浙江朋友准备向浙江民政局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但同样事先电话里也无法跟林牧先生商量。7月10日因中国民主党事宜我被拘押后逮捕。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8月31日被更改强制措施放回了家。但是，我那时知道许良英先生、林牧先生、丁子霖先生、江棋生先生等都是反对的。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也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后来的结果也证明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当时想施加影响，放慢步伐，但我已经无法有有效手段了。后来，西安傅升来杭州，要发展中国民主党陕西筹委会，我跟林牧老先生、杨海通过许多电话，由于林牧先生、杨海等一批西安朋友都不同意，所以我确实要求傅升跟西安朋友商量后再决定，我与杭州有些朋友的立场有了很大的不同。我当时有很大的压力。后来中国民主党被镇压。应该说我们事先是有心里准备的，但损失太惨重了。可我认为言禁和党禁是需要冲击的，当然确实需要考虑成本和代价。但98组党代价太大了，我一直感到很对不起我们这些朋友们。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思考和探索新的方式，更广泛地听取各方意见。今年，我确实和其他朋友一起，还想探索新的实践，所以我们一起写了长篇文字，“中国民主运动战略转型探索”，给许多我们的朋友和各方友好探讨，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公开发表。我也发了一份给林牧先生，他看后有一些好的评价，但我明白他并不同意我们的发展中国民主党的做法，他很担心成员被判刑，事情失控。我也深有同感。但是我经常想中国这么大，没有组织的力量，靠个人是无法完成中国的宪政民主转型的，中国真的很大，现代民主转型真的很复杂很困难，即使中共有心要转型，也是不可能的，需要平衡力量，而单个的个人或小群体很难起到平衡力量。更何况中共基本上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的转型最好的方式当然是通过提升选举的方式，走出一条民主的道路，以防止转型失败各种野心家争斗导致国家大的动荡和分立，普通老百姓吃苦。因为真的选举是对野心家成本很高的。因为要接受民众的认可和监督，要化很大的精力，而且候选人要对自己的行为严格约束，因为竞选就要公开媒体，每个想成为公众人物的人的整个人生言论行为都要被媒体和百姓监督，成本很高，收益有限，因为权力会被有效监督、制约和控制。而较大范围的自由而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确实要二个以上独立的政党才能实施。而真的民主政党只有靠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财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公众接受度等实力以及个人道德人品才能竞争出候选人，成本很大，并能被政党成员和选民公众控制，这样许多野心家就会知难而退，而且野心很难施展，这样的转型是可控的，而且必然是民主的。但是如何才能发展出独立的政党，等中共分立吗？一方面没有外界有力量的影响，中共是不可能分立的，另外，如果没有平衡力量，中共的分立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不可知的，很有可能是一场内乱。当然也有可能例外。但从中国近代史来看，我很担心。因此，我决定与我们的朋友一起继续探索可能的道路。真的对不起，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思考和实践，但我们的心应该是想通的，我们都想在中国早日实现宪政民主，我们都为此不断努力。
尽管我们对有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我内心是非常尊重您的。而且我也非常知道您对我的关心和救助。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因此我一直都不敢面对丁子霖母亲等64难属，我总认为89年我作为参与者是有责任的，我无法面对64难属。虽然我与江棋生早就相识，而且江棋生先生也与我说过让我去看望丁子霖母亲，但我真的不敢面对丁子霖母亲等64难属，当时林辉与丁子霖老师有联系，而我以每年64期间的数天绝食以对自己励志。我希望中国早日完成宪政民主转型，之后，我才能面对64难属。可是真的很难，这一次林牧先生您去世了，我真的好想给丁子霖母亲打个电话，可我只能哭泣。我无法面对。
林牧先生，您在那面过好了，我最近有时常常想即使对我来说也许这是一个解脱。
